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J. R. Seeley爵士發表了壹系列關於大英帝國的演講，警告英國人民不要拘泥於傳統政治文化的信條，而要重新審視不斷擴張的“大不列顛”。從1606年的弗吉尼亞特許狀1606到19世紀，英國從未停止過貿易和領土擴張。在全新的歷史條件下，它成長為壹個跨洋的世界帝國。同時，“大不列顛”也是壹個全新的帝國，不同於歷史上任何壹個殖民體系。它有新的政治理念、治理技術、移民結構甚至文明優勢。美國有得有失，聯邦在獨立後變得更加強大。美國的成長展現了壹幅新帝國的畫卷，它集遼闊與偉大於壹身，是大英帝國可以積極走向的未來(J.R. Seeley爵士，The Expansion of England，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14)。
希利爵士有句名言，英國“無意中征服並殖民了半個地球”(同上，10頁)。然而，美國的獨立，俄羅斯的擴張和崛起，都給這個自然成長的帝國帶來了潛在的危機。西利深深意識到，英格蘭不能再“隨隨便便”維持這個帝國了。他必須通過歷史研究這個帝國成長的秘密，它的組成，性質和未來。壹切歷史研究都是為了現實目標，必須“針對某種道德事務”:歷史必須揭示政治體和國家的變遷。然而，希利爵士的後知後覺沒能阻止大英帝國的衰落。英國的“粗心大意”最終讓它失去了帝國。
希利爵士的論述包含了非常深刻的見解:面對非常情況，我們絕不能遵循正常規律。人類對自然和海洋的征服，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更便捷的文化交流。大英帝國有自己的動機、成長邏輯和生活規律。因此，在演繹滄桑的歷史階段，共和城邦的古典理想已經不適用於這樣的政治體，新的形勢需要新的政治意識。當代歷史學家馬丁·韋納(Martin Weiner)也雄辯地證明，大英帝國的失落和工業精神的衰落，源於英國古老而保守的文化傳統。
1.1851:歷史的分水嶺
歷史學家的眼睛總是盯著現實，馬丁·韋納致力於回答的問題也來源於他對現實的觀察。據他自述，醞釀《英國文化與工業精神的衰落》壹書時，韋納正在英國度假，得以近距離觀察這個國家陷入的困境與困惑。他的經驗觀察，對二十世紀國家“現代化”的長期思考，以及他的歷史訓練，都使他開闊了歷史視野，把英國的衰落放在了長遠的角度。在其巔峰時期，帝國已經埋下了衰落的種子。英國在20世紀中期遇到的困境，是壹場歷史劇的結果，有壹個漸進的發展過程，而不是資本和勞動力等經濟因素靜態組合的呈現。因此，要理解英國的衰落，就要逆向演繹劇情的發展，找到最初的原因，了解戲劇人物的情感、思想和信仰。要了解英國近代史的核心，就要了解圍繞經濟發展力量(技術、工業和貿易)的文化隔離(馬丁·韋納:《英國文化和工業精神的衰落》，中譯本，18頁，以下書只註頁碼)。
在輝格黨史學的敘事中，英國被視為“進步”的化身和“自由”的活標本。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英國的19世紀仍被視為壹個成功的時代:民主是在沒有流血的情況下奠定的，福利國家正在發展，贏得了兩次世界大戰，帝國得到了啟蒙。英國在十九世紀前的形象更加輝煌:“光榮革命”被視為政治審慎的典範；不斷擴大的貿易體系開始為世界經濟立法，自由市場被確立為普遍信條；它的“文明”和“進步”甚至為世界歷史指明了方向。在《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鳩將英國視為現代國家的典範:它不僅創造了與羅馬相媲美的成就，還擁有羅馬無法比擬的自由和優雅。英國的法律制度和經濟實踐似乎揭示了自由和政治智慧的奧秘。
