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開始是管理者能夠管理自己。每壹次管理行為都會影響著團隊裏的資源配置以及資源使用效率，這些都會最終影響整個團隊的收益。而管理者管理自己也是其最苦難的管理行為，所以每壹個管理者都應該學習如何管理自己，讓自己的管理更有效率。
管理的最終決定因素是管理者本身 ，因為它涉及人性本質。管理者自身往往決定了企業團體的管理內容、管理策略、管理風格、工作生態環境等等。
就像金庸在《袁崇煥評傳》中所說，在古代社會體制下，管理者壹家獨大，所以百姓們只能像期待中彩票壹樣，期待有生之年能趕上壹位好皇帝。
企業或團體的領導者該如何做好管理？對此問題的論述浩如煙海，但管理者的最高標準是什麽，最大危機是什麽，真正的命門又是什麽？卻少有人簡單明快地指出。
管理的“命門”是：遠離“權力癥”，做壹個“能夠讓人背後稱贊的管理者”。
大明內閣首輔徐階，三朝重臣，有人問他做事和為臣的秘訣，他說：哪有什麽秘訣，忠心而已。萬歷十壹年，徐階病重，兒子問他：父親若去了，我該如何與皇上相處？徐階這時才道出要害：
那要看皇上怎樣，皇上若是明君，妳就作魏征為民請命；
皇上如果是庸君，妳就裝傻哄他高興；
如果皇上是昏君，妳就只需每天三呼萬歲就行了。
其中的矛盾或滑稽之處在於，壹位朝廷要員、臣道楷模、皇上重臣，每日三呼萬歲、忠誠勤勉，但是心裏卻只有不屑與嘲諷，當然，背後則是無盡的失望與無奈。
有壹句名言說得好：
“ 不要輕信智者的誇獎，因為他可能正在心裏嘲笑妳。 ”
然而遺憾的是，徐階的“上司”往往是真的相信這些誇獎，因為他由衷地覺得自己本身就是智者、只有自己聰明。這不禁讓人聯想到著名的“達克效應”—— 越無知和低能的人，越不知道自己無知，越會高估自己的能力。
現代人習慣把智商和情商統稱為“雙商”，並且將其作為衡量壹個人綜合素質的標尺。徐階正是看透了很多人在壟斷權力之後“雙商”降低的普遍狀況，所以才說出這樣壹段話。連內閣首輔對待皇帝都是如此套路，各級之間的為政之道也就可想而知了。那麽徐階的這套思路又是從哪兒來的呢？最早可以追溯到莊子的壹番話。
在《莊子·人間世》中，記載了壹條教導人怎樣從政為官的訣竅：
“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 ”
這段話和徐階所說的意思是大致重合的，其潛臺詞則是事君之難：侍奉帝君、伺候主上，時刻有如達摩克利斯寶劍懸梁在頂，稍有不慎，即遭殺戮。莊子認為，如果已是聖主，那麽就根本無須再添賢臣，而若是暴君，跟他直言勸諫，講仁義法度，又往往會招致殺身之禍。
所以， 最佳方法就是順從、贊頌。 而這造成的後果：
第壹層，下屬難免要隱藏自己的理智與才能、道德與個性乃至良知與公義；
第二層，或許就是事業崩塌、團體離散。與此同時，人們在順從與贊頌背後，心裏又壹定積壓著怨懟與嘲諷。
利令智昏，這個道理人盡皆知。巨大利益當前，人們會沖昏頭腦、不顧安危、不切實際，做出愚蠢的判斷和行為。科學家們做過專門研究，人在面對動心之利時，無論財、物、色，大腦和臟腑器官都會分泌出對機體產生影響的物質，這些物質會導致神經功能障礙，進而影響人的思維判斷。
但是，“權令智喪”，這壹規律卻還遠遠未被人了解。
早在二十世紀初，壹些學者已經對類似現象投入專門研究，只不過當時還處在數據積累和分析的階段，還不夠系統。但仍有數量可觀的文章指明，權力會導致人的躁狂抑郁、失控失衡。時至今日，這些研究有了壹個更具概括力的論斷——權力導致腦部殘損。而近期最掀起熱議的壹篇文章，正是在《大西洋月刊》登載的《權力導致腦損傷》，而且這不是比喻層面的，而是確指身體生理層面。
這篇文章聚焦於權力對大腦認知能力及行為選擇的不良影響，揭示了許多身居高位的企業或團體管理者的“權力癥”，他們身處不同領域、不同高度，但卻有著相似的病癥，例如驕傲自大、不尊重他人、缺乏***情心等。
權力帶來的連鎖欲望以及復雜心理活動，影響了人的思維方式與心理機制，進而破壞腦神經的相關區域，造成大腦的功能性損傷，使人對自身、對他人、對社會、對事物規律的認知與判斷，全部處於混亂之中。
而這種功能性損傷的致命之處，就是會破壞同理心與***情力的生成機制，因此這些“患者”無法關切與理解他人處境，無法考慮自身行為對他人與外界的傷害，無法尊重甚至侵犯他人權限，無法認知人之常情與事之常理。
心理學家Dacher Keltner在長達20年的實驗研究中發現， 幾乎所有“權力癥”患者的行為都表現出創傷性腦損傷的跡象——這些人變得更加沖動了，風險意識變低了。
神經學家Sukhvinder Obhi則通過不同人類樣本的顱刺激機實驗發現，權力對於特定的大腦鏡像髓突是有害的，而“鏡像”正是同理心的基石，負責指揮人的交感反映、模仿行為、***鳴與***情，進而促使人主動理解他人、配合他人、站在他人立場想問題。
