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朱無璋在稱吳王時(公元1367年)，即立鹽法，實行征稅制，令商人販賣，稅率為二十分之壹，所得鹽稅，以充軍餉。不久又加倍征稅，後聽胡深之議，稅率復舊。建明之後，實行專賣之制。
(壹)鹽的產、銷制度
明朝鹽的產制：制鹽民戶稱竈戶，按戶計丁，稱鹽丁；按丁規定產鹽定額，也稱正鹽或正課；正課之外所余之鹽，稱余鹽。明初，為鼓勵鹽的生產，註意優恤竈戶，給竈戶劃撥草場，以供樵采；可耕之地，許竈戶開墾，並免竈戶雜役。以後，鹽場設立總催官，負責辦鹽課，督促生產。總催官多刻剝竈戶，致使鹽丁貧乏，英宗正統時(公元1436-1449年)，竈戶不甚總催官的剝削，紛紛逃亡，流移轉徒，僅松江壹地負鹽課六十余萬引，鹽產量大減。
竈戶生產的鹽包括正鹽、余鹽，壹律繳給官府，稱為鹽課；竈戶納鹽課之後，官府給以工本米：正鹽每引四百斤，支工本米壹石；余鹽每引二百斤，支工本米壹石。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工本米折鈔發給，但各地折鈔比價不壹，淮、浙每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山東、福建、四川等地，每引二貫。
鹽商向國家繳納貨幣或實物，由官府發給引票，然後憑引就場支鹽販鬻。洪武初，每引四百斤，稱大引；後改行小引，每引或壹百斤，或二百斤。
成祖永樂以後，由於竈戶逋逃很多，鹽產量供不應求，鹽商不得不在鹽場守候支鹽，以後鹽商漸減少。英宗正統五年(公元1440年)，令兩淮、兩浙、長蘆鹽，實行常股、存積制度。所謂常股，即按正常手續，憑引支鹽的份額。常股價錢便宜，但需依次排隊，等候支鹽；所謂積存，即事先準備好食鹽，收集在官，待邊防急需糧儲，即令商人運糧於邊，憑引到場支鹽。這種存積之鹽價錢較貴，但不需要等候，人到即支。常股、存積制度初行之時，以每年所收鹽課正額的十分之八為常股，十分之二為存積。鹽商苦於在場守候，多買存積，於是多次變更常股、存積比例。
武宗以後，鹽法漸壞，積引日增，鹽利日減，萬歷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袁世振議行“鋼法”，即將淮北鹽場，按順序排為十綱，壹綱賣積引，九綱賣現引，十年之內疏銷完畢。並設置綱冊，凡領引鹽商，皆登記入冊。綱冊有名者，可赴本鋼鹽場領鹽，綱冊無名者不得加入，於是鹽商成為專得某場鹽利的專商。食鹽專商制度自此始。
(二)鹽專賣制度
明朝的鹽專賣主要實行民制、官收、就場專賣辦法。專賣制度主要有三種，即開中法、計口授鹽法、商專賣法。
1?開中法。所謂開中法，即召募商人輸糧於邊，由官府給鹽的辦法，也稱納米中鹽法。此法源於宋代的折中法和元朝的入粟中鹽法，實行此法的目的在於充實邊疆的糧食儲備。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六月，山西行省以大同所儲之糧自山東陵縣運至山西太和嶺，路遠而費用繁巨，建議令部人於大同倉輸米壹石、太原倉輸米壹石三鬥，給淮鹽壹小引。朱元璋從其議，自此始行開中法，此後各行省邊境，亦多效仿。但納米與中鹽的比例，各地不同，壹般以地裏遠近而定等差。開中法襖地之後，國家節省了大量的轉運之費，邊疆糧餉也得到了保障，史稱“有明鹽法，莫善於開中。”由於開中法行效顯著，於是不僅是糧粟，凡屬國家急需物資，皆令商人納中鹽，由此而衍生出許多新的制度，如納馬中鹽，納鈔中鹽，納錢中鹽，納布中鹽等等。總之，國家需要什麽，就開中什麽，鹽隨時隨地成為國家與商人交易的媒介納布中鹽等等。總之，國家需要什麽，就開中什麽，鹽隨時隨地成為國家與商人交易的媒介
2?計口授鹽法。在實行開中法的同時，曾實行計口授鹽制度。洪武三年，令民在河南開封等處輸米，以供軍食，官府給鹽以償其價。每戶大口給鹽壹斤，小口給大口之半；輸米的多少，按地理遠近定等差。
在計口授鹽的基礎上，又衍生出“戶口食鹽納鈔法”。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曾令揚州府泰州竈戶，按照溫、臺、處三府則例，支官鹽折納鈔貫。即受鹽本應納米，而折鈔上納州府泰州竈戶，按照溫、臺、處三府則例，支官鹽折納鈔貫。即受鹽本應納米，而折鈔上納
