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歌劇院建築設計者為：丹麥建築師約恩·烏松
故事背景：
悉尼歌劇院的故事，開始於壹個叫尤金·古森斯（Eugene Goossens）的著名音樂家，他是悉尼音樂學院的院長。建造壹個能夠表演大型戲劇作品的劇院，以取代當時規模太小的悉尼市政廳的夢想最早始於1940年，但是當時澳大利亞的母親國大英帝國正在飽受著戰火的洗禮，這壹夢想壹直等到二戰勝利機會才終於到來。
尤金·古森斯（Eugene Goossens）院長堅持不懈地遊說政府的努力在1954年取得了成功，新南威爾士州總理約瑟夫·卡希爾（Joseph Cahill）支持了這壹提案，而且建議不僅建造交響音樂廳，還要增加專門用於表演歌劇劇院。盡管卡希爾曾想將其建得離位於CBD西北方的溫耶德火車站（Wynyard railway station, Sydney）更近壹點，但古森斯卻堅持將歌劇院建在便利朗角（Bennelong Point）上，也許藝術家更註重這魅力無比的海灣，本身就是大自然的樂章，事實也這樣證明了藝術家的直覺，今天的悉尼歌劇院若沒有海面上的倒影，那麽他的設計帶給人們的美感將大打折扣了。
卡希爾設立獎金5000大元，於1955年9月13日向全世界發起了歌劇院的設計競賽。並給於參賽作品這樣的規定：建築必須擁有壹個能容下3000人的大廳和壹個能容下1200人的小廳，兩個廳都有不同的用途，包括歌劇、交響樂、合唱音樂會、芭蕾舞演出、大規模的會議、講座和其他演講。不但如此，卡希爾還邀請了四位著名的專家組成評選委員會，成員包括：英厄姆·阿什沃思（Ingham Ashworth）、科布登·帕克斯（Cobden Parkes）、萊斯利·馬丁爵士（Leslie Martin）和埃羅·沙裏寧（EeroSaarinen）。
故事的主人公約翰·烏特松（Juon Utzon）在壹年以後才姍姍出場，這位37歲名不見經傳的，甚至是半路出家的丹麥家居設計師約翰·烏特松（Juon Utzon），在和家人旅行途中偶然看到了澳洲政府向海外征集悉尼歌劇院設計方案的廣告。他對遠在天邊的悉尼城根本壹無所知，但是他從小生活在海濱漁村的生活經歷，和與兩個來自澳大利亞的姑娘對悉尼的描述中獲取靈感，與其說是完成了壹個建築的設計方案，倒不如說是隨手畫了幾張潦草的速寫。甚至當他寄出自己的設計方案時，他都沒有料到，又壹個“安徒生式的童話”將要在南半球上演。
約翰·烏特松（Juon Utzon）的草圖與來自32個國家的另外232件參賽作品壹起構成了評審委員會的繁重作業，那些出自正規建築設計公司的方案制作得相當精致和完整，於是於情於理這個丹麥小子的塗鴉被第壹個扔進了垃圾筒，無人問津。
就在故事本該向著正常方向發展的時候，出妖訛子了，故事中的另壹個主要人物又壹次姍姍來遲了，他就是評審委員會裏的最後壹個評委芬蘭籍美國人——著名的建築師埃羅·沙裏寧（EeroSaarinen，1910-1961），當他加入到評審工作之後不僅不對遲到數日感到抱歉，還要堅持重新開始工作，把之前評委們已經壹致否定的作品全部拿出來再壹遍。這壹折騰不要緊，這位不靠普的大師壹眼就相中了約翰·烏特松（Juon Utzon）潦草的圖畫。看到這個方案後他欣喜若狂，並力排眾議，不遺余力地在評委間進行了積極有效的遊說工作，最終確立了其優勝地位。
1957年1月29日，悉尼N·S·W藝術館大廳裏記者雲集，評委會莊嚴宣布：約翰·烏特松的方案擊敗所有232個競爭對手，獲得第壹名。設計方案壹經公布，人們都為其獨具匠心的構思和超俗脫群的設計而贊嘆不已，據後來事態的發展看，大多數人也就是個隨聲附和。