然而，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英國都處於不可逆轉的衰落之中:帝國已經走到了盡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民族主義重新擡頭；經濟優勢也讓位於周邊國家，陷入泥潭。盡管連續幾屆工黨和保守黨政府壹再開出“萬能藥方”來刺激經濟發展，但它們就像大海裏的泥牛，毫無起色。此時的英國就像壹個染上疾病的病人。這說明癥結不在於表面的經濟因素，而在於國家的社會結構和精神狀態(4頁)。
正如英國的成功揭示了壹種新的政治模式和治理模式的成功，英國的衰落也是典型的。現代政治和法律價值觀的奠基者大多受到英國經驗的啟發，英國歷史也在壹定程度上承擔了解釋現代政治本質的功能。既然理解大英帝國的失落和衰落需要突破經濟史的藩籬，那麽就有必要重新思考英國的現代化進程。這在壹定程度上要求重新解讀現代政治和現代歷史，打破輝格黨史學及其政治本質的視角。
韋納註意到英國社會思想中非常獨特的因素。“在世界第壹工業國，工業主義似乎還沒有生根。在壹個人類已經開始“快速進步”的國家，人們常常以懷疑和鄙視的眼光觀察經濟增長。英國人首先開啟了城市化的進程，但他們卻忽視和貶低了城市。”(第17頁)英國雖然被視為現代化的典範，但其對現代化的態度卻壹直三心二意，甚至在其文化和思想傳統中存在著強烈的反現代性傾向。英國的現代化是壹個矛盾運動的過程，既有自我消化的力量，又有阻礙自身發展的力量。英國在二十世紀的衰落是這種反動力量不斷運動的結果。英國的現代轉型沒有經歷革命，封建貴族的保守勢力(文化)沒有被克服，壹直保存在其文化傳統中。通過教育改革，獲得了制度化的能量，鍛造了新的社會階層和人生理想，最終馴服了工業精神。
英國的衰落源於其工業精神的衰落，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其文化心理、社會結構和政治經濟制度。他們組成了壹張無形的巨網，牢牢地捕獲了工業精神這匹烈馬。這正是韋納所說的“文化隔離”。所以，要了解英國經濟，必須深入其社會和精神層面，追溯這壹傳統的起源和發展。在標題中，韋納定義了他想討論的歷史區間:1850年至1980年。1851年是歷史的分水嶺。這壹年，首屆世博會在倫敦舉行，來自許多國家的工程技術和裝飾藝術的最新產品匯聚於此。世博會不僅展示了帝國的氣象，也展示了現代科技和工業的英雄主義。博覽會融合了現代機械、工業、建築和商業的精神，共同展示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民族理想和新生活方式。世博會是工業化成果的總結，全方位展示了工業和科技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它是“有形的人類進步”的紀念碑，無疑也是英國實力的紀念碑。
世博會所展示的現代精神與英國人血液中的保守文化相沖突。水晶宮成為文化反對派批判的核心。英國議會大廈、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大本鐘的設計者奧古斯塔斯·普金認為水晶宮是壹個“玻璃龐然大物”和“沒有靈魂的時代的產物”。想象壹下水晶宮和國會大廈並排。還有什麽比皮金的哥特式建築和水晶宮的對比更引人註目的呢？水晶宮的建造和19世紀哥特式建築的復興代表了兩種文化價值觀的對抗。水晶宮與哥特式建築的審美對抗有著更深層次的基礎，那就是擔心前者所展示的現代生活會帶來道德敗壞，從而引發對古代的強烈懷念。這種對“進步”的懷舊和懷疑隨著工業化而增長。到1851年，雙方的實力將幾乎相等，他們的沖突將“相互適應，並以獨特的方式解決。”
從那以後，英國再也沒有舉辦過關於技術或建築創新的大型世界博覽會。對英國來說，第壹屆世博會標誌著“結束而不是開始”。
二、英格蘭鄉村的神話:文化馴服
