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大學作為壹所重點大學，屹立在祖國的西部，在比較艱苦的環境下能長期保持較高的教學質量，較多的科研成果，是由諸多因素形成的。如國家對教育全局的部署、教師的認真負責、學生的勤奮努力等等。但在諸多的因素中，不能不談到，起著重要作用有遠見卓識的三位校領導。他們就是江隆基、林迪生、辛安亭。這幾位校領導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都給蘭大留下了寶貴遺產，形成了刻苦、樸實、嚴謹的校風。
壹、辛安亭
辛安亭（左）與教師交談
辛安亭是解放後最早到達蘭大的，與其他兩位相比也是最後壹個離開蘭大的。1949年蘭州解放，他以首席軍代表的身份接管蘭大。經過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和短暫的蘭州會戰，原本簡陋的學校已是壹派破敗景象。學校停課，人員流失，師生都處於待援狀態。就在這時辛安亭走進了蘭大。他以和藹可親的態度、實事求是的作風和踏實苦幹的精神，以身作則地宣傳黨的政策，很快穩定了局面，同時他本人也贏得了廣大師生的擁護和愛戴。不久辛安亭被調到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社長和總編輯是葉聖陶），負責中小學的教材編寫工作。辛安亭這次雖在蘭大呆的時間不長，但是正是他打開了蘭大新的壹頁。辛安亭在教育出版社工作期間，壹方面組織編寫教材，另壹方面還用他獨有的文風，言簡意賅，鏗鏘有力和帶有韻律的語言，撰寫科普書籍，普及歷史知識。如他寫的歷史歌中有這樣幾句“夏商周秦西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及兩宋，元明以後是清朝。夏朝以來四千年，公元前後各二千。東漢以後公元後，西漢以前公元前。”雖只有短短幾句，卻把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勾勒得十分清楚，對初學歷史或有壹定歷史知識的人都會有幫助。
辛安亭第二次進入蘭大已是文革的中後期。他是被作為“解放”後落實政策的“三結合幹部”進入蘭大領導班子的。以他的作風和當時掌握實權的造反派是無法融合的。他當時的處境有點像海瑞罷官中的海瑞，既無能為力，又絕不屈從，處於孤立狀態。也正因此他得到了廣大師生的同情和支持，成了拒抗力量的代表。有壹次我問他，在這樣的條件下，怎樣工作呢？他說：“不要怕，不理他們，趁著有時間多讀書，多思考些問題，將來是會有用的”。他拿起壹張紙片寫道：“君子立本，本立而道生”。他要我堅持多讀書，多研究問題，形勢總有好轉的壹天，要為那壹天作準備。
我最後見到辛安亭已是80年代後期。他生了重病，住在北京腫瘤醫院。他穿著壹身病號服，面色蒼白，顯得老多了，但他仍坐在床上修改稿子。我們倆人談了很久，也談了很多，唯沒有談病情。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癥，也知道時間不多了。但他把生死看得很淡。活壹天就要做壹天的事，視死如歸，是壹位真正的大丈夫。臨走時我問他有什麽事要我做。他微笑著說“沒有，沒有，壹切都很好”。他去世我從朋友那裏得知，他當時正有壹些苦惱事，但他從不向人開口，也不給組織找麻煩。
辛安亭給蘭大留下的最大的遺產是：作正直的人，作有骨氣的人。
二、林迪生
林迪生（中）與辛安亭（右）、劉冰（左）在壹起
林迪生是在蘭大工作時間最久的壹位領導，差不多上個世紀整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在蘭大工作。即使八十年代他離開蘭大後，每年也要回到蘭大看看。他把蘭大當成自己畢生精力投入最多的地方。他愛蘭大的學生，愛蘭大的教師、蘭大的壹草壹木。人雖走了，但這份情誼是割不斷的。
林迪生是日本留學生，壹生從事教育工作，辛安亭走後，他由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副部長改任蘭大校長。蘭大多項重要事項都是在他的主持或參與下完成的。如新校址的選定和建設，重點大學地位的爭取和確定，多名著名教授的聘請和委任。如朱子清、劉有成、徐躬藕、鄭國锠、呂忠恕、趙儷生等，都是經過他爭取而到蘭大任教的。
