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辦純益繅絲公司
1918年9月10日，張作霖任東三省巡閱使，政治勢力不斷擴大。金融自“壹二大洋券”發行後，擠兌之風也稍有緩和。是年11月，劉尚清以奉票25萬元在奉天大北關開辦“純益繅絲公司，生產花素綢和純絲。”1919年6月，張作霖的親信孫烈臣被北京政府任命為黑龍江省督軍兼省長。孫烈臣於赴任前在奉天同張作霖商定黑龍江省重要文武官員的人選問題：起用丁超為督軍署參謀長，袁金凱為秘書長，宋文郁為全省警務處長，劉尚清署理財政廳長，網羅奉系文武官員，組成黑龍江省新班底。8月，劉尚清辭去東三省官銀號總辦，彭賢暫代其職。9月24日，劉尚清被派往黑龍江省署理財政廳長。1920年兼鶴崗煤礦公司總辦。6月5日任黑龍江省財政廳長兼任吉林永濟官銀號總辦。1921年5月免去黑龍江省財政廳長職。
復出任東二省官銀號總辦
張作霖隨著政治權勢延伸到東三省全境，愈感到財政金融混亂造成的危害再不能繼續下去了。為進壹步鞏固其統治，擴大地盤，有必要改變原有錢法各自為政的局面，遂設立壹聯合金融機構，使金融靈活變通。故於1922年1月籌建東三省銀行，行址設在哈爾濱。11月委任劉尚清兼該行總辦。1924年初，劉尚清提議再次發行“壹二大洋匯兌券”，卻遭到東三省官銀號總辦於沖漢的反對，遂之於又提出辭職申請。7月，為統壹東三省幣制，東三省官銀號又將東三省銀行、興業銀行合並，增資奉大洋兩千萬元。劉尚清復出任東二省官銀號總辦。
在第二次直奉戰前，“潘復在經濟上同直系關系相當深，在直奉掌握財政時，安插壹些人勢力，暗中左右壹切。直系在第二次直奉大戰中敗北後，潘復又幫助直系拉攏奉系權要人物，如介紹劉尚清等奉系得力人物參加德興鹽務公司， 以保全直系經濟力量。”1925年劉尚清任奉天商埠局局長，9月兼任中東路督辦。
奉天省長兼領財政廳長職
1926年3月10日，張作霖準奉天省長王永江辭職，派莫德惠接任財政廳廳長，暫任代理奉天省長。9月23日，劉尚清辭去中東路督辦職，於沖漢繼其後任。1927年6月，張作霖在北京就任海陸軍大元帥，組織軍政府，成為北洋政府末代最高統治者。潘復受命組閣，劉尚清出任潘內閣農工商總長。同年10月3日，張作霖特任劉尚清署理奉天省長，與莫德惠的職務對調。至此奉天才有正式省長。劉尚清以奉天省長兼領財政廳長職，遂即返奉走馬上任。
劉尚清既到任，政務廳長王鏡寰乃辭，易以關定保協助劉尚清治理金融財政。關乃遼陽人，舊時為王永江所賞識。劉尚清還派張之漢、李友蘭、孫祖昌、吳恩培為省公署參議，皆壹時奉天省所謂名流，多為東北金融界劉之舊部，參與謀劃要政與決策，駕馭起來得心應手，左右逢源。劉尚清任省長兼財政廳長，可謂受命於張作霖統治走向沒落、財政金融危難之際，遂施行其金融之熟練手法。首先整頓金融，“以不兌現紙幣大量收購土產換現。”並下令，限制私立銀行錢號不能大宗收購糧食，以便集中於官府經營。同時劉尚清還在稅目上增設附加，其最不得人心的要算籌濟局的設立，但未能起作用。金融壹度平穩，奉票比現洋由二十七、八元回到十九元。
任東大校長
1927年11月1日，王永江病逝於金州老家，依例劉尚清應兼領東北大學校長，成為東北大學第二任校長。劉尚清接任東大校長後，即以同鄉馮廣民代替吳家象為東北大學總務長。並將文、法、理、工四科改為四個分院，以省公署第四科主任、留美文學學士周守壹(又名周天放)為文學院院長；以商務印書館奉天分館經理、留美法學碩士藏啟芳為法學院院長；以留美工學博士孫國封為理學院院長；高惜冰為工學院院長；楊王楨仍任工廠廠長。劉尚清的治校方法與王永江大相徑庭，曾引起許多師生的不滿。
劉尚清主政東北金融有年，可謂行家裏手，長奉天省之初，財政金融壹度出現平穩趨勢，奉票比現洋換算已差十余元乃至二十余元，因此進壹步采取措施，先禁各私立銀行錢號倒空買糧，並嚴令各機關存款壹律送存官銀號，壹面下令官銀號酌情兌現。劉尚清深知，凡此種種皆治標之策，欲求金融根本穩定，勢必籌治治本之良方，其良策在於裁軍息爭縮減軍費也!