工業化及其生活方式和文化想象激發了反動的保守主義精神。工業化不僅帶來了物質的豐富和財富的增長，也瓦解了傳統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甚至自然景觀。這些劇變沖擊了“古老”的情感和觀念，引發了文化反彈，引起了對“進步”的質疑和技術批判。1851年以後的文學中，“祝福機器的希望”逐漸破滅。在哲學和社會思潮中，對現代性的反思是壹個重要趨勢，體現了強烈的鄉紳理想和土地貴族精神。
馬修·阿諾德、約翰·羅斯金、狄更斯和密爾是維多利亞時代最具影響力的文人，他們的作品和思想奠定了20世紀英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他們不是純粹的保守主義者，但他們同樣對工商業的快速發展保持警惕。密爾是19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激進派”，但當他面對強調物質財富的維多利亞早期的英國時，他也表現出壹種紳士的懷疑。這些對過去和已建立的制度最具批判性的人也壹起經歷了文化反應。
在他們眼中，工業資本主義展現了許多令人作嘔的形象。在工業社會，人們互相踐踏，互相壓迫，互相排擠或者互相踐踏；把經濟增長當成社會目標，當成目的，當成道德毒瘤，毒害人類的基本價值觀。“城市建成了，鐵路建成了，產品制造出來了”不能成為國家進步的證據，因為“更多的城市也意味著更多的貧民窟和過剩人口，更多的鐵路帶來更多的喧囂，更多的制成品造成更多的醜陋和物質主義”。在水晶宮展示的生活方式中，“除了噪音、空虛和愚蠢的行為，什麽也不會有”。“進步”正在破壞秩序、平靜與和諧。
浮士德把靈魂賣給了魔鬼，而羅斯金認為英國把靈魂賣給了鋼鐵和蒸汽。那麽，英國的靈魂是什麽？越來越多的詩人、作家和思想家轉向過去，轉向仍然保持傳統生活方式的鄉村，認為古代英格蘭本質上也是壹個“村莊”。
在19世紀的英國，壹個強大而富有的上層地主集團管理著衰落的農村經濟。英國貴族早已資產階級化，在城市中立足。他們從礦山和工業中獲得的所有權收入可以使農業在世界市場上自給自足。在國民經濟體系中，19世紀後期的英國鄉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空”，可以作為融合的文化象征。“英國鄉村的實際重要性越小，就越容易代表壹種可以選擇和補充的價值體系，壹種精神上的平衡。”(第71頁)
因此，承載著英格蘭靈魂的村莊是壹個純粹功能性的“想象”，是工業經濟與現代生活的平衡。鄉村代表著穩定、寧靜與和諧，被想象成逃避當代生活的避難所；它連接著過去和現在，是古英格蘭唯壹沒有被工業摧殘的角落。這樣的村莊出現在哈代的小說、傑弗裏斯的散文、吉蔔林的詩歌和葉芝的詩歌中，甚至出現在莫裏斯關於烏托邦的想象中。在這濃郁的“鄉愁”中，鄉村生活被呈現為壹種沒有時間性和非物質性的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它是壹個文化的王國，用來抵禦工業時代的喧囂和對變革的焦慮。
英格蘭鄉村的田園夢突破了政治態度，吸引了整個中產階級。對鄉村的向往和迷戀有著持久的影響，甚至彌漫在壹戰和二戰後的輿論中。英國的報紙、廣播節目、廣告和戲劇都在教育人們，只有回到鄉村，我們才能探索真正的英國。二戰期間，記者的報道，知識分子的小說，專欄作家都把英德戰爭描述為鄉村世界與工業文明的對抗。英國最後的勝利證明了“可怕的生命力會經歷自身的毀滅，而英格蘭的冷靜有力量。”(第106頁)
