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終有壹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無情的時間就像洶湧的海浪，會沖刷走人世間曾經存在過的壹切，唯有那些為了心中理想無懼生死、為了民族大義犧牲自我的故事，就像那海邊歷經千年萬年，依舊屹立不倒的山石壹般，壹直留在人們的心中，永遠感動著後來人。
1931年，年僅35歲的譚壽林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臨死之前，他沒有壹絲對死亡的恐懼，沒有任何對自己年輕生命的惋惜，唯壹掛念的就是尚未完成的事業，還有心愛的妻子和那從未謀面的孩子，在生離死別的時刻來臨之際，譚壽林為愛妻錢瑛留下了最後壹封信——《我們永遠在壹起》。
“我們永遠在壹起”，是譚壽林留給錢瑛最後的話，雖然肉體已死，但他的精神不會消亡，將永遠陪伴著他心愛的妻子，陪著她壹起完成他們沒有完成的事業。譚壽林犧牲的那壹年，他的妻子錢瑛才剛剛28歲，在得知丈夫遇害的消息後，錢瑛悲痛欲絕，從此她的心中熄滅了對愛情、對婚姻的所有期待，終身都沒有再結婚。
在余生四十多年的歲月中，壹直陪伴著錢瑛的，除了心中堅持的崇高理想，就是她無論在哪裏工作，總是掛在房間正中央的那張丈夫譚壽林的照片，他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35歲，無論過去多少歲月，照片裏的譚壽林看上去依然像當年他們初見時那樣英姿颯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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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湖水呀浪呀麽浪打浪啊，洪湖岸邊是呀麽是家鄉啊”，1959年，隨著歌劇《洪湖赤衛隊》的壹炮而紅，機智勇敢、臨危不懼，面對敵人的嚴刑拷依舊打面不改色、堅貞不屈的女英雄韓英，成為了壹代人心中的經典形象。
韓英的原型，壹個是賀龍元帥的姐姐賀英，另壹個就是新中國監察部第壹任部長錢瑛，1931年7月，錢瑛曾來到洪湖地區，擔任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省總工會秘書長，領導遊擊隊鬥爭，成功配合了紅三軍的制敵行動。
幾十年後，觀看了歌劇《 洪湖赤衛隊》的錢瑛，寫下了這樣壹首慷慨激昂的詩，回顧了和戰士們同仇敵愾、英勇殺敵的熱血往事：
藝術形象來源於生活，錢瑛的真實經歷，本身就是壹部充滿著傳奇色彩的電影，憑借壹把剪刀反抗包辦婚姻的剛烈，和譚壽林之間感人至深的愛情，在革命鬥爭中的大智大勇，在監察工作中的鐵面無私，這些在她身上真實發生的事件情節無壹不扣動人的心弦。
1903年，在湖北鹹寧 馬橋鎮肖橋村力稼莊 ，生活著壹戶姓錢的家庭，人如其名，錢家是當地屈指可數的富商之家，錢家的生意做的最紅火的時候，業務遍布了漢口、荊州、潛江、鹹寧等地區，錢瑛的祖父錢蘭田經營沙市，伯父錢煥庭經營潛江，父親錢訓臣經營漢口，錢家父子分工合作，將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條。
可惜天有不測風雲，錢家的富貴未能長久，1904年，錢煥庭經營的潛江周磯四店遭遇火災，壹夜之間所有的財產都在壹片火海當中毀於壹旦，漢口、鹹寧的生意也因此受到沖擊，錢家從此後就走向了衰敗。
錢瑛出生於1903年5月，在她還沒來到這個世界時，就給家裏帶來了壹次好運，父親錢訓臣買彩票中了頭彩，錢瑛出生後，全家老少都把這個粉雕玉琢的小女孩當成了家族的幸運兒，錢瑛就像含著玉出身的賈寶玉壹樣，在家裏享受著與眾不同的尊貴待遇。