歌劇院原址上的麥格理堡壘電車廠，於1958年開始被拆除，歌劇院建造的前期準備工作也於1959年3月份開始了。這個工程計劃***有三個階段：階段壹（1959年–1963年）建造建築的基礎矮墻；階段二（1963年–1967年）建造外部的“殼”結構；階段三（1967年–1973年）內部的設計和裝潢。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趕緊跟設計者聯系要圖紙吧，所有的人都不曾料到大麻煩才剛剛開始。當中標6個月後烏特松本人才知道自己的作品獲選:“圖紙？什麽圖紙？我還沒有圖紙？”——澳大利亞人基本瘋了。
烏特松趕緊托人去找丹麥著名結構工程師艾拉普（Ove Arup），拜托這位貨真價實的建築大師幫助他實現這個設計，並開始在丹麥所制作悉尼歌劇院的木制模型，這個模型和後來的最終建築造型有不小的差別，當時它采用的是更為奔放的拋物線屋頂設計，但關鍵在於木頭模型好做，巨大的水泥真家夥建造難度實在是太大了，設計在後來的建造過程中被反復修改。
第壹個大麻煩是烏特松拒絕了多支柱承重頂板和輕鋼結構的建議，而堅持使用水泥澆築的工藝，結構設計就此停滯，甚至結構工程師艾拉普（Ove Arup）決定不接這玩命的活了。此時烏特松的才華又壹次得到展現，當他壹籌莫展地坐在廚房裏看著妻子切橘子的時候，他突然發現彎曲的橘子皮壹個壹個都站在案板上。他抱著橘子皮跑到艾拉普（Ove Arup）面前興奮不已，所有的結構工程師頓開茅塞，此後水泥預制件開始在建築業興起。1958年3月，烏松和艾拉普（Ove Arup）第二次次拜訪了悉尼的時候，他們聯合發表了名為紅皮書的悉尼歌劇院初步設計方案。
高興了沒幾天第二個大麻煩接踵而來，既然是構建預制建築，那麽各構件的標準化精度就是壹個難以攻克的問題，要知道當時的計算機還沒在建築領域廣泛使用，尤其是建築如此巨大的球形屋頂，多次拼合，機構工程師無法準確計算出每壹塊屋頂的弧度與分割，這樣就不能天衣無縫地組合在壹起。從1957年到1963年，在最後找到壹個經濟上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之前，設計隊伍反復嘗試了12種不同的建造“殼”的方法（包括拋物線結構，圓形肋骨和橢圓體）。後來團隊中的某個人建議將所有球形房頂，在同壹個巨大的同心圓上切割出來。該辦法可以使用壹個***同的模具澆註出不同長度的圓拱，然後將若幹有著相似長度的圓拱段放在壹起形成壹個球形的剖面。究竟誰是這個解決辦法的發明者至今都是爭論的話題。
深化設計後的歌劇院變成了壹個暖壺，內外被分成了壺膽和壺罩的關系，這是建築史上思想的壹次突破，從此有壹種建築它的立面和內部空間可以毫無關系了，所謂表現主義建築就在這個蛋殼下誕生了。
當然制作這個“殼”是要付出代價的，悉尼歌劇院的“殼”由著名的建築商Hornibrook Group Pty Ltd負責建造，Hornibrook在工廠中制成了2400件預制肋骨和4000件屋頂面板，加快了工程的進度。這個解決辦法的成就在於利用預制混凝土構建從而避免了建造昂貴的模具（他同樣允許讓屋頂面板在地上就大片的預先建造組合好，而不是在高處壹個壹個的拼接上）。Ove Arup和合作方的工地工程師驚訝於這些“殼”在完工前使用了創新的調節型彎曲鋼鐵桁構梁來支撐不同的屋頂。
