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時期，有李繼孚編撰的《李澤集》。關於這本書，《縣齋讀書誌》卷二十說:“經文選輯收，唐開元詩人所作詩三百二十首，分門別類。在鎮遠，鄭裕慶就是令。”(4)晚唐出現了壹部規模宏大的唐詩，也是中國歷史上第壹部尊崇杜甫的文集，即谷濤主編的《唐詩選本》。《唐詩選序》談及該書的範圍和編纂體例:“自唐初至終，詩壹千二百三十二首，分二十卷，稱為《唐詩選》。”文章標題屬興，類別相同，但連貫性不是畢沖和年代的意思。優雅和美麗，是有區別的。“⑤全書按類別編，類別不分年代。
北宋時期仍有相當多的準編詩，如《郡齋讀書》卷二十:《唐宋詩》卷二十。皇朝仁贊和尚說是羅、唐學人編的，名字不詳。對唐以前和現在的湘府名人詩進行分類整理。“南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分類詩，出現了劉克莊編的《唐宋千士詩選》，這是最早的壹部。宋末元初還有趙孟頫編的《唐歌詩集》和方回編的《英魁法要》。
壹般的詩集包括各種各樣的主題，但如果把壹首特定主題的詩歸入壹個集合，那就是壹個特殊的集合。比如北宋歲時的宋壽詩，南宋初年古今歲時的普濟詩。《歲時雜詩》載於《郡齋讀書誌》為20卷，共錄詩1506首。古今年份的聖歌是按照壹年的季節來編排的，比如元日、春分、清明、長夏、端午、中秋、重陽、冬至日、歲末。選取漢魏宋詩2709首，文房四寶提要說:“古季詩摘抄編目，此處不備。”⑦此書前有蒲繼忠紹興年間所作的序言，稱此書與年間《雜賦》的關系是“取其內容，擇此世詩附”。這兩本書風格相同。也有可能以其他集合的形式編譯特殊集合。比如劉辰翁的《徐希四景詩》，分春夏秋冬四章，就是教兒子學詩的範本。宋代另壹部重要的文集是南宋孫的《題畫詩集》《音畫集》，《四庫提要》說“唐宋人題畫詩皆錄”，“分二十六首”。康熙在編纂歷代大型題畫詩集時，沿用了這種方法。地方畫冊有孔編著的《會稽英語集》。這本書將由20卷關於人們歌唱惠濟山水的詩歌組成。前15卷為詩，按主題分為九類:州府、西園、禦獄、山川、廟會觀、送別、贈答、感受、歌唱、和合。每類先以法的形式，再以古文的形式列出，後五卷為文章，按文體排列。從選本來看，分類詩文集多由詩詞、賦組成，但雜文是分開的，因為雜文外在形式的差異是明顯的、實用的，根據用途自然形成許多風格，所以不需要借助學科分類就能達到區分的目的。然而，文遠華英是壹個例外，因為有太多的精選文章，每個機構分為幾個子類根據主題。
也有壹些唐宋詩詞選本采用了分類的方法。最早的是李喬的《雜賦》，共十二首，分別是幹象、坤逸、芳草、珍樹、靈鳥、瑞獸、起居、服飾、文物、兵器、音樂、玉器。又如黃凡在大歷五至七年間編纂的《杜工部集》。其序曰:“文集六十卷，位於江漢之南...今集二百九十件，每件按事件類別分為六冊。”⑩白居易在江州時，他的詩分為四類，諷刺詩150首，閑適詩100首，感傷詩100首，雜詩400余首，共計約800首，編成15卷，在元和十年(815)。這是第壹部采用體裁和主題並行分類的白色詩集。
宋人很少編纂自己和同時代的詩集。哲學家訪問了梅在宣城的家，從梅的後代那裏得到了《梅全集》。全集是按照題材而不是古風編排的，但這種情況很少見(11)。但宋人喜歡對唐藏品進行重新分類，如宋的藏品和孟冬野藏品，王的魏蘇洲藏品等。《蔡寬甫詩話》說:“繼、之後，世人皆知古文，故、魏蘇周開始混於世。”(12)宋、王的編撰正好滿足了時代的需要。《李太白集》分為歌、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詩和閨房詩。魏蘇州集的分類比較簡單，只有十四類:賦、雜集、顏集、送禮物、送別、酬謝、相遇、思念、遊歷、嘆息、嘆息、遊歷、雜趣、歌唱。杜甫的詩在宋代很受推崇。當然，杜甫的詩是唐代最勤奮的集。以杜工部的詩為例。全書共分七十二節:月、星、河、雨雪、花、草、竹、木，以及房間、行程、情懷、時事、送別、簡送。杜甫詩歌的分類在宋代頗為流行，但宋元以後已不多見。明代著名藏書家徐巴將杜甫的詩歸類為雲。"杜詩傳世不下百首，十首有七首有註釋，十首有兩首有年譜，十首有分類。"(13)