神經學家David Owen也指出，許多身居高位者患上躁郁癥有較高概率，並列出因權力而“感染”的“傲慢綜合征”的14種臨床特征，如蔑視他人、失去與現實的接觸、焦躁不安、草率行動等。
總之，以《權力導致腦損傷》壹文為代表的壹系列科研論文，糾正了人們長期以來的誤區：許多企業或團體管理者的倒行逆施，或許並非心理上的畸形，而是由於生理性、功能性的腦損傷。
權力是終極興奮劑，也是終極毒藥，更是毀腦利器。 就像人得了感冒就會打噴嚏、流鼻涕、嗓子腫痛，沈浸於權力久了、深了，大腦神經系統也會得病，也會感染各種癥狀。
有壹本在日本口碑甚佳的書叫作《這種設計沒人買》，開篇有這樣的宣傳語： 不要沒品位的店、沒品位的辦公室、沒品位的老板。
這番話固然說得很暢快，但人們卻不禁要問，在現實社會中，究竟有多少人敢說這樣的話？又有多少管理者願意這樣反思評判自己？真實情況往往會是這樣：
員工們想的是，地方差、老板差又能怎樣，為了生存忍了吧；
老板們想的則是，地方差、老板差又能怎樣，妳還不是得乖乖幹活兒，何況我又是如此英明！
患上“權力癥”的管理者，往往在下屬心中被定位為“雙商”低下，既缺乏頭腦，又漠視人性。
而當管理者不斷破壞基本常識與規則，喪失同理心與***情力，以淩駕與侵犯他人來樹權立威時，就會傷害下屬、激化情緒，破壞企業生態環境；同時，人們也就只是表面順從與贊頌，但心裏反感、背後憤恨。
首輔徐階諷刺的也正是這種狀況，管理者越自我感覺良好，下屬越在心中譏諷貶損；管理者越覺得自己有才能，下屬越覺得他愚蠢。
所以管理學家科瑞裏曾說：判斷壹個領導是否足夠好，有壹個高難度準則，就是看他能否讓下屬在背後閑聊時、在飯館聚餐等工作外的私人場合，也能不吝給出稱贊。
正如徐階和莊子的話語中所透露的，當“權力病癥”變得嚴重，身處其下的人也就壹定會啟動警戒系統、防禦系統、迎合系統、求生系統，對這樣的“患者”俯首順從、歌功頌德、委曲求全、避災遠禍。這是對壹個企業或團體發展的致命危害。
與之相反， 遠離“權力癥”的管理者，往往具備良好的溝通力、***情力、親和力，也因此更具人格魅力 ；與此同時，更有溫度與活力的企業環境也便不言自明了。
雖然有些裝睡的人是無法叫醒的，但還有許多具有自省意識的管理者，下定決心遠離這些“權力癥”。因此就應進壹步了解“權力病患”都有哪些“臨床癥狀”，作為對自己、對他人的判斷參數，以便“早預防早治療”。
這些“病患”或有非人傾向、非理性傾向、自我認知錯亂傾向，缺乏自知之明；或大致出現反智傾向、低幼傾向、官僚主義強化傾向、危險感知鈍化傾向，甚至可能出現自毀傾向。
如何避免“權力癥”感染，其實有兩個非常簡單的方案，並且最好混合使用。
1，第壹種解決方案 ，就是切實理解和判斷以上幾種癥狀，然後壹切都和這些癥狀反著來就對了： 即尊重他人和人情事理、尊重知識與科學理性、尊重常識與客觀規律。
2，第二種解決方案， 自覺主動地進行適當地讓權和減權。權力不會帶給人快樂，相反只會給自己和他人帶來痛苦。過度的權力欲望會引發過度的權力集中，進而走向僵化與潰敗。況且，再精明強幹也不可能做完、做好所有工作，即便能做到，對於壹項事業來說也依然是失敗的，因為其發展是畸形的、非自覺性的、非持續性的，並且損害了群體的活性與生態。
所以好的管理者都懂得如何分權、讓權，懂得不盲目地貪多擴張，懂得如何從“用兵”轉化到“用將”，懂得該托管的就放手、該信任的就用人不疑、該信服賞識的就不吝惜獎賞表彰、該鍛煉培養的就給機會和平臺、該群策群力的就索性讓更多的人參與到管理之中。
正如阿倫特所說：“ 沒有比權力更虛幻空洞的東西了，因為權力的效果必須在雙方認同並“配合”的前提下才成立，當任何壹方無視權力時，權力便隨之消失。 ”
因此，許多熱衷於搞“權力測試”的管理者，其行為本身就是“權令智喪”的表現，因為作為下屬，其首要大事是養家糊口，根本不會“背叛自己的衣食父母”，忠誠度測試多此壹舉；而倘若真的已經到了主動反對和攻擊“衣食父母”的時候，權力測試便更無意義，因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下屬決意離開，也就毀滅了壹切“配合”關系，所有權力就此失效。
社會在進步，時代在發展，人類前行的大趨勢是提升文明、尊重***識。
管理者要有歷史發展的視野和意識，要看到在當代信息渠道越來越豐富多元，個體越來越自覺重視群己邊界與自由限度，如果在“權令智喪”發生後不自省、不修復，甚至變本加厲地反智反常識反情理，熱衷於權力碾壓和權力測試，那麽在現今社會，這種陋習模式不僅會折射出企業的低質與落後，而且是在巨大的風險隱患中自掘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