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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綠洲的發展或消亡有什麽關系?

西北綠洲發展階段

自然和地理因素(冰川、地表水、地下水、地質地貌、氣候等)的結合。)決定了綠洲的存在和分布,可以統稱為綠洲的發生因素。然而,綠洲的進壹步發展和興衰受“人”的因素制約,人類活動決定著綠洲的發展方向。天然綠洲是在沒有人為幹預的情況下,以水為主導因素塑造的自然生態景觀。氣候變化引起的河流水量劇烈變化是綠洲興衰的關鍵。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和生產活動的日益頻繁,幹旱地區的綠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壹些古老的自然綠洲逐漸被改造,新的綠洲在人類活動的影響下不斷擴大。這種由人類管理和建設的生態系統,使其進入人工綠洲階段。此後,綠洲的演變除了受自然條件的控制外,還越來越受到人為因素的影響,人類活動往往占據主導或決定性的地位。中國西北幹旱區綠洲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原始綠洲階段。原本在自然條件惡劣的沙漠地區發展起來的綠洲,都是天然綠洲。人類開始在這些有水有樹有草的地方生活,然後形成了壹些原始部落。他們或漁獵,或農耕,有選擇地適應和利用綠洲,成為影響綠洲的因素。考古資料顯示,早在新石器時代,隨著原始農業的發展,人們就在綠洲地區生活和進行生產活動。這壹時期的農業文化遺跡在中國西北幹旱地區的新疆、甘肅河西走廊和寧夏發現得越來越多。新疆綠洲地處中國與西方的十字路口,東方與中原、西方與中亞、歐洲都有聯系,民族遷徙與融合頻繁。因此,受東西方文化的影響,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綠洲文明。在新疆北部和南部,自新石器時代以來,文化遺址廣泛分布。如哈密的七角井、三道嶺;吐魯番的阿斯塔納、鴨綠湖、青格爾;烏魯木齊南郊的柴窩堡和南山礦區的魚兒溝、阿拉溝;塔裏木盆地周邊的且末、民豐、玉田、皮山、疏附、巴楚、柯坪、阿克蘇、庫車;天山北麓的雷姆、吉木薩爾、奇臺、伊犁河谷都有發現。特別是在烏魯木齊的阿拉溝墓地、精查的五虎溝墓地、輪臺群的巴克墓地和帕米鄉嬰兒墓地,都發現了早期鐵器。現已確定為公元前10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末,比大陸發現的鐵器更早,與彩陶、青銅器同處。似乎鐵器在這裏流行已經有壹段時間了。塔裏木盆地的農業發展很早。通過對孔雀河下遊公共墓地出土的木制農具和小麥進行年代測定,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上述文化遺存基本代表了新疆原始社會以來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

甘肅河西內陸盆地已發現近20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尚未清理的零散新石器時代遺跡有數百處。它們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的文化。年代較早的約為距今5100~4000年,遺址分布在祁連山前河流出口附近的高扇形細土平原。這裏臨河近水,畫畫方便,地勢高,沒有被淹的危險。同時土壤疏松易播,性質較好。使用石鋤和鐵鍬等工具播種,並在附近捕魚、狩獵或收集。在甘肅省永昌縣和民樂縣發現的小米和小麥已有5000年的歷史。寧夏的溫泉遺址也有7000多年的歷史。

總的來說,西漢以前,綠洲雖然有人類居住,但由於人口少,產品都是直接從大自然中獲取,對綠洲景觀影響不大。綠洲仍處於自然狀態,並按照自然法則進化。這壹時期的綠洲灌溉是壹種無人工控制的重力灌溉。對綠洲自然生態系統的影響和改造是非常有限的。

(2)古綠洲階段。從以狩獵為主的原始農業到以灌溉為主的農業經濟發展,人類對綠洲的影響逐漸增大。在甘肅河西地區和新疆南北,特別是絲綢之路的開通,促進了餐飲、客棧和商品交換的發展,出現了許多具有商品交換功能的城市或驛站城鎮。此時的綠洲農業不僅為定居的人們提供了溫飽,還提供了商品糧進行交換。綠洲經濟出現了壹定的分化,農業、手工業、商業和服務業分離。西漢開始移民屯田,使原有的農業向前發展。在甘肅河西走廊、新疆等地,大規模駐軍駐防和移民支援,“寓兵於農”。當時的西域36國(最多的時候有50多個國家)其實就是36個比較大的綠洲。其中,庫車(包括庫車、沙雅、新河)是最大的綠洲之壹,有6970戶,人口81300,駐軍125000。

公元前2世紀,吐魯番盆地已利用沖積扇邊緣溢出的泉水從事農耕。公元前60年,中國大陸人開始移居吐魯番耕種土地。公元前48年,西漢開始在此修建“高昌墻”,並設置官員管理駐軍事宜。據《漢書&;