南宋人還對北宋的壹些名句進行了重新整理。最著名的是王竹素的詩，書名是“東坡先生的詩”，是王寫的，分為78類。宋馬沙版《迎賓先生文集》是蘇轍的詩集。前60卷是詩，分為近100類。四季又細分為春、夏、秋三個亞類，普通官員又細分為省、恩、將軍九類。黃先生的詩集有104類之多。有時候這種分類真的沒有必要。比如《老蘇文集》八卷，前兩卷只記錄了四十二首古詩，卻分成十九派，每派平均不到三首。
二
從文獻編纂的歷史來看，分類詩集的產生經歷了壹個漫長的過程。中國古代的選本比壹般的選本出現的早。《韓曙賦錄略》所載屈原賦二十五首、宋玉賦十六首、梅成賦九首，可視為其他選本。這些集子雖然被劉翔等人加工成了定稿，但應該是編輯成書，而不是單篇流傳。《漢書·藝文誌》的記載都是專集，不是集詩就是集賦，作品相對較少，內容也比較簡單。東漢時期出現了壹部包含多種文體的文集。《隋書經集誌》說，《文選》的名稱是由蓋漢和東京共同創造的。既然精神已降，屬於文學誌向，但誌向還是不壹樣的，浪漫風格也不壹樣。後君子欲見其身而見其心，不聚而稱之為集。”在東漢時期，壹個作家的各種風格的作品被收集成壹部集是壹種常見的現象。如《後漢書·女傳》壹書說:“(班昭)所撰賦、賦、銘、訃、問、挽歌、書、論、文、遺十六件。女婿石鼎編的。”根據《鄭東賦文選》的註釋，這本書叫做《曹大甲集》(14)。自然，這些集合不會采取類編譯的形式。
當其他集合的數量達到壹定水平時，就有必要也有可能編制總集合。《隋書經籍誌》雲:“建安以後，辭賦越來越繁，各家之集越來越廣。晉朝擔心讀書人疲勞，便采孔翠，削繁，由詩賦而下，各有連貫，合而為壹，稱為“柳別”。從《文章集》中的余詞所作的詩、賦、齊、鎮、明、訃告、挽歌、墓誌銘的體例分析可知，這是壹部偏集的文章，但無法考證是否分類。但此後，梁高僧胡編纂的《鴻銘集》采用了接近類書編纂的體例。《洪明基序》說:
寫古今明文章，通論道法之雅俗，有過刻意伐煞，有過建言護法，有過不論大小，都要采納的。此外，前代學者、司文公、有用三寶，也加以編目，歸類為十四卷。
整本書既不按文體也不按作者排列，而是按辯論主題分類。如第四卷記載了何承天與顏延之關於神的滅與不滅之辯的六篇文章，第七卷收錄了四人反駁顧道師“夷夏說”的四篇文章。《鴻銘集》和《文選》大致同時產生，兩本書的編纂和選本都經歷了壹個過程，分類方法也不是壹朝壹夕形成的，所以很難說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互動關系。但佛教文獻《鴻明集》的分類和對象極其特殊，所以真正對後世集體公案有較大影響的只有《文選》。
按類編纂的詩集和按類編纂的書，最大的共同點是都采用內容分類的編排方式。分類思想的演變從側面反映了民族認知水平的發展過程。《周易》對事物進行了分類，構建了有序的宇宙體系。但最早具體劃分事物的是字書爾雅。《爾雅》除前四章外，其余十五章均解釋物理名稱，包括宮、器、樂、天、地、丘、山、水、草、木、蟲、魚、鳥、獸、畜。後來分類書所用的分類體系是《爾雅》分類方法的延伸和發展，進壹步影響了分類詩的收集。