錢瑛排行第四，雖然是個女兒身，但在家中卻有著和男人壹樣的地位，被稱呼為“四哥”。錢瑛的父親錢訓臣有著壹副俠義心腸，中彩票得來的大部分錢都被他拿去賑災和救濟窮人了，剩下的錢用來建房買地，只給兄弟們分了幾千塊錢。
家中幾個兄弟對錢訓臣的做法滿肚子意見，原本兄友弟恭的家庭，變得整日爭吵不休、不得安寧，錢訓臣壹氣之下東渡日本，在東京學習織造技術，兩年後學成回國。
錢瑛8歲進入私塾念書，最喜歡讀唐詩宋詞，自己也學著寫詩，才華橫溢的錢瑛，對學習有著比男孩子還濃厚的興趣，從小就深受老師和長輩們的喜愛。
錢瑛10歲時，父親到潛江周磯重開商號，錢瑛跟著父親來到潛江讀書，從小跟著父親走南闖北，讓錢瑛開闊了視野，也形成了獨立的思想，她壹心要自食其力，說服了父母不再給她裹小腳。
能將作為女子的錢瑛送入學校讀書，可以看出錢家思想的開明，但錢家的道德倫理又是非常傳統的。當錢家有女初長成之時，許多人都慕名上門提親，錢瑛的母親彭正元就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給錢瑛和當地的大戶人家張家訂下了壹門婚事。
在學校讀書的張少爺上門認親，錢瑛把自己關在房裏，拒絕見面，母親大罵她不孝，吃了閉門羹的張少爺非常氣惱，從門縫中塞了壹張紙條進來打擊錢瑛，上面寫著：
讀了紙條，錢瑛感覺受到了極大的羞辱，對父母包辦的這樁婚姻更加深惡痛絕，她像當初反抗裹小腳壹樣，跟父母講道理、流著淚苦苦哀求，但母親依然鐵了心地不肯退婚，脾氣執拗的錢瑛不肯就這樣任命，她決定要以死抗婚。
當晚，年僅17歲的錢瑛寫下了壹封絕命書：《誓死不做男人的煙和茶》，然後拿著桌子上的剪刀猛地壹下刺向了自己的喉嚨，鮮血頓時像水壹樣湧了出來，時刻關註著女兒動靜的母親發現異常，推開門壹看，女兒已經倒在了血泊當中，母親趕緊將錢瑛送到醫院，這才撿回了壹條命，但錢瑛的脖子上從此留下了壹道難看的疤痕。
看到女兒的性格如此剛烈，母親著實被嚇得不輕，只好答應了和張家退婚。脖子上留下的這道疤痕，錢瑛從來不覺得羞恥，而是當作自己抗爭成功的勛章，她從小就知道，唯有抗爭，才能打破重重枷鎖，為自己贏得真正的獨立和自由。
1922年，19歲的錢瑛考上了潛江職業女校，因為品學兼優，畢業後就被留在學校當老師。但誌向遠大的錢瑛不想止步於此，她離開了家人，繼續到武漢求學，投靠族叔錢亦石，錢亦石是***產黨湖北黨部早期創始之壹，被稱為“紅色教育家”，對敢於反抗的侄女錢瑛非常欣賞，在錢亦石的幫助下，錢瑛進入湖北省女子師範學校讀書。1927年， 24歲的錢瑛在湖北女師加入了***產黨。
同年，錢瑛參加了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錢瑛與組織失散，為了尋找組織經過了許多艱險，幸虧她為人機敏才能不斷地化險為夷。壹天晚上，趕了幾天路的錢瑛身心疲憊，就到壹個寡婦家裏借宿，寡婦壹看錢瑛是個年輕貌美的姑娘，就起了心思，想把她嫁給當地民團的團長。
錢瑛很會察言觀色，知道寡婦是個貪小便宜的人，就拿出了自己隨身攜帶的金戒指送給她，求她看在同是女人的份上不要為難自己，寡婦被說得心軟了，拿出壹包衣服，讓錢瑛打扮成乞丐繼續趕路。
來到江邊，錢瑛看到有壹條船，就急急忙忙地跳了上去，進入船艙壹看，發現裏面都是些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而且她們壹個個愁容滿面的，這引起了錢瑛的警覺。
其中壹個女人告訴錢瑛，他們是熟人介紹出去外鄉做事的，大家因為不想離家家鄉所以悶悶不樂，錢瑛恍然大悟，這很可能是壹條人販子以工作為幌子、販賣女人的黑船，為了不落到人販子的手裏，錢瑛趁人不註意，跑到船邊壹頭跳進了冰冷的江水裏。江水迅疾，錢瑛很快就被沖走了，幸虧被壹個附近的漁民救了起來，才沒有葬身魚腹之中。
