塑造“治天下”的首要條件是整個國家權力體系的執行力。高執行力意味著同等水平的行政效率，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最大範圍內，完全貫徹皇帝和臣子的想法，從而帶來預期的效果。
另壹方面，如果權力體系沒有必要的執行力，政令也不過是宮庭的繁文縟節，皇帝再能幹，官員再優秀。以明末為例。崇禎和朝臣多次加稅，可征收的錢數始終沒有增加，這是官僚徹底喪失執行力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崇禎作為始祖朱元璋的能力是無濟於事的。
新建立的王朝壹旦穩定運行壹段時間，官僚體系自然開始膨脹，機構臃腫對應的是執行力的下降，而執行力的下降對應的是國家層面的反應遲緩，內憂外患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處理，最終積重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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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治天下和盛世的其他條件；
第壹，賢明的皇帝是保證盛世出現的重要前提。
如上所述，盛世的前提是亂世的出現。但是，有時候亂世過後，未必有盛世。比如晉武帝司馬燕，結束了三國的混亂和紛爭，成為繼秦始皇、漢高祖、漢光武帝之後第四個統壹全國的皇帝。他即位後，積極上進，順從百姓，減少賦稅，國家隱約出現了“富強”的跡象，然而他在統治後期卻迷茫了，沒能延續這種勤奮，反而沈溺於享樂，致使西晉在他死後很快陷入混亂。
所以，賢明的皇帝是盛世出現的另壹個必要條件。我們需要遇到像唐太宗、文帝這樣英明的皇帝，在他們的英明領導下，逐步消除亂世帶來的影響，讓國家步入正軌。
當然，盛世的出現遠不是壹朝壹夕形成的，而是經過幾代人的積累。就像中國歷史上的三次盛世，不可能在王朝剛之初就形成盛世，往往是兩三個皇帝甚至更多代人積累之後的盛世。
在這個過程中，要保證接班人不昏庸，能把老祖宗打下的基業發揚光大，這樣才能形成盛世。而在人治的古代社會，歷代賢明君主幾乎像中彩票壹樣稀少，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盛世的原因。
第二，盛世的出現得益於亂世提供的經驗教訓。
俗話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亡”。每個朝代都會總結上壹個朝代滅亡的教訓，以保證自己國家的穩定延續。盛世的出現正是得益於之前亂世提供的經驗教訓，讓統治者明白人民需要什麽，或者如何治理國家才能避免這種情況，這就為盛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漢朝建立後，漢朝的統治者都知道秦朝的滅亡完全是因為暴政。因此，他們在漢初實行“無為而治，與民同息”的政策，經過幾代皇帝的積累，最終形成了文景之治。同樣，清朝建立後，統治者也經常把晚明的弊端作為自己施政的參考。
明朝的滅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人民的過度剝削和黨派之爭。萬歷年間，加在百姓身上的“三薪”埋下了明朝滅亡的隱患，然後到了明朝後期，加在百姓身上的賦稅只是多了很多。所以清朝入關時，鑒於明朝滅亡的教訓，把稅收定為歷代最低，提出了“永不加稅”的原則，這是壹個原則。
從康熙到乾隆壹直遵守，乾隆多次免除全國錢糧，從而促成了康贛盛世的形成。對於“黨派之爭”，清朝從康熙到乾隆，三皇不遺余力地打擊親信，從而使清朝成為歷史上最輕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