起初，類書和類編集在選材上有很大區別。前者分門別類記錄事件，後者分門別類記錄詩歌。但準書的出現早於準編詩集，兩者之間也有壹定的關系。賦興盛於漢魏六朝。寫賦需要廣泛收集事實和典故。賦可謂書籍(15)的前驅，六朝人在編撰書籍時自然會在賦中尋找素材。傅的創作風格化程度很高，同題材作品內容大同小異。根據題目把典故壹個個抄下來就成了壹種書，把整篇文章抄下來就是壹種集。詩歌的情況也類似。到了初唐，歐陽詢的《藝文集》將二者結合起來，既抄事實，又選詩。《文藝集會》的序言是這樣寫的:
前人作曲集，各有所指。劉別、文選選自其文，黃蘭、邊略為直書。課文的意思不壹樣，但是很難找到。於是，我寫了壹道聖旨來寫它，摒棄了它的瑣碎，刪除了它的贅言，金盒子和玉璽也差不多了。號叫《文藝匯萃》，100冊。如果有東西在正文之外，就不會斷。故事在前，文章在後。老公讀起來很輕松，作者用的。(16)
這是圖書編纂史上的壹大突破。傳統的書，比如黃藍，是“事出於文”，“破之於物”，但這裏的“篇”是附在單行的“物”(詞匯)上的，相當於傳統書籍和詩集的融合。聞壹多先生對此有過精彩的論述:
《文選劄記》、《北塘書劄》、《文藝集》、《初學劄記》、《初唐壹家詩集》。
壹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壹首唐詩創作過程中的幾個階段...(壹本初學者的書)每個題目下，壹開始是“記敘文”，接下來是“正確的事”，最後是壹首詩或壹篇散文。其實這三項減去“事對”就相當於“文采薈萃”，減去詩詞散文就相當於“北唐書潮”。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從《書潮》到《初學之書》這壹類書的分類史。(17)
文先生的《初唐某家詩集》最恰當的例子是李喬的《雜詠》。這是準書發展的高級階段，即作者不再編纂而是直接創作了壹部範詩書，這也是壹部準詩集。將《雜詠》與和《紀》(18)中的典故和類別進行比較，可以充分證實這壹結論。
除了外形上的相似外，體裁書和體裁匯編的詩集往往出現在同壹文化背景下，都是封建帝王推行文化統治和“盛世修經”的重要途徑，編者往往身兼兩職，因此它們往往是有關聯的，往往對當時的文學風氣產生重要影響。如唐龍碩年間，有許的在，許的《雷筆》，許和上官儀的《堯蔡》，景源的《古今詩人秀句》，上官儀的《筆劄花梁》，景源的《詩腦》。以體裁書的編纂為基礎，以體裁詩、美句的收集為創作範本，以詩體理論為指導，創作出的成品是官體(19)，其特點是“金玉龍騰，亂紫黃，視頻偏袒其功，假對立其美”。
宋初也有大規模的編書活動。宋初四大書中，《太平玉蘭》和《太平廣記》編纂較早，與《文苑華英》的校訂者重疊，其編纂體例也影響了《文苑華英》。《文遠華英》與《太於萍蘭》的分類體系基本相同，其編纂程序是“讀前代文集，概其精華，分門別類”(20)。讀前代文集前應明確這壹範疇，否則編書會變得困難，還應參照《太蘭》的分類方法。
正是由於外觀相似，背景相同，功能相同，大型的詩文集往往被誤認為是書。尤茂的《歲出堂書目》將文冠·林茨和文遠·華英同時列為藏書。胡應麟還將文遠華英與《太平玉蘭》、《太平廣記》並列為壹種書(21)。然而，像文藝·雷劇這樣的書被認為是收藏品:
胡應麟《邵氏山房集》(卷二十九):“有《初學》、《文怡》等幾種書，其中有詩，但近於集。”
程琦《連生堂藏書》、《藏書訓練》及《購書》:“文藝雷劇辭賦之備、《鶴壁石磊》詩詳引，各種藏書。”
章學誠《校總意》2: 5:《藝文集》等，後收典藏部。"
其實兩者的區別是很明顯的。嚴格意義上的《文選》和《文苑華英》總集只記錄整首詩，原則上不記錄散句，更不記錄詞語和典故。但書的範圍要廣得多，可以包括典故、節選或所有詩詞。
三