第三個大麻煩幾乎使工程被擱置了，悉尼歌劇院的屋頂是由2194塊每塊重15.3噸的彎曲形混凝土預制件，怎樣的力學結構才能讓這些水泥砣安全地架在上面，這是所有結構工程師不曾遇到的挑戰，大家都沒了信心，這是掉腦袋的活呀。主意還是來自門外漢，烏特松看見孩子玩的提線木偶，放在桌子上的時候是壹灘爛泥，把線體起來就精神抖擻了。最後工程師們用鋼纜把所有的預制構建拉緊拼成的壹體，屋頂的重力被每壹個角度的部件分散了，這是建築業上的壹個偉大創舉。
第四個大麻煩幾乎是無法逾越的，也是工程師們永遠解決不了的，那就是預算不準確帶來的巨額超支。這個建築本來的預算是700萬元，但最終的造價高達1億2千萬元以上，為此州政府幾乎壹度破產，歌劇院成為全體澳大利亞人的壹塊心病。為了籌措建造悉尼歌劇院的資金，卡希爾開始發行悉尼歌劇院的彩票。漸漸地設計師烏特松成了悉尼的千古罪人，所有人都開始詛咒這個半路出家的二把刀。他與州政府的關系也慢慢開始惡化，最終雙方選擇決裂，1966年烏特松辭職而去，並且發下誓言從此在不登上澳大利亞的國土。
我們的總設計師甩手走人後，原設計師團隊中的澳大利亞設計師們肩負起了歌劇院繼續修建工作，愛國主義和責任心支持者這些人在痛苦中掙紮，麻煩壹個接著壹個出現，但是解決麻煩的創意又壹個壹個誕生了，工程時幹時停。整個州政府算是被綁架了，總不能扔個爛尾樓在悉尼市最美麗的港灣上吧？繼任的設計師們總體上堅持了烏特松的設計理念，只有在最後的裝修階段，選擇了更為粗狂的風格，看上去像是壹個大毛坯房，而不是烏特松這位瑞典家居設計師腦海裏原本想像的奢華浪漫，壹方面是因為七十年代的時候水泥建築非常流行，另壹方面可能也是很大的原意就是建造悉尼大劇院的整個過程中壹直都是缺錢的狀態。
除了建築結構部分的精彩，這部建築作品還在有著建築業內另外的成就，首先是屋頂的瓷磚，在建築的設計初期，很多人就提出了該建築清洗方面的質疑，烏特松開始設想壹種不用清洗的方式解決它，壹家丹麥的瓷磚公司為此投入了研究。最後悉尼歌劇院的屋頂覆蓋著105萬塊白色或奶油色的瓷磚，瓷磚是亞光與拋光的相間排列，在太陽光的照射下閃閃發光。瓷磚經過了特殊處理，因此不怕海風的侵襲，也不需要清洗。對於壹個1958年的建築來說，另外壹點，整個悉尼歌劇院采用的是集成式設計體系，所有的地板都是水泥預制件，用四條螺絲固定在地面上，隨時可以拆卸掉起，這為維修地面下面的管線提供了最好的解決方案，這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也是第壹次有人嘗試的建築方法。還有壹點更加令人驚嘆，這個劇院沒有空調系統，它的恒溫系統來自周圍的海水。壹系列工程學、材料學、建築學、設計學上面的突出表現，讓悉尼歌劇院成為了人類建築史上的璀璨明珠。
經過了千辛萬苦的努力與堅持，悉尼歌劇院最後在公元1973年10月20日正式開幕。開幕式邀請了英國女王親臨現場。悉尼歌劇院在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的親自主持下，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禮。隨後，澳大利亞指揮家唐斯揮棒首演了普羅科菲耶夫的《戰爭與和平》。但是政府卻對設計師烏特松的名字只字未提，更沒有邀請這個家夥參加典禮。烏特松也遵守著自己的諾言，之後從未踏上澳大利亞的土地，從某壹個角度上說，他從未親眼見過自己的這個作品倒映在海面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