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壹期《時代》雜誌，壹篇題為《剝開殼的笑聲》的報道把英達的情景喜劇和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湖南電視臺《真情對對碰》並列，稱它們“壹反中國的傳統，讓人民公開表達他們的感情”。10年前，說不好是思想解放了嘴巴還是嘴巴解放了思想，這種叫做情景喜劇的舶來物用密集的俏皮話，把市井生活中對嚴肅的調侃與消解搬上了最大眾的媒體———電視。《我愛我家》裏，文興宇扮演的離休老幹部壹本正經的舊式思維與官方話語遭到兒孫輩的無情嘲笑，讓這部中國第壹情景喜劇在北京電視臺播出6集後被掐，首都人民不得不通過河北電視臺的覆蓋繼續他們每晚20分鐘的歡樂。
重看《我愛我家》成了壹種懷舊的體驗，比如賈誌國告訴誌新，和平逛街去了：“不就是燕莎藍島、賽特長安，完了再到城鄉轉轉。”當年赫赫有名的幾大商場如今早淹沒在無數新秀的身影中，我們依稀記起彼時進商場儀式般的快感。10年過去，雖然水準有限，中國情景喜劇還挺紅火，我們在其中看到更多自己身邊的城市，城市的生活，生活的態度。
和平逛完“燕莎藍島、賽特長安”，買回的是壹堆“金剛砂”牌手紙，因為是有獎銷售。的確曾經有那麽壹段日子，幾乎壹切與錢有關的事務都以“有獎”方式進行，甚至居委會的各種收費。老傅是這麽說的：“獎券就是舊社會上海灘的彩票，就是變相的賭博。跟跑馬賽狗沒什麽兩樣，就是鼓勵壹本萬利不勞而獲的思想，就是培養寄生蟲嘛！”而和平所中“香港7日遊”大獎，七折八扣，最終成了壹紙終身免費使用手紙的證明……現在“寄生蟲”這個詞的意義怕是僅存於醫學領域了，樓下便利店的各種彩票售賣機由不得妳過其門而不入。有幸中獎，現金是不折不扣拿得到的———事實證明，人民需要彩票。
過去老傅對吉尼斯世界紀錄的評價是：“搞什麽名堂！如果他力氣那麽大，可以讓他去耕地嘛，也可以節省幾條耕牛嘛。”在今天大家熱衷於以各種交通工具“飛越”長江黃河的時候，這樣的話聽起來好像倒還有些入耳。
梁天扮演的賈誌新在當時大概是新中國第壹批“閑人”，號稱開著三五家公司，每天“進出數十萬”。但整天在家也不用上班，拎起電話就是：“給我上批盤條，有多少要多少。”----知道盤條為何物的年輕人，怕是不多了。老傅斥其為不務正業，但今天他這樣的人叫做“SOHO”，是無數小資青年憧憬的生活工作方式。
和平走穴，跟女兒圓圓列數同臺的大腕：“也就是阿敏阿玉阿英、阿東阿歡阿慶、說相聲的阿昆阿鞏阿文、演小品的阿宏阿山阿丹……說大鼓的，腕兒最大的就是妳媽了。”這是那時我們的明星，還沒有緋聞、漏稅，“走穴”已經是大眾對他們半理解半眼紅的最大質疑了。
被調侃最多的，是老傅。與他不加掩飾的種種小毛病相伴，老傅冠冕堂皇的語言和舉止尤其可愛。
老傅是老革命----“建黨的時候，他們12個人在船上開會，是不是您在門口給放的哨啊？”
老傅要面子，怕誘惑----“萬壹我要是晚節不保，後人怎麽評價我呀，我的追悼會還開不開啊？”
老傅很先進----“我看這個第三者的問題就不能壹概否定。這個戀愛自由，婚姻自主，這是我們壹慣的政策。”
《我愛我家》用冠冕堂皇的語言包裝了壹個退下來的官員，再用凡人都有的各種“庸俗”想法徹底化解了我們曾經習以為常的“嚴肅”，此後我們的語境變化巨大。
情景喜劇不只是消解官方話語。1993年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落敗，在演員關淩的自傳中還記錄了《我愛我家》劇組成員為之落淚的往事。但《我愛我家》在那之後不久，以幾乎讓人註意不到的壹幕，拂去了人們的失落：誌國調侃和平：“我看妳早晚得當上街道主任，早晚戴壹紅箍、滿大街溜達，舉壹小旗兒站崗，多威風啊。”和平不服：“妳以為那紅箍是好戴的吶？”言罷從兜裏套出壹個紅袖章，鄭重地念起上面印的紅字：“迎七運，盼奧運……哦不對，這是什麽時候的了。”把袖章翻過壹面：“迎接世界婦女大會。”----壹枚節約資源的袖章，把往事拋回過去，舉重若輕地揮別，正是市井智慧和底層生態的經典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