由於體例上的相似性，類書和分類編纂的詩集在編纂時往往互相借鑒資源。書籍以詩集和散文集為藍本是很常見的，但詩集和散文集以書籍為藍本卻很少見。可見，劉克莊的《唐宋名人分類詩》實際上是南宋書家任抄錄《錦繡花谷》(22)所作。分類詩集除了互相借用外，還經常被改編成各種書籍。唐宋時期，《文選》是世人研究的詩文典範，備受矚目。到了唐代，除了註釋之外，還出現了壹些續書和準書，如孟麗珍的《續文選》、蔔昌夫的《續文選》和蔔的《擬小說選》。宋人喜歡把選曲改編成壹種書。陸遊《舊學寺筆記》(卷八)說:“文選尚在建國初期，而當時文人專書此本，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帖，月必稱王舒，山水必稱清輝。”《文選》中有很多這樣的名字，如日裏的姚玲、惠玲、懸影、菲比、吳洋，月裏的素娥、王澍、玄兔、禪伯(23)。壹個壹個記下來會很費時費力。《四庫提要》說:“是《文選》所編《李藻》之語，分類整理而成。其中《語史》偶為漢以來辭賦所采用，即作為經典加以采用和註釋。”似乎又回到了“物從文來”“破之為物”的老路，不過是更高層次的回歸。又如王若虛的《文選》(24)，顯然是為了押韻的方便。
比選詞更進壹步的是選句，這說明學者們盡力從語言的各個方面——字、詞、句、文來學習所選的作品。這類著作中最典型的是劉攽的《文選》,《四庫提要》說:“為辭賦編文選句，共有549類標題。”(25)《文苑華英》是宋人眼中的《文選》的續篇，更大更近的《文選》的壹部分，出版於真宗景德四年(1007)，《文選》與《文苑華英》同時編輯(26)。基於這種認識，高還編著了《文苑文選圖》。按其序，此書成書於嘉定十六年(1223)，刊刻於宋代。見瞿永《秦鐵銅劍樓集目錄》，稱之為“宋高如”，其價值在於“從中提煉出美句，以供漁獵者編纂”(27)。元代人虞照稱贊說:“凡古今名家，其所有作品中有妙句者，無不取經，讀之神必狂喜。”(28)可見宋元士人對這類書的偏愛。
同樣受到宋人推崇的杜甫的詩，也被改編成各種書籍。《解支齋問題》卷十四曰:《杜詩六首》十八卷，建安紀靈所作，以杜詩語與白氏合編。“即按《白氏六帖》的類別，摘錄杜氏詞。同類書亦有《八詩六帖》，《四庫提要》說:“八詩六帖二十九卷，宋狀元無其名所作，為方嘉所抄。“八大詩人，韓王的詩。六貼者，竊白居易之名。分類淫穢，句句分離。書名叫王師鵬，應該也是宋人所為。”
類屬圖書有兩種基本的編纂體例，即分類和押韻(29)。杜甫的詩被宋人視為韻的典範。簡媜《杜少陵詩音義序》說:“國追祖成憲，士取長補短之氣，少年風姿，尤為時興。”蔡孟弼《草堂詩話劄記》也說:“詩除設科選士外，其次為詩，詩之命題多為詩。”(30)類似於杜詩和杜詩劉鐵的編選情況，宋代出現了押韻杜詩和杜詩書。杜甫用韻寫的詩，像陳藻的《韻詩史》，其序曰:“欲讀美詩，可通讀。來周放休閑，創作韻文，就唱到書裏。”陳藻認為，要想在詩歌創作上取得很高的成就，就必須對前人的經典作品熟悉到可以隨便背誦的程度。例如，他說:
昨日龐問東萊作詩之法，東萊問:“讀詩美嗎？”可以偷偷背嗎？”“還沒有。“贈珍本。”黨內其他人反對他。請背誦這個。“如果還回來，就朗朗上口了。東萊派他來，說:“我有自己的老師。“龐自然是以詩命名的。
除了杜甫的詩，他還擅長寫宋代傑出詩人的作品。“東坡、黃、本朝正派，的詩都能背得滾瓜爛熟。”可惜效果並不明顯。“但是，詩學終歸是羞於古人的，那又如何？”(31)陳棗顯然走入了學詩的誤區。韻編這種編詩的方法用的很少，遠不能和拆分、類編、系年相比。
韻書在宋代並不少見。《讀書縣誌》第十四卷翟記載了兩部書:
韻，五卷。寫於右朝的張萌。六藝、哲人、三史句合集，按韻排列。準備考詩賦。
五卷押韻的歌曲和詩歌。右朝的楊紫編了古今詩人的警句，附在韻上，為強韻做準備。
