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孔夷贏得了陪審團，他的生活將會天翻地覆，他不會脫下他的長袍，他會更加看不起“短外套幫”。他也會來鹹亨酒店喝壹杯。然後他會走來走去要酒要菜，可能對孩子也壹樣好。多給他們點茴香豆，丁和可能會成為“朋友”——官員們互相保護，也可能是。
鹹亨酒店的人都知道孔夷中了舉人獎，他們會表現出阿諛奉承、逢迎逢迎的味道。他們再也不會取笑他，取笑他了。店主可能會給他壹些錢，而不是問他要19塊錢的飲料，並到處炫耀孔經常來這裏喝酒，但是來這裏喝酒的文人可以得獎。
孔乙己的悲劇命運，既是整個社會環境逼迫的結果，也是他貧窮可笑的性格特征:他的“站著喝酒”，已經說明他沒有資格像那些穿長衫的有錢人那樣，慢慢走進酒店“坐著喝酒”，只能和“短衣幫”為伍；但他始終不肯脫下那件又臟又破的長衫，那件仿佛已經縫補過又洗過十幾年的長衫，可見他對自己心目中虛無縹緲的“高人”身份是多麽癡迷。他的說話方式，“偷書不算偷”的謬論，向“我”炫耀“知識”的陶醉方式，足以說明他對自己學者身份近乎瘋狂的堅持和執念。對於孔乙己來說，這種價值觀念的形成是“羅馬不是壹天建成的”。經過幾十年的教育，“壹切低人壹等，讀書高”的觀念早已深入孔乙己的內心深處。而孔乙己壹生讀聖賢書，連個秀才都考不上，這就決定了他只能在社會底層掙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