9642;《西域傳》記載:“高昌糧麥壹年兩熟”,葡萄、瓜、桃、杏、核桃、棗等。也有生產,說明當時農業和園藝生產已經相當發達,對綠洲有很大影響。從漢代到唐宋時期,吐魯番盆地壹直是我國西部地區重要的墾荒中心之壹。樓蘭,2000多年前人口654.38+0.00萬,是壹個有“城墻”的大國。漢代將軍帶兵屯田、阻水修渠灌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綠洲農業生產體系。輪臺和渠犁,“有水澆地五千頃”。沙雅縣東南考古發現,漢代修建的大型灌溉渠長達數百裏。如此規模的灌溉農業對綠洲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公元前111年,甘肅河西走廊相繼建立武威、酒泉、張掖、敦煌等中心城市,史稱“河西四郡”,交通要道上開辟灌溉農業區,建郡35個。據《漢書&;

9642;地理:“河西四縣六萬壹千余戶,二十八萬人。”如果加上屯田的士卒,估計河西約有40萬人。大量勞動力的進入,加上中原人民帶來的豐富生產經驗和灌溉技術,極大地促進了河西綠洲的發展。西漢末年,中原壹片混亂,但河西是壹個相對穩定的地區。大批農民逃到這裏興修水利,搞種田桑,人民安居樂業。隋唐時期,河西綠洲的經濟和文化進入了壹個更加發達的時期。唐朝開元、天寶年間,河西走廊成為農桑繁盛、士富之地。《資同治鑒》中提到,當時“世人稱富人飲如隴右”。武則天在位期間,“贛州良田四十余屯”,“每年收成往往不減二十萬噸以上”。幾年收獲的糧食和布料可以供駐軍使用幾十年。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唐朝從河西購買了3765438+10萬石糧食,占當年全國總量的32%以上。這說明河西綠洲灌溉農業發達。

漢唐以前,綠洲用水僅限於農業灌溉和生活用水,規模不大,水資源處於過剩狀態,綠洲處於繁榮發展階段。雖然有些綠洲的古今位置不同,但大部分古代綠洲都得到了開發,成為現代綠洲的壹部分。因此,漢唐以前,西北幹旱區綠洲分布的基本格局已經奠定,為後來的綠洲奠定了基礎,可以作為綠洲演替的尺度和比較標準。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將古綠洲定義為漢唐時期形成或存在的綠洲。

(3)老綠洲階段。隨著人口和耕地的增長,綠洲面積日益擴大,水資源逐漸由過剩轉為飽和,綠洲開發也進入高峰期。

晚唐安史之亂後,河西走廊成為吐蕃和黨項爭奪之地。由於這些民族主要從事畜牧業,忽視農業和戰爭的破壞,綠洲經濟在隋唐時期已經失去了盛況。到了元代,“河西之地,自唐中期起,已轉化為沙漠地帶,再無往日繁華。”元朝起源於蒙古遊牧民族,統壹全國後才逐漸重視農業生產。特別是成吉思汗西征引起民族大遷徙,使得許多西亞人、中亞人甚至歐洲人進入西北幹旱地區的綠洲戍邊,屯田定居。綠洲成為了遠征軍籌集口糧、馬匹和軍餉的基地,農田和人畜用水大大增加。由於蒙元貴族任意侵占農田,掠奪糧食,河西走廊的綠洲經濟壹直處於蕭條狀態。

明朝平定全國後,統治嘉峪關。為了抵禦蒙古勢力退守草原,洪武初年即大規模移民戍邊,將北平、山西、山東等地的數十萬居民遷到西北的甘肅、寧夏、河西等地,耕種土地進行生產。永樂、萬歷年間,他們還移民到甘肅(今張掖)和亮亮(今武威)開荒。據統計,從公元1488年到公元1505年,涼州等十二衛的官軍有7萬多人,開墾土地的面積最高時達到2.6公頃。清朝統壹全國後,采取措施恢復河西經濟。清朝初年,大量的人被邀請到河西種植。比如雍正年間,邀請2400多人定居敦煌。同時,將涼州駐防改為駐防,將明朝土地歸還私人戶,免除錢糧,興修水利等措施相繼實施,使河西更加繁榮。據老縣誌記載,清雍正三年武威耕地12225余公頃。這個數量只比現有的654.38+0.52萬畝少30萬畝。可見,武威綠洲在200多年前的墾荒規模是相當可觀的。所以有“兵足食之,戰有守之,粟有鋪之,民不病饑”的美譽。“金張掖,銀武威”的傳說從此流傳至今。

但綠洲盲目開發積累的矛盾越來越大,預示著綠洲的退縮和荒漠化發展期的到來。

到1949,武威綠洲所在的石羊河流域已形成四個相對穩定的灌溉系統。當時全流域有效灌溉面積200萬畝,灌溉面積58萬畝,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再加上上祁連山植被長期破壞,涵養水源能力降低,綠洲南北用水矛盾日益嚴重。由於北部民勤綠洲缺乏地表水資源,湖泊和充水土壤的景象已成為歷史。清朝初年,為解決石羊河中下遊用水矛盾,民勤縣與無為縣之間發生多次糾紛。因此,《範縝縣誌》中專門編有“水案”壹章,民勤與武威用水比例的舊制仍可在官方文獻中找到。