籌劃安排軍費開支
張作霖窮兵黷武，軍費向無定數，更不受預算限制，舉兵十余載，向無預算可言。劉尚清當政省長以來，月軍費約需現洋七百五十萬元，年軍費需現洋九千萬元。此款政府並無著落，幣制很難維持，金融緊迫萬分。為渡過財政危難燃眉之急，劉尚清遂於1928年3月7日，“下令增加地畝稅，上等地每畝由現洋壹元四角增至三元六角；中等地每畝由-元增至二元四角；下等地每畝由六角增至壹元四角。”劉尚清以理財家之理想認為，軍費必須有定數，並納入財政預算，方可求得財政根本解決，軍費現需數目過大亦必縮減。於是，3月中旬，劉尚清偕官銀號總辦彭賢赴北京謁見張作霖，力陳應裁減軍費，並將其納入政府預算；還張羅借款三千萬元為金融之急救。張作霖對劉尚清此舉非常不滿。為此劉尚清在北京守候了四十六天之久，經過激烈爭執，張作霖始將軍費壓到每年現大洋五千萬元。爾後劉尚清又與北京政府磋商救濟奉票辦法，“決定以二千五百萬元為基金‘整理’奉票。其中東三省自籌二千萬，向中、交兩行借五百萬。”劉尚清方帶著張作霖手簽呈文回奉交科辦理，大家為之高興，認為財政總算有了辦法。劉尚清由京返省之日，各界知道軍費已定，借款也有成議，奉票兌現洋壹元兌換奉票二十六、七元提價到十九元，鉆營投機者因此倒閉甚多。
劉尚清籌劃安排每年五千萬元大洋的軍費開支，首先由奉天省庫撥款壹千五百萬元；其次由東三省鹽運使鹽款項目下撥二千五百萬元；再次由吉林省撥六百萬元，黑龍江省出四萬百元，湊成此數。措施雖行，然軍費終不能節減，且戰事頻繁有增無已，公文定案於紙上，空談終不能約束張作霖。由於軍需不能節減，乃別籌抵補，遂設東三省臨時籌運局，以張誌良為督辦籌款濟軍。籌濟之道多端，甚至種鴉片、爭彩票。經過劉尚清的努力，金融稍有好轉，奉票與現洋比由二十七、八元回到十九元。但由於時局日趨惡化，再加上日本人提出鐵路問題，日本僑民與中國居民雜居問題，威逼太甚，仍不能挽救整個頹勢。
張作霖於1928年5月9日通電求和無望，又於6月2日發出出關通電，表示撤軍息爭，退回東北閉關自保。奉天省長劉尚清於同日對鐵路沿線各縣發出密電，通知沿線各地，事先妥為警備，毋稍疏懈。6月3日晚，張作霖悄然離開北京，4日晨，回奉專車抵達皇姑屯車站，劉尚清、張景惠等在那裏迎候，並說明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員，都在奉天新站等候。張作霖同迎侯人員招手後，專車繼續前進，只有張景惠上車同行。晨5時45分，回奉專車行至南滿路與京奉路交叉處的三洞橋遭日本關東軍暗算，張作霖被炸身負重傷，吳俊升當場身亡。張作霖經溫守善等人搶救擡上憲兵司令齊恩銘的汽車上，急馳帥府。參議長藏式毅、省長劉尚清在帥府二門迎接。張作霖終因流血過多搶救無效而殞命。張作霖之死完全是日本人的預謀，其真正目的“並不是為了殺害張作霖壹個人”，更陰險的用心在於“乘列車爆炸和張作霖之死引起社會紊亂之機，立即出兵進而挑起大規模武裝沖突，然後使用武力徹底解決滿洲問題，壹舉占領奉天後，建立傀儡政權。”因此，皇姑屯事件發生後，日本人在奉天及北寧路沿線制造了壹系列尋釁事件。
皇姑屯炸車案發生後，東北各界都議論紛紛，憂慮將有戰事來臨。奉天當局已識破日本帝國主義陰謀詭計，留在奉天的頭面人物，省長劉尚清、參議長藏式毅，對這壹突發事變，沒有驚惶失措，而是小心謹慎地應付逆來之橫事，使得日本軍警想尋隙也找不到借口。當時奉天並沒有壹點混亂現象。省長劉尚清和參議長藏式毅商議決定派奉天兵工廠幾個俄國籍工程師會同地方軍政官員，前往出事地點進行調查。同時由劉尚清、藏式毅等作主壹面佯稱張作霖受輕傷，嚴密封鎖消息，密不發喪；壹面急促張學良返奉。