英格蘭鄉村，壹個精神王國，有著現實的社會文化力量。“就像壹個龐大的海外帝國的存在，也促使英國輿論回歸壹個需求更少的世界。就像早期經濟成就所創造的固定資本壹樣，這個國家的風景和建築所體現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資本也將幫助英國回到過去，並給它壹個本質上過時的自我形象。”(第109頁)這種文化想象塑造了英國特定的自我認同，鍛造了壹個無形的帝國，古老的鄉紳價值在這裏得到了延續和復興。工業主義很久以前就誕生在英國，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在價值和文化的世界裏，工業主義的正統性被否定了:工業精神被視為對保存“英國國粹”的深遠威脅。這個國家似乎患上了壹種精神分裂癥:她催生了工業革命，卻對其後果感到困惑；培育工業主義的階級也強烈否認這種關系。工業、貿易和帝國的發展有其內在的邏輯和價值體系，但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逐漸建立起來的無形帝國中，它們越來越受到約束和猶豫。精神困境有行為的後果。政治領導人無意全心全意地追求經濟發展。20世紀初，張伯倫首相呼籲將經濟復興作為主要政治目標，但被斥為過於“緊張和狂熱”，遭到拒絕。工業精英也努力成為遠離工業的士紳，追求文化和社會的榮譽。在政策和實踐上，英國的工業發展沒有得到大力支持。結果是經濟衰退和帝國的喪失。
第三，公立學校系統:制度馴服
無形的文化資本只有在制度的支撐下，才能轉化為有形的力量。托克維爾在反思大革命時，曾贊揚英國社會階級的開放和自由。英國古代貴族適應性強，比其他貴族“更謹慎、更靈活、更開放”。因此，在現代化帶來的社會革命中，英國貴族並沒有像法國貴族那樣走向貧困，而是變得更加富裕，仍然保持著他們在社會中的實質性領導地位。此外，在英國，不同階層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英國貴族的外貌模糊，界限不清；不是因為人可以進入貴族階層，而是因為人不知道什麽時候進入貴族階層。”(《舊制度與大革命》，托克維爾著，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28頁)。英國貴族沒有法國貴族那樣的特權。他們選擇和平民壹樣的職業，甚至可以和平民結婚。佩裏·安德森也認為英國貴族不再是封建的，而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在英國，貴族更像是文化和榮譽上的優越地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正是由於英國貴族獨特的開放性，才能夠成功地保持其文化領導權，從而按照自己的面貌重塑工業資產階級:新興的工業資產階級要想獲得文化和社會的榮譽和尊重，就必須按照貴族的生活方式改造自己，成為新的士紳。
英國貴族的文化領導權和工業資產階級的文化轉型主要是通過“公學”教育體系來實現的。韋納這樣評價公立學校系統帶來的文化和社會後果:“雖然公立學校壹直吹噓自己的獨立性，但通過校長會議這樣的機構，它已經收斂成壹個共同的模式。雖然沒有國家的引導，但他們也形成了壹種制度，將上層階級的下壹代與英國世界地位的基礎——科技和商業隔離開來。”(第23頁)到維多利亞末期，公立學校已經成為英國上層階級團體大多數成員共享的發展經驗。公共教育成功地固定了英國社會的貴族文化和價值觀。
“公學”具有明顯的貴族特征。在選址上，都遠離城市工業區，都建在偏遠的鄉村。很大壹部分著名的公立學校在英格蘭南部。在其課程體系中，公立學校仍然體現著貴族價值觀。公立學校致力於推廣希臘和羅馬的古典文學語言，作為所有文科教育的基礎。文言文和修辭是貴族政治和紳士品格的必備技能，也是社會等級的重要象征。古典文學教導共和美德、紳士風度和傳統價值觀。自然科學課程在公立學校的課程中實際上是不存在或被忽視的。自然科學是和工業聯系在壹起的，而工業就是親手勞動，直接賺錢——它們不夠“高尚”。結果，公共教育加強了“壹個以崇高理想為特征的職業，有榮譽和公共領袖。”公立學校註重政治人才的培養，而不是經濟人才的培養。它創造了未來的精英，但他們維護穩定和秩序的願望遠遠超過了他們最大化工業和國家財富的願望。