為了應對壹路上的盤查，錢瑛拿出手帕，模仿《木蘭辭》寫了壹首詩，給自己編了壹個悲慘的身世，老家遭難，她跟著父親外出投奔親人，又在路上遇到土匪，父親被打死，財務也被洗劫壹空，只剩下她孤身壹人四處流浪。
在火車上，錢瑛因沒買車票被盤查，她拿出那塊寫著詩的手帕，站長讀後既贊賞她的才華，又同情她的身世，便放她走了，歷經千難萬險後，錢瑛終於在香港找到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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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錢瑛被派到上海擔任總工會秘書，時任全國海員總工會秘書長的譚壽林就是她的直接上級，為了掩護身份，錢瑛在上海和譚壽林以夫妻身份住在壹起開展工作，卻沒想到兩個優秀的年輕人彼此欣賞，很快就從“假夫妻”變成了真伴侶。
譚壽林比錢瑛大7歲，1896年出生於廣西貴港譚嶺村的壹個普通農民家庭，1921年考入北京大學，1924年秋加入***產黨，秘密從事革命活動，短短兩年內兩次被捕入獄，在獄中受盡了非人的折磨，卻始終堅持心中的理想，絲毫不屈服於敵人的淫威。
對自己不喜歡的人，錢瑛曾堅決拒婚，與壹般的女子不同，錢瑛心中的“白馬王子”是和自己有著***同理想、***同追求的有誌之士，絕對不是母親給她找的那種大戶人家遊手好閑的公子哥。
譚壽林是才華橫溢的北大高材生，是壹往無前的革命骨幹，是不懼生死的獄中“生還”者，他的坎坷經歷，還有身上那種“殺頭不過風吹帽，坐監也要闖上天”的大無畏精神，都深深地打動著、也激勵著錢瑛，而看起來瘦弱嬌小、工作能力卻非常出色的錢瑛，也深受譚壽林的賞識。
錢瑛會寫詩，通過寫詩躲過壹劫，而譚壽林則會寫小說，在出獄後以自己的經歷為素材，寫下了壹部自傳體小說《俘虜的生還》：
錢瑛和譚壽林第壹次見面的接頭地點，定在上海松林路的“松林成衣鋪”，譚壽林的身份就是店鋪的老板，譚壽林眼中的錢瑛，皮膚白凈，穿著壹身裁剪得體的旗袍，挎著壹個繡著白貓圖案的布包，這個“白貓”就是他們事先約定好的接頭暗號。眼前的女子看上去漂亮文雅，但是行事作風卻是風風火火，譚壽林的心裏不禁有些觸動。
譚壽林親切地稱呼錢瑛為“阿瑛”，錢瑛聽了以後覺得很是親切，她和大家壹樣稱呼譚壽林為“大壽哥”，兩個人初次相識就要像夫妻壹樣同住壹個房間難免尷尬，錢瑛就提議說自己睡書房，譚壽林睡大床，如有人來檢查就說是因為丈夫得了肝病，夫妻二人才不得不分房睡。
在長時間的相處中，錢瑛和譚壽林之間的感情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也逃不過眾人的眼睛，1928年12月，在大家的撮合下，錢瑛和譚壽林舉行了壹場簡單的婚禮，這壹年，錢瑛25歲，譚壽林32歲。
新婚夫妻壹日不見，如隔三秋，但錢瑛和譚壽林剛結婚三個月，就迎來了無奈的離別，錢瑛被組織安排去蘇聯東方大學學習，雖然舍不得妻子，譚壽林還是堅定地支持妻子去蘇聯。
臨別之際，譚壽林買了兩個筆記本、兩支鋼筆，夫妻倆壹人保管壹個，以表思念之情。譚壽林和錢瑛約定，由自己定期給錢瑛寫信，為了保險起見，沒有什麽特別的事情，錢瑛不用回信。錢瑛在蘇聯學習的2年時間裏，譚壽林給她寫了130多封信，平均每個星期都要寫壹封，鴻雁傳書寄相思，譚壽林的關心和鼓勵，讓遠在他鄉的錢瑛絲毫不覺得孤單。
到了莫斯科，錢瑛很快就融入到了新的學習環境當中，但是不久錢瑛就發現自己懷孕了，這個小生命，是她和譚壽林愛情的結晶，是上天賜給他們的珍貴禮物，錢瑛很開心，但是不斷加重的學習任務又讓她擔憂了起來，孩子出生了，自己又要忙學習，又要帶孩子，根本顧不過來啊。
因為太過勞累，孩子還沒足月就早產了，錢瑛不得已將孩子交給蘇聯保育院撫養，1931年，國內革命風起雲湧，錢瑛聽從組織號召啟程回國。終於可以回到祖國，見到分別兩年的丈夫，錢瑛是開心的，但是想到回國後的嚴峻工作形勢，錢瑛不得不把女兒留在蘇聯，這樣的骨肉分離又讓她肝腸寸斷。
