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望創作的長篇小說《三個陰謀》，由三個系列故事——《珍郵陰謀》、《彩票陰謀》和《愛情陰謀》組成，既可獨立成篇，也可構成整體，刑警謝飛始終是偵破案件的主角，他的愛恨情仇皆蘊藏在字裏行間。他盡忠職守，視死如歸，對犯罪分子刻骨仇恨，對愛情忠貞不渝。《三個陰謀》情節安排合理，布局精巧，人物對話自然，敘事流暢，揭示了人物多變的命運，有歷史感，且懸念叠出，犯罪嫌疑人非卒讀而不可猜出。
就拿長篇小說中的第壹部《珍郵陰謀》來說吧，那方小小的郵票竟然有如此久遠的歷史，可見文本的歷史文化蘊藉深厚。其中歷史典故是真是假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但是它們存在於文本中，豐富了作品的文化含量，使情節曲折生動，使文本耐看耐讀。尤其是結尾出人意料，震驚效果明顯。愛倫·坡認為，文學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達到“壹種效果”。如小說中，“站在謝飛面前的，哪是什麽和尚，分明是他的姐姐——謝燕妮啊！”此案竟與自己的親人有關。這壹情景不僅讓小說中的謝飛吃驚不小，也是我們讀者始料未及的。由是觀之，此小說去模式化，結尾突兀，發人深省。
電視劇《情深深雨蒙蒙》數次在作品中出現，看似閑筆，實則韻味無窮。它使緊張曲折的故事情節變得疏緩有致，在劍拔弩張中增添些許浪漫的情愫，同時和作品的內容相映襯，寓示著情節的走向，也就是說刑警謝飛的愛情即將到來。可是，後來，盛東海和向雨薇走到了壹起，而刑警謝飛卻依然形單影只。反諷也罷，荒誕也罷，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張望真實地寫出了生活，寫出了生活的殘酷。
“何揚會意，往鎖孔裏瞅了瞅。過了壹會兒，他回過頭來，傻傻地笑。‘老公跪地求饒，老婆要打屁股，真是俊老婆，醜老公，壹耳光打個旋頭風……他壓低聲音說。”這些情節看似插科打諢，其實，還是有它存在的價值。在單調蹲守之余，警察同事之間相互打趣，這是符合人性的書寫。警察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張望把這壹情景寫進小說中，不僅增強了小說的真實感，寫活了人民警察，同時也使小說富於生活情趣。
第二部《彩票陰謀》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再書寫，故事不算新鮮，且有濃重的宿命意味。話說五十余歲的單身老漢趙長福贏得兩百萬元福彩大獎，人生命運得以改變。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朱莎抱著“寧願坐在寶馬車裏哭，也不願坐在自行車上笑”的心理與趙結婚。婚後，趙立下遺書說自己百年之後，所有財產悉歸朱所有。婚後老夫少妻不和諧，經常為錢爭吵。覬覦已久、英俊瀟灑的李凡乘隙闖入當第三者。不久，蹊蹺的是趙長福因心臟病突發而死。朱與李順理成章結為伉儷。洞房花燭之夜，因壹個神秘的電話之故，朱莎獨自外出駕車喪生。這壹切都是有人在精心策劃。刑警重案隊副隊長謝飛通過多方調查取證，最終抓獲元兇，使兇案大白天下，真可謂“道高壹尺，魔高壹丈”。此章節盡管教化功能凸顯，故事講得也不錯，缺憾是充塞“三國氣”和“水滸氣”（魯迅語），血腥氣忒濃，於世道人心不利。要言之，缺乏人性溫暖。
第三部《愛情陰謀》則是壹曲纏綿悱惻的愛情挽歌。急救醫院年輕漂亮的女護士李靜怡，因被戀人孟慶拋棄，獨自乘遊船去長江三峽跳水自殺。被人救起後，發現自己無端卷入了壹場謀殺案，受到刑警重案隊謝飛隊長的審訊。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她在警察的秘密監控下僥幸逃脫，獨自開展案件調查。與此同時，謝飛加大了案偵力度，追蹤到了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正當他對李靜怡由同情而生戀情的時候，李靜怡向他揭開了三十年前的案件隱情……故事跌宕生姿，壹波三折。敗筆是案件的偵破不應由非人民警察的李靜怡來承擔。如此操持，警察形象遜色不少。
此部分與第二部分不同，擺脫了說教味，強化了情節。張望通過樸素的講述，將壹段往事、壹個秘密和盤托出。由此可見，對張望來說，如何把故事講好，講得清楚曉暢，引人入勝，已經是他最高的美學追求。當看到謎底後，讀者對張望無懈可擊的嚴密推理只能報之以贊嘆之聲。
這個故事的感人之處是宣揚了人間真愛。在空氣中都彌漫著經濟氣息的時候，解構思潮噴湧而出，解構友情、親情、愛情勢如破竹，如方方《風景》、《落日》中的親情蕩然無存，池莉筆下的愛情瓦解……要言之，受西方後現代思潮的影響，加之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情感成了功利性的商品，可以交換，可以買賣，人性的陰暗面暴露無遺，而《愛情陰謀》中的愛情並不是壹場陰謀。當然，我是站在主人公楊小勇的角度來說的。楊小勇投毒殺人固然可恨，但是，如果他站在愛情的天平上，他是很有份量的。如，“其實，楊小勇對愛情無比忠誠，是值得欽佩的人。”李靜怡大膽地說，“他投毒殺人，固然應受到法律嚴懲。但是，我認為，更應該受到道德懲罰的是唐建國。他拋棄了明珠姑娘，致使明珠姑娘身懷有孕跳湖自盡，無辜犧牲了兩條性命。算起來，今天恰好是明珠姑娘三十五周年祭日。”