3?商專賣。商專賣是鹽專商直接與竈戶進行交易。萬歷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在袁世振行“綱法”的基礎上，又行“倉鹽折價”之法，即官府不再向竈戶收鹽，而令竈戶按引納銀，商人則直接向竈戶購鹽而不經官，此種專賣制度，即屬商專賣。自此國家將收鹽、運銷之權全部交給商人，這是食鹽產、銷制度的壹大變化。
除上述三種鹽制外，在個別地區曾實行過鹽票法。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兩浙偏僻之地，官商不能到達，於是令土著商人納銀領票取鹽，到偏僻之地販賣，土著商人每百斤鹽納銀八分。此種制度不同於官專賣，而且多侵正課。
(三)鹽課弊端
明初鹽課制度尚較穩定，自武宗正德以後，吏治日益敗壞，鹽法亦漸趨紊亂。鹽法的破壞，主要原因在於官吏的貪賄。正德時，權幸之徒，開以殘鹽(即堆放多年，經內雨銷蝕而殘留之鹽)為名，夾帶好鹽。權幸以低價購買上等好鹽，侵礙鹽課，也壞亂了鹽法，以後又有零鹽(即開中未盡的剩鹽)、所鹽(竈戶交售余鹽，稱量後有余部分，及批驗所檢斤時沒收的超量引鹽，堆放在批驗所內)等名目，都是官宦搜刮鹽利的手段。此外，官府措置也有許多弊病，如不按時開中，致使米價騰貴，鹽價增長十倍，而竈戶工本不及鹽價的十分之壹，致使私鹽盛行等等，都使鹽法遭到破壞。
二、茶稅與茶專賣
明茶課制度起源於朱元璋建明以前。公元1366年朱元璋令商人於產茶之地買茶，納錢清引，每引茶百斤，輸錢二百文，不夠壹引者，稱畸零，給由貼。以後，又定每引茶壹道，輸錢千文，可販茶壹百斤；茶由壹道，輸錢六百文，可販茶六十斤；以後又改令每引壹道納鈔壹貫，憑引可販茶壹百斤。俟建明以後，遂定官茶、商茶之制。
(壹)所謂官茶，即官府對茶的生產者課征的實物(茶)。洪武初，規定：“芽茶、葉茶各驗直納課，販茶不拘地方。”洪武四年規定陜西漢中諸縣茶樹，十株官取其壹。無主茶園，令軍士采摘，十取其八。所課之茶，以易番馬。有時所課之茶，也改征折色，但不多見。
以茶易馬，即實行茶馬法。茶馬法始行於唐。明代，在河州、秦州、洮州、甘肅、巖州等地設茶馬司，茶馬司以茶向少數民族商人換取馬匹，以助邊政。以茶易馬的比例，因各地情況不同而有所不同。壹般有茶馬司的地方，上等馬壹匹易茶四十斤，中等馬壹匹易茶三十斤，下等馬壹匹易茶二十斤。
實行茶馬法的意義在於充實邊疆馬匹，減省百姓養馬的徭役，所以是茶的良法。
(二)商茶制度
所謂商茶，即茶商向官府交納實物(或馬、或米、或布)，取得引目，憑引向茶戶買的茶。明朝商茶壹律實行茶引制度，只是因時因地不同，運用不同的茶引形式。如以米易茶，和以其它物資中茶的。以米易茶即納米中茶法。此法行於洪武末。當時成都、重慶、保寧、播州設置茶倉四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弘治七年，以陜西發生饑荒，也曾實行納米中茶之法，以備賑濟。又有運茶支鹽法：即令商人運茶於甘州、西寧，然以以淮、浙的鹽支付運費。此法行於宣德中。
(三)貢茶
貢茶，即地方直接上項給中央朝廷的茶。貢茶制度始於宋。明朝初年，天下貢額不固定。宜興貢茶，宣德時，增至二十九萬余斤。後來規定為四千斤。
三、坑冶課
明朝坑冶課主要包括金、銀、銅、鐵、鉛、汞、朱砂、青綠(顏料)等。明初，不主張開礦，輕坑冶政策壹直持續到仁宗。到萬歷時，礦政漸趨紊亂。
明朝金銀之課，壹般采用包稅制，即規定某場壹年應納稅額，責民交納。明朝初年，金銀之課甚輕。福建各銀場稅課僅二千六百七十余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余兩。永樂以後，銀譚稍增，福建銀課歲額三萬二千八百余兩。萬歷以後，由於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對金銀的追求越來越迫切，於是以開銀礦的名義，大肆掠奪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濫，並成為擾民的淵藪越來越迫切，於是以開銀礦的名義，大肆掠奪百姓，坑冶之法由此而濫，並成為擾民的淵藪
明鐵冶較宋元發達。洪武末，令民自由開采，國家抽課，三十分取二分，以後禁民私販，私販鐵者如私鹽法。
至於銅、汞、朱砂、青綠等礦，開采甚少，納課甚微。
四、灑醋課