盡管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町野顧問千方百計以探病為由，要親視張作霖的傷勢以探明虛實。劉尚清仍固示鎮靜，回答：“大帥精神很好；飲食喝牛奶。”日本的松井、本莊繁、荒木等人也頻頻前來探視，劉尚清也都如此回答。“劉尚清在省署宴請日本要人，參加午餐會的如林總領事、內田領事、河野副領事及守備隊長，地方事務長，上井原顧問等互相聯歡盛極壹時。”劉尚清並在宴會上發表演說：“願中日兩國繼續‘親善’，勿因無根之言，致生疑慮”以此來穩住日本人勿起歹意。同月，“劉尚清致電南京政府，表示願改懸青天白日旗，服從國民政府，望勿對東三省用兵”，在電文中申明大義，避免此時發生兄弟鬩於墻之不快事情，讓日本人得利。劉尚清等人在千鈞壹發之時，不得不導演的壹幕病榻喬裝的悲喜劇，居然瞞過日本人的耳目，使日本關東軍壹直弄不清事情真象，因而不敢輕舉忘動。經此危疑震撼妥善安置之後，才宣布父死子繼，終於渡過了這壹危難。
戰亂之中
劉尚清“言行有板有眼，待人彬彬有禮。處事最穩健，頗具‘孔明壹生唯謹慎’之長處；更以精明著稱，洞悉獨善其身的哲理，有時則被視為過於持重，每置身於毀譽之間，亦或未始不是幾度出撫入閣的契緣。”劉尚清在皇姑屯事件後能折沖樽俎間，應付時局，就是壹段頗具機智的得意之往事。
1928年6月17日，張學良返抵奉天，18日奉天宣布張作霖死耗。20日，張學良通電就任奉天督辦，劉尚清辭去省長職。7月4日，張學良就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7月19日成立東北臨時保安委員會，公推張學良為委員長，袁金凱副之，張作相、劉尚清為委員。東北保安委員會任命張學良為東北大學校長，劉尚清辭去東北大學校長職。
張學良主政東北後，決心息兵罷戰，集中全力建設東北。對各方面進行整頓。在整頓軍事的同時，積極進行理政建政工作。為加強統壹領導，東北保安委員會於1929年1月9日改為東北政務委員會，其委員有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莫德惠，劉尚清則被聘為委員。劉尚清也是後來南京國民黨政府任命的東北政務委員會11名委員之壹。
1928年12月29日，東北改旗易幟，劉尚清代表東北方面進入南京國民政府任委員。1929年1月10日，奉天發生驚人的內變，即所謂槍殺楊常事件，東北元老張作相對這椿既成事實的血案，自皆無言嘆息，終以“叛變”罪加諸死者，此舉亦不無殺雞警猴的鎮壓作用。壹時間鬧得人心惶惶，如“元老劉尚清已感不安，曾謂急去湯崗子數日避避鋒頭”實際並未多所株連。
1930年4月，蔣、閻、馮，桂中原大戰爆發，手握重兵雄踞關外的張學良有舉足輕重之勢。各派代表雲集沈陽，對張學良進行拉攏，張學良尚舉棋不定。6月間，東北軍政委員會在沈陽舉行壹次高級會議，專門研究如何應付時局的問題，當時分為三派；以張作相為首的壹派人主張保境安民，不與任何方面合作，尤其不與蔣介石合作，劉尚清尤為贊成這派人的主張；以萬福麟為首的壹派人主張靜聽張學良的主張，本人並無獨立主張與見解。
1930年12月，劉尚清就任南京國民黨政府內政部長，是時任各部部長中唯壹的東北人。1931年“6月兼任國民政府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8月兼救濟委員會委員；9月兼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12月連任國民政府委員，免內政部長職。”