回國後，組織安排譚壽林和錢瑛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工作，臨行之前，全國總工會突遭敵人破壞，譚壽林決定留下來善後，讓錢瑛先走，沒想到這壹走就是永別。1931年4月，譚壽林被國民黨上海警察局逮捕，1931年5月，譚壽林在南京雨花臺英勇就義，年僅35歲。
這壹年，距錢瑛與譚壽林結婚，才剛剛過去了3年，而在這3年裏，他們“相處僅百日”，甚至連壹張夫妻合影都沒有留下，得知丈夫遇害的噩耗，錢瑛悲痛欲絕，她下定決心不再結婚，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革命鬥爭中去，以完成譚壽林未竟的事業。
譚壽林犧牲以後，不管誰再對錢瑛表達愛慕之情，她都是壹口回絕，她壹直珍藏著譚壽林的遺物，隨身攜帶著丈夫留給她的壹塊懷表，工作的房間裏總是懸掛著壹張丈夫的照片，每當思念丈夫時的時候，她就寫下壹首詩，來傾訴自己的思念之情。
錢瑛到了洪湖地區後，擔任了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總工會秘書長，領導工人運動。1932年5月，當紅三軍向襄河北岸行動時，川軍範紹增部壹個旅占領了老龍口，企圖向洪湖中心地區進犯，紅三軍只有壹個警衛團留守。敵眾我寡，錢瑛臨危受命，率領壹支遊擊隊繞到敵人背後，給敵人以突然襲擊，打了敵人壹個措手不及，紅三軍主力抓住時機緊急馳援，打退了敵人的進攻。
1933年，錢瑛在江蘇省委婦委工作時，不幸被捕入獄，在獄中，錢瑛成功領導了多次絕食鬥爭，迫使獄方答應改善條件。敵人想用惡劣的條件、殘酷的折磨迫使錢瑛屈服，錢瑛卻像譚壽林壹樣在刀尖上起舞，用精神上的勝利來戰勝身體上的痛苦。
在暗無天日、空間逼仄的監獄中，錢瑛用頭發和拆下來的襪線在衣服上繡梅、蘭、竹、菊，用指甲和發卡在墻壁上刻下自己喜愛的詩詞，對著牢門上碗口大的通氣孔做深呼吸，在鬥室之中裏原地跳躍、踏步、做操，敵人看到錢瑛在高壓之下依舊精神百倍，也無計可施。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開始第二次合作，錢瑛終於被釋放出獄，結束了四年艱辛的獄中生活。
1954年，錢瑛擔任新中國監察部第壹任部長，因為鐵面無私，得了壹個“女包公”的外號。她的嚴格都是從自己身上開始，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就是:“正人必先正己, 己不正怎能正人？”
有人給錢瑛拿來了壹筐碗筷等炊具, 通訊員李清榮代替她收下了，錢瑛回來後狠狠地批評了李清榮壹頓:“哪個叫妳收的?誰叫妳要的？妳趕快送去!”送禮的人只好把這些炊具拿了回去。
有壹次，壹個親戚到北京請錢瑛安排工作，錢瑛不在家, 李清榮安排他住在組織部招待所, 並請辦公室買火車票讓他回家。錢瑛回來後嚴肅地批評李清榮，不該用公款接待這個親戚:“他這麽年輕怎麽不安心農業生產？ 別人做得，他也應該做得！ 要老老實實在農村勞動。”
錢瑛的老家有人犯了法，找到錢瑛的母親希望能說說情，母親知道錢瑛向來堅持原則，壹直開不了口，好不容易談到了這個話題，才說到壹半，錢瑛立即就打斷了母親的話，她教育母親說:
1951年，錢瑛托人輾轉打探女兒的消息，才得知她和譚壽林的愛情結晶，留在蘇聯的女兒早在20年前就已經夭折。1959年，在譚壽林犧牲了二十八年後，他所著的《俘虜的生還》壹書出版，錢瑛心緒難平，寫下《再讀 俘虜的生還 》壹詩，雖然經歷了無數的苦難，但譚壽林沒有完成的事業，她終於是替他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