(4)新綠洲階段。新中國成立後,西北地區工業、農業、商業、國防建設、交通建設、文化教育衛生事業蓬勃發展。隨著東部支援邊疆建設的人口遷移,特別是商品糧基地建設和灌溉措施的實施,用水類型和規模突飛猛進,綠洲水土資源開發的強度和廣度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時代。經過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大規模開發建設,與1988年的1949相比,新疆人口增加了3倍多,綠洲耕地規模增加了3倍多。同期河西走廊人口增長1.5倍,耕地增長1倍以上。柴達木盆地的增長率更大。

綠洲環境的惡化

綠洲的擴張壹般與人口的增長成正比。生活用水、灌溉用水的增長和水利建設是建設新綠洲的前提。人工綠洲的建立明顯改善了環境,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在這裏得到了有機的統壹,給綠洲帶來了短暫的繁榮和發展。但是,如果不合理利用水資源,綠洲的發展將達到極限階段,改善的環境可能再次惡化,成為貧瘠的荒野。

在綠洲經濟發展中,由於人們對幹旱地區水資源的特性和運行規律缺乏認識,忽視了利用規模必須與水資源承載能力相適應的道理,任意改變水系,過度利用水源,特別是上遊無節制開采地表水資源,使下遊水源枯竭,造成壹系列相當嚴重的區域環境惡化。

(1)人為改變水系布局,水資源集中在上中遊,下遊水源被切斷,湖泊萎縮幹涸。

如發源於甘肅河西走廊祁連山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大多在出境關口修建了蓄水水庫,河流受中上遊控制,下遊河床被切斷,形成了新的人工水系格局。黑河流域建了30座百萬立方米以上的水庫,攔截了大量的河流,導致河尾湖東西兩側的居延海幹涸;疏勒河的支流黨河由於在敦煌市附近修建水庫,已經與下遊斷流,終點原野湖已經完全幹涸。石羊河流域修建中小型水庫21座,切斷下遊水源。尾部的青土湖和嶽亭湖不僅消失了,還被流沙掩埋了。以南疆塔裏木河為例,最早註入羅布泊,上遊修建水庫,隨意截流利用。50年代退至臺特馬湖,80年代只能由人工水庫大西海子終止。

(2)天然綠洲衰退,出現土地荒漠化和土壤鹽漬化過程。

當地表水不能滿足灌溉需求,甚至斷流時,人們不得不轉向挖掘地下水。由於大規模開采地下水,綠洲水資源的消耗遠大於收入,地下水位開始下降,水條件的變化動搖了綠洲存在的基礎,生態環境出現嚴重衰退。植被退化消失,土地荒漠化過程開始。因此,土地荒漠化是從河流下遊的綠洲開始,逐漸發展到中上遊的。

西北幹旱區以盆地地形為主,地勢低窪、閉塞,徑流不暢,蒸發強烈。上遊各種灌溉工程的修建方便了用水,漫灌、超灌(有的地方灌溉量高達每畝600~1000立方米水),排水系統不完善,水利設施不配套,導致地下水位上升到強蒸發深度,土壤鹽分隨水分蒸發向地表集中。土壤鹽分的積累也是由於鹹水灌溉的引入,水源通過人工水庫的強烈蒸發,鹽分的濃縮,上遊灌溉的高鹽度水與下遊灌溉水的混合,增加了灌溉水本身的含鹽量。

(3)人工綠洲倒置,大面積拋荒。

在幹旱、多風、土地荒漠化的因素下,耕地壹旦拋荒,就意味著荒漠化過程的開始。資料顯示,賀蘭山、烏鞘嶺以西的幹旱內陸地區,年沙化面積421平方公裏,其中10%是外圍沙丘移動掩埋造成的,90%是新綠洲建設對資源開發利用不當造成的。

環境惡化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由於地表淡水減少,地下水質惡化,民勤湖區人畜飲水嚴重短缺,壹度出現人口流動。長期飲用鹽水嚴重影響人們的健康和生產發展。家畜壹般比較瘦,沒有脂肪,影響其服務。大量打井和井渠改造增加了生產成本,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出現了“高產貧困村”(農業增產的同時,成本增加更多,入不敷出)。

但不能說幹旱地區的綠洲開發已經進入了不能繼續發展的“高潮”階段。以水資源利用為例,目前河西走廊水資源總凈利用率超過55%,高於世界幹旱地區平均利用率。但如果與全面采用現代灌溉技術、水利用率高的國家(如以色列)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根據研究結果,即使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未來包括回用在內的水資源總利用率有望達到67%,未來凈化水量為46.2億立方米,未來灌溉面積可達1042萬~1126萬畝。

沙漠壹直被視為生命的禁區,黃塵滾滾,飛沙走石,荒涼死寂,時常風沙肆虐,蹂躪著人類的田野和村莊。這樣貧瘠的土地對人有益嗎?其實沙漠並不是生命滅絕的地方,也有綠洲點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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