同樣的，宋人也把杜甫的詩改編成以詩史為題韻的韻書。魏遼翁《古許筠詩史韻序》說:“許筠以詩史韻為韻四十卷，似非無奈為吟。”該書從杜甫的詩中摘抄詩詞，用韻腳編成詩詞。哲學家魏遼翁雖然被請去作序，但他並不喜歡。“我仍望許筠把玩六經，有誌於詩史者，浸淫於義理，苦練文章，蓋今所見。”(32).
在這類作品中最有影響的是杜甫的《詩韻》，這是從國外重印的。《杜甫詩韻》原名《杜麗劉漢韻》，由李律主編，孫毅作序，孫毅稱之為《杜甫詩韻》。該書成書於南宋初年，是杜編纂的最早的壹部書。孫毅《韻序》曰:“李世武得關健康，其家待選。他取了、、韓禮部、劉四首詩，用“禮部”的四聲記錄下來，與同類押韻。李呂也是背杜甫詩的行家。”讀完十八卷《杜子美古詩》，我能讀懂每壹個字”(33)。比杜甫絕句更為完備的是宋代裴的《詩歌集絕句》。這本書又稱《十二先生詩集》，記載了杜甫、李白、高適、韓愈、柳宗元、孟郊、歐陽修、曾鞏、蘇軾、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的詩，唐宋詩有六首，尊唐宋的意義顯而易見。全書依《廣韻》之韻排列，先註韻之反切，後舉諸子詩為例。如果這樣的詞太生僻，那也只是註音。
準書和準編詩的界限應該是清楚的，但事實並非如此。更何況兩者之間還有壹個過渡類型的秀句集。如《堯山育才》是由許、上官儀等人“博采古今集大成，拾其美語詞句，相隨而成”(34)，應列為壹類書。古今詩人景源的詩性質相近，但胡振亨的《唐音鬼潛》(卷三)將其收入《唐人文集》。由於詩集的編纂與詩集改編成書的相似性，有時甚至出現兩者的復合體，如蕭的《宋代古今詩詞資料》，《四庫全書》被列為壹類書。《四庫全書》說:“書籍是以唐宋時期人們的詩詞來分類編輯的，或記錄整篇文章，或剪出壹兩句對聯和幾個句子，但絕句居多。如有評論，皆夾雜各派詩詞，略有涉獵。”將全詩記錄為詩集，摘錄出壹個或幾個有點像句子集或句子圖的句子；取各家之詩，加個人之見，或多或少類似於編詩，如阮越《詩話總龜》。同樣的例子是方泉北祖。在每壹個花名下，首先是“事實始祖”抄典故，然後是“賦”按詩體收錄全詩及散句、對聯，最後是“樂府祖”收錄文字。整本書似乎是書、詩、詩、句、詞的統壹。由此可見各種形式分類書的內在相似性。
從文獻保存的角度來說，分類編纂並不是壹個好辦法。面對豐富多彩的文學創作，尤其是詩歌創作，無論分類多麽完備，都有削足適履之弊，分類本身也會變得繁瑣。但從詩歌學習或摹仿的實用角度來看，查找分類詩集方便易行，自有其合理性。從某種意義上說，分類詩集是介於分類書和普通詩之間的壹種過渡形式。仍然是詩集，但在壹定程度上起到了分類書的作用。但是，當詩集和散文集不能滿足學習的需要時，人們會進壹步將其改編成各種書籍。
分類詩集對於文學創作的作用不僅僅局限於簡單的提供素材和模板。作為古人對文學作品特別是詩歌進行主題研究的初步成果，將同主題的詩歌依次排列，有助於詩人分清異同(35)，更好地理解詩歌的深層含義和演變規律，理解作者的寫作意圖(36)，從而“以舊為新”，甚至推陳出新。《苕溪漁隱叢話》最後壹卷載:“子美《九天崔蘭田石村》雲:‘明年知誰健，醉了仔細看山茱萸。’王模琦《九天東山兄弟的回憶》說:‘如果妳從遠處知道兄弟們爬向哪裏，那麽到處就會少壹個人。’朱芳的《與楊寧和崔恕溯河而上的九天》裏說:‘那更糟糕，就像他年輕的時候壹樣。這三個人，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含義。後人以此詩為九天詩，應視情況分別使用，以善用之。胡載提到的三首詩，都可以在《古今雜賦》“重陽”之門找到，詩人熟悉這類書籍將大有裨益。可見，按題材編集的詩歌創作方法與宋人所說的“化鐵為金”、“以胎為骨”的詩歌創作方法有壹定的內在相似性，都是繼承前代詩歌遺產的積極手段。宋代詩選的繁榮與宋代詩學觀念有著深刻的聯系。