林迪生中等身材，腰部微駝，說話時總是帶著微笑。說著壹口帶有濃重浙江的鄉音，慢慢的，軟軟的。他給我的印象是和善、樸實，毫無鋒芒。但在實踐中，他是個外柔內剛的錚錚鐵漢。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他是蘭大唯壹持不同見解的人，他反對在學生中劃那麽多右派，反對給壹些教授戴右派的帽子。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他的支持者太少，力量太懸殊了。蘭州大學還是錯劃了壹大批右派，但無論如何林迪生還是表示了他的意見，而且堅持到底。但到後來他本人也未能幸免，受到了批判，當作“白旗”剝奪了工作的權力。
在文革時期，有壹次我和林迪生同臺接受批鬥，不管造反派提出什麽問題，用什麽言詞，他都不慍不火，只用簡單的語言回答有或沒有，態度始終平和如壹。批鬥完了，我倆壹起走下臺，我發現他身體左右晃動，我趕忙扶了他壹把。我震驚了，感到他的手那樣有力，那樣硬，像鋼鐵壹樣，正燃燒著滿腔怒火。剎那間我深深感到這就是林迪生，這就是綿裏藏針的林迪生。
林迪生，對年輕人和學生始終是抱著愛護、原諒的態度。除了平時他對學生的關懷外，有壹個突出的實例讓我難以忘懷。也是在文革中，有壹次批鬥會，他被人從樓梯上推了下來，胸部和肘部等多處骨折，面部青腫，在床上躺了兩個多月。但他始終不談是哪個系，哪個班級的學生把他推下來的。有壹次我向他問起這件事，他只說了壹句“我們有責任啊！”就是說我們沒有把學生教育好，沒有盡到教育的責任，這是何等胸懷啊！但對有些人他是不原諒的。原來蘭大有壹位副校長，多次在學校制造事端，在文革中繼續給林迪生制造不實之詞。對這樣壹個人，林迪生是針鋒相對，寸步不讓，每當兩個人***同出現在壹場批鬥會上時，林迪生都會壹改平時的態度，聲嚴厲色地進行批駁。當時很多人不了解，林迪生在這壹場合怎麽變成另外壹個人呢？我想恐怕就是愛憎分明吧。
三、江隆基
江隆基是1958年底調進蘭大的，1966年夏被迫害去世，***工作七個年頭。比起前兩位領導，他是在蘭大工作時間最短的壹位。不過他是領軍人物。如果只有前兩位領導，蘭大還不足以確定在全國大學中的地位，不足與名校比肩。就像是畫龍點睛人，他就是那個點睛人。
1958年，江隆基到蘭大之初，他是毫無辦法的。當時大煉鋼鐵的高潮才結束，到處是高爐的蹤跡，大躍進、公社化的余威尚未全退，各式各樣活動仍沖擊學校的工作。1959年上半年雖稍微好了壹點，下半年又搞起反右傾運動，繼續是個很緊張的局面。1960年又來了“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大搞超聲波、半導體、管道化和運緣雜交，以非理智性的態度對待科學研究。他雖然看到了問題，做了不少調查研究，但無能為力。伴隨著這種局面而來的是糧食的短缺。夥食質量和數量都每況愈下，學生吃不飽，教師也挨餓，浮腫現象出現了，師生中出現了廣泛的不安。
任何事物的轉變都是要壹定條件的。1962年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不久又公布了高教六十條，這就給江隆基創造了壹個發揮才能的機會。他首先是調動人的積極性，調整幹群關系，師生關系，青老關系，給壹些人恢復名譽，摘掉帽子，安排工作。有些人他親自登門道歉，提倡拉拉手，各自多作自我批評，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其次，整頓教育秩序，停止各種評比活動（如體育、衛生等等），限制總支和支部的權力，不允許隨便停課，不經請示不許批判個人。重新制定開學、放假、考試和作息時間等制度，壓縮勞動時間。每天上課前他都要在教室前看壹看，看是否都按時上課了，有沒有不開課的，有時他還親自走入教室和學生壹起聽課。第三抓教學質量。他提倡好教師上第壹線，老教師上第壹線。在他的努力下，多年受排擠有經驗的教師都走上了講臺。各系的開課計劃都要經過嚴格地審查，凡是安排不當的都要調整。第四抓科學研究工作。對高等院校來說，科研與教學是互為因果的，如果沒有高質量、創造性的科研工作，教學質量是提不高的，如果只抓科研工作而忽視教學工作，那也失去了傳道授業解惑，培養人才的意義。江隆基很好地處理了這兩種關系。在安排好教學工作的情況下，著力抓科研工作，恢復了壹些停止已久的科研項目，幫助壹些教授改善實驗條件，撥足經費，配備助手，建設有機、細胞、核物理、磁學等重點實驗室。經過這壹系列工作，學校各項工作走上了正軌，教師有了自己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學生有書讀了，出現了安定和諧的局面。有壹個從北大剛調入蘭大的教師叫葉開沅，他說：“想不到在西北這個地方，還有這樣好的教學和科研環境”。這可能就是對當時江隆基領導的學校工作的真實評價。