楊小勇猶如蒲松齡筆下的細侯和哈代筆下的苔絲。苔絲和細侯壹樣，都是用殺人的手段來實現愛，用惡的手段進行懲罰。同理，楊小勇躺在愛情的祭壇上是善的，但是社會法庭面前，他又是惡的。楊小勇的投毒行為，在抽象的道德系統中，它無疑是壹種惡，但是，在具體的價值體系中，又是值得稱贊的。在愛情的祭壇，楊小勇是個情種，無怪乎李靜怡這麽說。藉此，楊小勇這個人物形象立起來了。
《愛情陰謀》成功之處在於它巨大的情感力量，只有從真實的內心出發、寫自我感知的作家才能編織出這麽震撼人心的情感糾結。
綜觀這三個故事，貫穿始終的是刑警重案隊謝飛。他在偵破案件過程中，與同事壹道克服重重困難，承受的巨大壓力和苦痛可想象得知，但是他的生活並不幸福。在第壹部中，他的親情缺失，因為姐姐跳崖自盡；第二部中，他的愛情缺失，妻子嫌他貧窮離他而去。作者把刑警謝飛當作普通人來寫，寫出了普通人的喜怒哀樂。警察形象謝飛不像有些作家筆下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沒有家庭的羈絆，沒有感情的纏繞。他是壹個活生生的人，有普通人的情感痛苦，也食人間煙火，這是小說的壹大亮點。
《三個陰謀》的整體地域特色明顯。毋庸置疑，小說是以重慶山城作為背景，如“這奧托車，屬於重慶本地制造。它的車身，小巧靈活，哪兒都能停，哪兒都能去。正因為它便捷得很，所以，它最適合在街道狹窄、交通擁擠的重慶城營運。在重慶這座山城，奧托出租車就像莊稼地裏的爬殼蟲，多得滿路都是。客人只要站在公路邊，把手壹招，奧托車就吱地壹聲停在了身邊。”
文學是壹個民族的縮影，必然蘊含著豐富的民族文化知識和民族風情。“重慶的客運市場是奧托車壹統天下，這兩年交通狀況大有改善，便全都改成了羚羊車。羚羊車雖也屬重慶本地造，但相比之下，外觀就要比奧托車大氣得多。乘客坐在車內，也要比奧托車舒適得多。”這種景觀化的敘述是有目的的。所謂景觀化，就是站在歷史和文化之外，為了市場及其他目的，隨意把歷史文化書寫成可代觀賞、消費的景致。
20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對於“看”的需求影響到文學想象和文學書寫，文學自覺適應市場的壹個突出表現就是作家紛紛加入景觀化的大合唱。張望也匯入了這個大合唱。這種景觀化描寫，固然給讀者提供了可看的場景，在功能上卻遮蔽了作家個人主觀性的傾訴。
《三個陰謀》地域特色很明顯，語言也符合地方特色。且看“誇打誇打地走來開門。她打開門，見門外站著幾個著裝整齊的警察，不禁大吃壹驚。”也怕她老公吳長生知道後同我撕皮。”法庭天天給老板送傳票，把老板的腦殼都搞大了。“想推油，他開先不說。這麽財的先生。“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關系硬紮者，才得以留在重慶市區。“談了五六個女朋友都沒有搞成氣。”謝飛的想法，跟普通老百姓沒有兩樣，吃孬點，耍好點嘛！“不喝得二麻二麻的不會回家。”發起了雞爪風。“幹滾龍壹條”等等，以上所列的方言土語地域性皆很強。方言對普通話來說就是壹種偏離、超常、陌生化。張望偏愛走這條路，因為它能給人提供另壹種新感覺，新神韻。
文學語言的“陌生化”命題，是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來的。他說：“為了恢復對生活的感覺，為了感覺到事物，為了使石頭成為石頭，存在著壹種名為藝術的東西。藝術的目的是提供作為視覺而不同作為識別的事物的感覺；藝術的手法就是使事物陌生化的手法，是使形式變得模糊、增加感覺的困難和時間的手法，因為藝術中的感覺行為本身就是目的，應該延長。”
除了文本的語言具有文學性之外，其間的寓喻手法也非同壹般。如“謝飛暗自驚嘆：這座高峰，真險啦！誰要是站上峰頂，壹定會嚇得魂飛魄散！誰要是從峰頂摔下來，壹定會被波濤卷得無蹤影！這座高峰，他真不知道名字呢。”此處隱喻手法運用得很到位。隊長讓謝飛扮老板，當臥底，上演無間道。謝飛目睹險峰，遂發感慨。險峰在文中既是實寫，也是虛寫。謝飛看著那險峰就知道任務艱巨，任重道遠。但是，他並沒有被險峰所嚇倒，而是迎難而上，張望在字裏行間巧妙地地道出了警察意識或警察精神。
張望是個講故事的高手，這是不爭的事實。他遵循的是故事中心主義，嚴守亞裏斯多德的情節理論，繼承著山魯佐德的衣缽。他的故事有看點，能夠吸引讀者愉悅地完成閱讀過程。在這個文學產業化的時代，講好故事就能勝出，難怪他的小說多次被《重慶晚報》、南京《金陵晚報》、成都《天府早報》等報刊連載，並入選了《西部警察叢書小說卷》（北京金誠出版社）、《我們從這裏出發》（重慶出版社）等大型文學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