註意事項:
①關於《文選》的文體分類，有三十七說、三十八說、三十九說。參見穆《昭明文選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第103-107頁。根據傅剛的39種學說，參見他的《昭明文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192頁。
②據曹道衡《論文選中作家順序的安排》，《文學遺產》2003年第2期。
③據徐貴《王玉成事跡年表》，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93-194頁。
④《縣齋讀書錄校證》，宋超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版。
⑤文遠華英(714卷)，宋立運主編，中華書局，1966。
⑥《古今雜賦》，宋普吉主編，許校勘，新世紀環球圖書館，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版。這個數字是司本和明本合並後校對員算出來的。見書中書籍描述。
⑦雲主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1965版。以下引用的所有書籍都簡稱為《四庫全書》。
今天，另壹個例外是《應斌先生文集》按類別匯編放大，“詩、散文按類別分類”。見傅增湘《藏園書目錄》卷十三。
⑨萬滿《唐詩與魏蘇州詩集》說:“壹般來說，唐人的詩歌收藏率是不分不類的。”(中華書局，1966版，第87頁)萬滿先生是著名的版本專家，他對《敘錄》壹書的考證相當準確，但這壹結論是片面的。
⑩轉引自《杜甫詳註及補遺》，《杜甫詳註》，中華書局，1979，第2237頁。
(11)參見王蘭《宋人文集編撰與流傳考》，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1頁。
(12)引自《苕溪漁隱從化》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第145頁。
(13)《紅雨樓序跋》第壹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第29頁。
(14)關於此段的論述，請參見許《唐前其他藏書與文學遺產考證》2003年第4期。
(15)《園中詩話》有雲:“無古書，無方誌，無詞匯，故《三都》《二京》賦以幾言木，幾言鳥，故須搜羅壹批書，廣泛搜集各地風土，然後撰之。如果只能開花，就晃壹陣子。所以洛陽貴者，家中壹直留有壹份，應作書、縣誌。”(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
(16)《文藝匯萃》，唐執筆，王校對，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17)聞壹多《經典與詩歌》，《唐詩雜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4-5頁。
(18)葛的文章《倡導創作範式，普及初唐詩歌——從李喬談起》(文學遺產，第6期，1995)從排比和用典兩個方面證明李喬的《雜詠》是“以詩體寫的詩”。
(19)唐·《王波集序》《集》卷三輯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