和公立學校體系壹樣，牛津、劍橋等老牌大學也有意識地守護著維多利亞時代鄉紳的理想和價值觀。工商業精神被貶低:商人是被鄙視和道德譴責的對象，而工業則被視為鄉村的破壞者。商業話題會被公開批評。公立學校，牛津和劍橋為英國上流社會的許多人提供了共同的教育和成長經歷。他們將維多利亞時代對新工業世界的抵制制度化。他們培養的學生將影響整個民族的未來命運，但在塑造個人信仰和價值觀的最重要階段，教育制度卻讓他們與產業脫節。為了進入貴族階層，獲得文化上的認可和尊重，許多商人、企業家和工程師把他們的後代送到公立學校、牛津或劍橋。他們將成長為新的鄉紳，脫離父母的職業。即使是那些下海經商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也有反商業的價值觀。毫不誇張地說，英國的教育體系給了保守文化無盡的支持，而工業和經濟將長期處於“貧血”狀態。
英國在教育方面已經標出了自己的道路，這表明了它在二十世紀的成就和困難。
四。文化經濟史
英國政治壹直給人以平和穩重的形象。在韋納看來，原因在於貴族領導的延續性和鄉紳文化的持久影響。英國的現代化轉型沒有經歷過血腥的革命，這就註定了其政權的轉移是壹個漫長的過程。貴族們通過資產階級的方式維持著他們的文化領導權，教育和馴服了工業精神和新資產階級。公立學校和老牌大學培養了精英，造就了新士紳；思想家、小說家、詩人和媒體對整個民族進行了教育，使傳統價值觀和觀念滲透到整個民族的血液中，為英國人創造了花園般的鄉村夢。然而在工業化時代，農村的“英語夢”帶來了導致經濟衰退的“英語病”。在輕視工業的文化土壤中，政治領袖無意全力以赴發展經濟；金融資本更願意退出民族產業；商人和企業家也願意洗掉工業資本主義的色彩。他們羞於談論利潤，但他們積極購買農村房地產，追求鄉紳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經濟體制也墨守成規，錯失發展機遇。
在韋納看來，英國在20世紀70年代遭遇的經濟危機有著深刻的文化和心理根源。它盤根錯節，把制度和思想、貴族和資產階級、靈魂和鋼鐵、財富和道德編織成壹張無形的網。這張網將帝國和英國經濟捆綁在壹起。因此，韋納總結說，撒切爾在80年代的改革能否成功，英國能否實現復興，關鍵在於她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這個網絡帶來的阻力。
韋納的分析顯示了理解經濟的“文化思維”。經濟不是純粹的物質關系，也不能簡單用壹個抽象冷漠的市場模型來解釋。“經濟”是人的行為，與人的情緒、思想、喜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經濟總是嵌入在政治、社會、倫理和文化環境中，不能孤立地運作或解釋。經濟史的分析自然需要文化史的視角。
正如希利爵士所說，歷史總是“以某種道德事務為目標”。馬丁·韋納的歷史之筆自然會傳達具體的教訓。在歷史舞臺上，壹國之亂的興衰總有其內在的合理性和必然的規律:國力與經濟、產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美國的粗魯和粗俗打敗了英國的優雅和精致，得經濟者得天下。任何經濟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價值觀和文化精神。在工業主導的現代社會，民族活力不僅需要激烈的市場，更需要文化的反思。
這樣，馬丁·韋納似乎陷入了壹個矛盾之中:他向讀者展示了經濟與文化的密切關系，卻又試圖打破這種關系，拋棄文化來實現經濟強國。尤其是當我們面對滿目瘡痍的自然環境時，羅斯金的批評仍然震耳欲聾。是否應該追求手段，拋棄目的？我們需要什麽樣的文化、經濟和產業？
自然，對於現代社會來說，英國歷史重要而復雜，我們也需要更多的思考和論證。
(《英國文化和工業精神的衰落》，馬丁·韋納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