劉尚清是東北的要人，平素喜談礦利，又與張氏父子情投意合，張學良約其壹同辦礦，東北礦務局自承辦復縣復州灣煤礦，劉尚清就參與其事，並擔任復州灣礦業公司掛名董事長 (劉系掛名，不曾投資)，之後便成為礦務局的重要成員之壹。礦務局長王子文遇事經常就商於劉。若後來計劃籌建的東北礦務有限公司如能成立，劉尚清當居僅次於張學良的位置。“九·壹八”事變後，張學良知道河北金礦儲量甚是豐富，為大利所在，遂找劉尚清、王子文謀之創辦冀北金礦股份有限公司，開采金礦。張學良出任冀北金礦公司董事長，劉尚清副之。
1933年5月，劉尚清任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委員。1934年1月，張學良歸國後，被蔣介石任命為豫、鄂，皖“剿***”副總司令。張學良在武昌立即召見東北軍要員，先後來武昌會見的有李杜、魯穆庭、劉尚清、荊有巖等，談話的內容是東北軍的南調和訓練問題。
“九·壹八”事變後，張學良為整理關內邊業銀行業務，在天津另設總行。由於經營範圍縮小，取消了總裁制，改為經理制，派長蘆鹽使荊有巖兼任邊業銀行監理，韋錫九為經理，***負全責。斯時，邊業銀行資金所余無幾，力量很弱，韋錫九建議張學良應向住在關內的東北人士募集壹些役金，遂在1936年成立了董監會。此時邊業銀行又以經理制改為董事長制，舉劉尚清為董事長，張學良、王樹玲、張作相，於學忠、馬占山、高紀毅等九人為董事。
1936年12月12日，張楊兩將軍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陪蔣介石回南京後，便失去了自由。蔣介石背信棄義扣押了張學良，使東北軍失去了重心和凝聚力。在營救張學良的方式上東北軍內又形成以少壯軍人為首的主戰派， 以老壹派軍人為首的主和派。兩派在營救張學良將軍的方式上意見分歧相持不下，最後竟兵戎相見，釀成少壯軍人盲目狂熱的行動，槍殺王以哲將軍的“二二事件”的悲劇。事件發生後，東北軍被瓦解，三位壹體遭到破壞。東北軍高級將領：於學忠、何柱國、繆激流、劉多荃等人對堅持三位壹體的團結發生了動搖，竟放棄甲案，接受乙案。於學忠按南京指示，曾電留平津的東北人士，征詢意見並希望推代表，和西安代表何柱國軍長同赴溪口晤張以決定甲、乙兩案取舍問題。東北人士在天津王樹翰宅邸會商，參加者有張作相、萬福麟、劉尚清、劉哲、莫德惠，王樹常、湯玉麟、劉翼飛，胡毓坤、陳興亞、高紀毅等，這些人都被視為保守派。會上，首先由王樹翰報告於學忠電文，之後，萬福麟就甲、乙兩案搶先發言，力主接受乙案。大家都贊成萬的意見，並公推王卓然、田雨時為代表赴南京。繼而駐西北的東北軍六位代表去溪口謁見張學良後，又有東北元老劉尚清、王樹翰、劉哲、莫德惠，王樹常前往溪口晤張。
東北軍經過“二二事件”的內亂，壹些高級將領對留駐西北維持原來商定的和平方案產生異議，互不信任，意見分歧。特別是東北軍高級將領於學忠、何柱國、繆激流、劉多荃，根據自己的意願，符合蔣介石的陰謀，放棄甲案，接受乙案，部隊全部東調。可東北軍撤出陜甘以後，由於蔣介石自食言肥，唆使某些安徽籍人士的反對，乙案亦未實現。致於所傳江蘇省主席、豫皖綏靖主任由東北軍將領出任，因劉峙致電蔣介石，不應獎勵叛變而罪有功，遂皆取消，改任於學忠為淮海警備司令。後經東北愛國人士高崇民的奔走呼籲，南京政府發表於學忠為江蘇綏靖主任，所統率的部隊只有他的51軍；王樹常為豫皖綏靖副主任協助劉峙工作；何柱國為西安行營副主任，幫助顧祝同工作；劉尚清為安徽省主席，以便妥善安置東北流亡關內人員以及東北軍政人員的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