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artzi和Thaler提出的MLA理論引起了理論界的極大興趣，許多學者對於這個理論本身是否正確進行了研究。絕大多數的研究是通過心理實驗來直接驗證人們這種心理特征是否存在。這些研究不但證實MLA在不同的實驗環境以及在團隊決策下都普遍存在，而且增進了人們對於信息在MLA中的作用的理解，提高了對MLA的理論認識水平。
Thaler、Tversky、Kahneman和Schwartz首次運用心理實驗的方法提供了直接證據。他們設計了如下的實驗：實驗對象可以投資於兩個基金，壹個是與實際的某5年期債券相對應的低風險基金，另壹個是模擬股票指數基金的高風險基金，兩個基金的預期收益都為正。實驗對象必須通過體驗了解風險和收益的分布。通過對1個月、1年以及5年評估期的比較發現，評估期的加長可以減少損失的體驗，因而提高對風險資產的投資比例。
Gneezy和Potters也設計了壹個相似的紙筆形式的實驗，得出了相同的結果。實驗分為十二輪，參加者在每個反饋期期初獲得200美分的初始稟賦並進行投資。風險資產為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損失全部投資、三分之壹的可能性贏回3.5倍投資數額的彩票，參加者完全了解資產的概率分布。參加者可以考慮兩種處理方式：壹是“高頻率”處理方式，實驗對象可以決定在每壹輪投資多少，並在每壹輪之後得到收益的反饋；另壹種是“低頻率”處理方式，實驗對象可以每3輪決定他們的投資數額並得到收益反饋。在“低頻率”處理方式中，實驗對象對風險資產的投資明顯比“高頻率”處理方式多。這說明，更長的投資評估期使得有正的預期收益的風險資產的吸引力增大 J。
在早期的這兩個實驗當中，“信息反饋頻率”和“投資調整周期”被用作“短視”的代理變量。前者體現了信息對短視的影響，而後者則體現了投資調整行為對短視的影響。後續的研究分三個方向：首先，壹些學者在不同的實驗環境或條件下復制了早期研究，為早期研究提供了穩健性證據。Gneezy、Kapetyn和Potters在2003年的文章中指出，早期的研究僅僅關註了個人的決策而忽視了市場的相互作用。他們實驗模擬了市場競爭環境，風險資產的交易價格由拍賣機制決定，且不許賣空。交易者期初都會得到200美分的現金和3個單位的風險資產。實驗分成“高頻率(每期提交其投資額並獲知收益)”和“低頻率(每3期提交其投資額並獲知收益)”兩種情況。他們發現，低頻率情況下的風險資產價格明顯高於高頻率的情況。這與之前關於MLA的實驗結果壹致。
Sutter認為，MLA在團隊決策當中是否存在還沒有得到證實。基於此，他在心理實驗中加入團隊。研究發現，團隊決策也具有MLA的特性，但同時，團隊投資於風險資產的數量要高於個人。這個發現不僅證實了MLA，同時與Stoner得出的“團隊傾向於做出比團隊中個人平均水平風險更高的決策”的結論相壹致。Hai 和List使用芝加哥交易所的交易者復制了Gneezy和Potters的實驗。他們發現了更強烈的MLA效應，也就是說，MLA在專業交易者的情況下也得到了證實。
其次，壹些學者深入探討了信息對於短視的影響。Montgomery和Adelbratt較早地探討了信息提供對博彩的影響。他們發現，在重復博彩中，預期價值的信息對實驗對象的選擇具有重要影響。Lopes以及Redelmeier和Tversky也發現了信息對實驗對象的選擇具有影響。Benartzi和Thaler對他們1995年的文章當中對投資評估期似是而非的解釋進行了補充。他們通過心理實驗發現，明確收益的分布能夠克服對短期損失的厭惡；對收益分布進行描述比重復博彩更容易使人們願意接受博彩。如果能夠為實驗對象展示穩定、長期的收益分布，則人們更願意持有風險資產，投資者最多會持有90%的風險資產。
Barron和Erev認為，決策者並不具有收益分布的客觀先驗信息，因而，需要進行基於信息反饋的決策。他們在最小信息重復選擇任務下做了實驗，實驗對象既不知道收益分布的先驗信息，也不知道收益是從既定的收益分布中隨機給出的。他們發現，通過信息反饋的體驗，可以提高風險資產的吸引力，損失厭惡在實驗中也得到了驗證。上述研究表明，風險資產收益的分布信息對於投資者的視野有著重要的影響。
最後，壹些學者對信息反饋頻率和投資調整周期進行了分離檢驗。早期研究中，信息反饋頻率和投資調整周期是同步進行的，它們單獨的影響和相互之間的作用沒有得到關註。Laxlge~和Weber采取了遞增的回報方案，即下壹期的初始稟賦等於上壹期期末的總財富，而不是像先前研究那樣每期期初重新分配壹個等值的初始稟賦。他們發現，風險資產的投資水平同時受到信息反饋頻率和投資調整周期的影響。增長投資調整周期和降低信息反饋頻率，都會使實驗對象提高對風險資產的投資水平。Bellemare、Krause、Kroger和Zhang分離出了兩種因素單獨的影響效果。他們的基本實驗設計與Gneezy和Potters相似。研究發現，MLA可以完全由信息反饋來解釋。Felner和Sutter復制了Gneezy和Poters的實驗設計。為了驗證投資調整周期的影響，他們固定了反饋頻率並使投資調整周期變動。他們發現，相對於經常的反饋和較高的投資調整靈活度，較少的反饋和較低的投資調整靈活度會增加在風險資產上的投資，這與Gneezy和Potters的實驗結果相壹致。同時，他們還發現，投資靈活度是行為形成的關鍵因素，即使回報的反饋很頻繁，較低的投資靈活度或者說較長的投資調整周期，也會提高對風險資產的投資數額 。
當然，也有壹些學者對MLA理論的普遍性提出了質疑。anger和Weber利用預期理論的效用函數，通過理論推導，發現MLA雖然在大多數情形下是正確的，MLA的成立依賴於風險資產收益的分布，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會得出相反的結果。他們舉出了壹個反例—— 風險資產的損失概率小而損失數額大。進而，他們通過心理實驗證實了這壹理論發現。然而，在他們的反例當中，雖然風險資產預期收益為正，但是在參數正常取值範圍內，通過預期理論計算的效用卻小於零，因此這個反例並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上述研究在各種不同條件下采用心理實驗的方式對MLA進行檢驗，研究結果表明，MLA是壹種穩定的、普遍存在的行為特征，資產收益的分布信息對投資者短視的程度有重要的影響。這些研究為加 的存在性提供了重要的現實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