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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的“豪賭”成功了嗎?

最近壹段時間,有關合肥豪賭產業發展的輿論甚囂塵上,合肥壹下子成了 “史上最牛風投”、“賭出來的英雄城市” ,事實是什麽?如何看待合肥培育產業發展的道路?

合肥第壹次出手是在2007年,拿出全市三分之壹的財政收入賭面板行業,投了京東方。第二次大手筆是2017年拿出100多億賭半導體,投了長鑫/兆易創新。所謂的第三次是在2020年,又拿出100億賭新能源,投蔚來。憑借著連續幾次運作, 合肥GDP總量以9409億元排到了全國第21位, 相比之下,20年前這個數字還只是325億元。

讓我們分析下前兩次“豪賭”。投京東方面板在當時也不算是超前的舉動,因為面板行業本身就已經十分成熟,差別只在於投的是第幾代線。投面板行業的訣竅是 “天量資金+龐大市場” ,因此,當時的合肥談不上“豪賭”,同時期的北京、成都都引進了面板生產線。合肥在面板上的成功,根本原因是: 京東方利用龐大的國內市場,巨量的制造規模,倒逼上遊系統設計、關鍵零部件廠商降低身段。 換句說話,是龐大的國內市場給了京東方以壟斷實力,以此對抗上遊那些技術派的日韓廠商。

好了,再看合肥投資長鑫的故事。長鑫做的是內存芯片。內存芯片重要嗎?當然重要,內存是溝通CPU和外存的紐帶,是電腦臨時存儲數據的倉庫。長鑫/兆易創新打破了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國際巨頭的壟斷,這當然是好事。

但是,內存芯片是不是計算機系統最重要的部件?不是,是CPU,是運算和處理芯片。換句話說,合肥投資的是計算機系統中比較重要的而不是最核心的領域。

合肥下註京東方和長鑫獲得“成功”,放在當前的大環境下,傳遞的信號是:政府可以通過產業投資基金,以支持投資、巨量補貼的方式把產業做起來,然後上市獲利。嗯,是不是熟悉的味道又回來了? 這不還是書記做董事長,市長當總經理,把地方政府變成投資公司那壹套嗎?

問題是:這壹套,我們吃的虧還少嗎?

我只講壹件往事。2009年,伴隨著四萬億投資,光伏產業成了當時最熱門的產業,當時的中國首富是施正榮,無錫尚德的掌門人。曾幾何時,光伏產業在每個開發區的規劃中都是明星產業,幾乎所有的地方官員都在找光伏企業,哪怕是做配套的,周邊的,關聯的,都行。然而,僅僅不到3年時間,隨著歐債危機爆發,光伏需求大幅下跌,出口補貼減小,這個產業迅速萎縮。

2013年3月,中國光伏產業的龍頭老大無錫尚德破產重組。

歷史 總是重復地上演,無數的學者都在告誡地方政府:不要再次走上 盲目招商、重復建設、產能過剩 的老路,但是,每每新的投資機會呈現出來時,地方政府就抑制不住地要搭把手、加把火、踩腳油。2018年以來,集成電路產業(芯片)在中美對抗的背景下凸顯出投資價值,於是,全國各地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無數“芯片企業”,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合肥投資長鑫並被樹立為典型,甚至被冠以“最牛風投”的稱號。

問題在於:直接投資產業,這應該成為地方政府的目標嗎?

實際上,應該成為最牛風投的不是地方政府,特別不應該是市級政府。 新型舉國體制,是要在最關鍵的領域、市場不願意投的領域、真正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領域,采用國家隊的方式集體攻關。 CPU、光刻機、航發、五軸聯動機床,這些領域才是。而是,新型舉國體制不是簡簡單單地投點錢就完事了,而是,國家組織 科技 部門攻關,是踏踏實實地、心無旁騖地技術攻關。因為,類似光刻機這種復雜巨系統,要實現技術追趕甚至技術超越,我認為只有壹個辦法, 用當年做兩彈壹星的辦法,完整的、系統地進行全國大聯合,全國大攻關,全國大協同。 依靠地方豪賭?這個辦法行不通,這個力量夠不上,這個邏輯不合理。

最後壹個問題:合肥的豪賭成功了嗎?

判斷地方政府是否盡職盡責,不僅僅看產業發展,還要看民生福利。2010年,合肥人均可支配收入9684元,排全國地級市的90位,2020年,達到45404,排49位。2010年,合肥與人均收入最高的東莞相比,可支配收入是其40%左右,到了2020年,合肥與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相比,可支配收入是其60%左右。

所以,合肥這十年進步了沒有?進步了。有沒有說的那麽神?沒有。因為大家都在進步,就拿長沙來看,2010年到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7位上漲到21位。要知道,越靠前的排名,要想前進越難。合肥更像是壹個朝氣蓬勃的初中生,前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在我看來,合肥真正意義上奠定了成功的基礎,不在於所謂壹次次的“豪賭”,而是在那樣艱苦的歲月裏,用誠意留住了中國 科技 大學。 合肥憑什麽成為全國三大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之壹?因為有 科技 大學及其相關的中國科學院資源。合肥憑什麽最早發展起白色家電集群,憑什麽引來芯片巨頭、新能源 汽車 板塊? 因為中科大的學子們就算壹大半去了美國,但總還有留在這片土地的,這是合肥永遠需要珍視的資源。

總結壹下:

1.京東方、長鑫在合肥的發展,既有地方政府的功勞,也得益於龐大的國內市場、中美對抗的時代背景。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

2.地方政府成為投資公司,很容易再次走上盲目招商、重復建設、產能過剩、債臺高築的老路,教訓深刻,值得總結。

3.關鍵領域的技術突破不是靠地方政府的“豪賭”實現的,而是需要新型舉國體制下的全國聯合攻關。地方政府要做的,更多的是在這些領域基本成熟起來後,塑造營商環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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