事情就是這樣，就這幾項措施就把學校穩定下來了。人們的主觀願望必須符合客觀需要的要求。江隆基的幾項措施正是符合了當時的要求。因為經過長期的運動，教師要教書，學生要學習，人心思定呀！抓著這點也就抓著了人心，學校的秩序也就恢復了。在這段實踐的基礎上，他寫了著名的論教育“八條”。這是江隆基教育思想的概括，也是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經驗總結。
當寫到這裏時，我不能不談江隆基的人格魅力。他是壹個正直的、敢於直言的人，是壹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他從北大調到蘭大，實際上是壹種懲罰、是壹種流放。原因是他在北大反右運動中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有些教授雖說了壹些錯誤的話，但並不反黨，不應劃右派；有些學生出於無知，作了壹些錯事，也不應劃右派。更為嚴重的是，當陳伯達發表“為建設***產主義新北大而奮鬥”文章時，他表示了不同意見，認為“沒有***產主義的物質基礎，怎能建築***產主義的上層建築？”並拿起電話把自己的觀點告訴了陳伯達。陳伯達雖然口頭客氣，說“可以討論嘛！”但心懷不滿，而康生則直接得多，他說江隆基“思想僵化”，“嚴重右傾”。反右還未結束他就遭到了批判，並決定調離北大 ，到偏遠的蘭大任職。江隆基是個不屈服的人，他到蘭大仍然帶著不改過去的作風，實事求是、不畏權貴的思想處理問題。他常說壹句話是“我是吃西北老百姓的糧食長大，應當好好為人民服務。”如果說江隆基在學校的治理上取得了成績的話，那麽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他人格的魅力。因為師生相信他是正派的人、無私的人、是壹心努力辦學的人。我個人認為如果把江隆基的教育思想、政治修養和道德品質比較的話，前兩者是第二位，道德品質才是第壹位的，是最值得懷念的。
正當江隆基的教學改革取得壹些成績之際，1964年春節毛澤東主席發表了春節談話，對教育工作進行了嚴厲地批判。認為當前的教育是拿學生當“敵人”“搞突然襲擊”，提倡“少而精”“開卷考試”。整個教育界又處於茫然狀態，大家都不知道怎樣辦了，學校工作只是靠慣力的推動緩慢前進。緊接著開展了“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也開始了，教學改革工作徹底停止了。江隆基也屈死在這塊他為之奮鬥多年的土地上。
歷史的考驗在飛速的前進，不久將迎來蘭大百年校慶，回憶這些往事，既有責任的壹面，也有希望的壹面。希望蘭大更加輝煌，出現更加耀眼的領導人，希望有更多的科研成果，更高的教學質量和為國家培養出更多的棟梁之才。
作者簡介：
崔乃夫，1928年生，河北昌平（今屬北京）人。1947年在中法大學學習。1948年加入中國***產黨。次年入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和工作。建國後，歷任中***山西省委書記秘書，全國代銷合作總社科長，29歲時成為蘭州大學常委宣傳部部長、教務長，文革期間任蘭州大學林場場長,文革後曾任蘭州大學黨委副書記,1978年調任國家民政部，先後當了11年的部長。是中***第十二、十三屆中央委員。
崔乃夫任部長期間，對中國的民政事業作了大膽的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包括農村扶貧、養老、救災救濟、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事業，中國的社會福利失業和社會保障事業在市場經濟改革後有了新的嘗試模式。
崔乃夫是中國現代公益事業的拓荒者，他不僅創辦了中國第壹張彩票、第壹個社區誌願者組織，還是中國最大公益組織——中華慈善總會的創辦者和第壹任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