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寓言必然要通過歸納的手段達到“啟示真理”和“鞭笞訓誡”的目的，所以文本背後的創作動機往往可以用幾句話來掩蓋。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普通寓言只是小說的低級狀態，往往只在“故事”的層面上滿足小說的需求。但是，壹個真正的小說家，自然不會滿足於自己小說的“寓言”。尤其是作為在德意誌民族中成長起來的具有豐富思辨傳統和精致求證的小說家，他們在確立目標後，從來沒有忽略過過程。他們往往以生動的語言、真實可觸的細節、音樂般敏感的節奏，甚至復雜的情節，突破最初的“目的”壁壘，使小說在現實世界中有了明確的指向，凝重而豐富。
通過小說家的努力，“寓言小說”使其在本質上完全不同於寓言。他們不再將文本的結果——用於“訓誡”的真理或形象——與“故事”即世界隔離開來，而是讓它成為整個世界本身，以宣示寓言是世界的壹部分。
《香水》是這類寓言小說的經典；Sueskind也是這類小說的集大成者。同樣是真真假假，卻曲折動人的故事，維系著現實，又脫離了現實。再比如納博科夫的《洛麗塔》。它們本身揭示了壹個世人從未發現的真理:對美的追求往往不得不以掠奪和殺戮為代價，當然也以毀滅告終。
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史蒂文·米爾·豪澤的《小王國》和博爾赫斯的《迷宮》都是探索時間之鏡的寓言小說。有人說博爾赫斯的《巴比倫彩票》是對時間的探尋，對空間的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