明初實行禁酒政策，直到後期，酒的生產也沒有多大發展。由於酒的生產沒有發展起來，所以灑課不占重要位置。而且酒稅不上繳中央，令收貯於州縣，以備其用，實質是壹種地方稅。酒稅稅額壹般以酒貢為計算單位，每十塊酒曲，收稅鈔、牙錢稅、塌房鈔各三進四十文，或征曲量的百分之二。醋在明朝已不屬禁榷之物，征稅亦甚輕。
五、商稅
明朝初年，實行鼓勵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所以商稅制度簡約。商稅的征收機構為各地課稅司局，國家對課稅司局雖規定限額，但不務求增余。朱元璋認為：“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為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對不完成定額的稅課司局，只核實而不問罪。課征辦法因課征對象不同而異，對行商、坐賈販賣的各類手工業品壹般估算貨物的價值，從價計征；對竹木柴薪之類，實行抽分；對河泊所產，征收魚課。課征手段有本色，有折色。壹般多以鈔、錢繳納。稅率壹般為三十分之壹，且免稅範圍極廣，凡嫁娶喪祭之物，自織布帛、農器、食物及既稅之物，車船運自己的物品，以及魚、蔬、雜果非市販者皆可免稅。只是買賣畝宅、牲畜要納稅，契紙要納工本費(洪武二年規定每線契紙為工本費四十文)。為簡化商稅征收手續，還多次裁並稅務機構。洪武十三年，壹次裁並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的稅課司局三百六十四處，其稅課由府州縣帶征。為了防止稅課官吏的侵漁。規定在征收商稅之地設置店歷(即登記冊)，登記客南姓名 人數、行止日期等內容，以備核查；同時明示征收商稅的貨物名稱，未標明需要稅的貨物，均行免稅。
明初還采取了壹系列便於商人交易的措施，如洪武初年，南京(當時為京師)軍民的住房，均由官府供給，因城內住戶過多，無空地以供商人貯存貨物，商人皆貯貨於船倉內或城外，這樣既不便於商人交易，又易受牙人(經紀人)要挾，於是國家在南京沿江地方築屋，名為塌房，以貯商貨。凡至南京客商，皆貯貨於此，交易時，只準買賣雙方進入塌房，禁止牙行出入。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規定，在塌房貯貨的客貨，以三十分為率，須納二分官收錢，即後人所的說“塌房稅”。另取三十分之壹的免牙錢和三十分之壹的房錢，此二者均用於支付看守塌房者的費用，而不屬於稅。永樂時，又將這種辦法實行於北京。
明朝新增商稅稅目有如下諸種：
1?市肆門攤稅。市肆門攤稅，始於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正月。當時，統治者認為鈔法不通，是因為對客商所貯之貨不征稅及售貨門市阻撓所致，於是便對兩京以販賣為主的蔬果園不論官種或私種，壹律征稅，對塌房、庫房、店舍等貯貨者亦開始征稅，騾驢車雇裝載者，也征稅。這些稅收均須以鈔繳納。這種稅，稱門肆門攤稅，或稱市肆門攤課鈔。到宣德四年，市肆門攤課鈔推行於全國，稅課增加了五倍。此後，這種以流通鈔法為目的而課征的商稅，更成為經常性的稅目。
2?鈔關科。鈔關稅行於宣德四年，目的也在於通行鈔法。所鈔關稅，即在郭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滸墅、九江、金沙州、臨清、北新諸沿運河和沿江要地，設征稅關卡，對“舟船受雇裝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所設的關，稱鈔關。鈔關初設時，只征鈔，後來時或征銀，所征之鈔或銀，稱鈔關稅。鈔關稅初行時，只對受雇裝貨的過往船只征稅，稅額按船的梁頭座數和船身長度計算，這種稅稱船料或船鈔。如遮陽船頭長壹丈壹尺，梁頭十六座，算作壹百料。宣德四年規定每百料，收鈔百貫，後減為六十貫。成化時，船料錢鈔中半兼收。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定制以銀繳納，每銀五厘，折鈔壹貫；銀壹分，折錢壹文。船鈔稅壹般不稅貨，只稅船，惟臨清、北新兼收貨稅，其所榷本色鈔、錢歸於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歸於太倉，以備邊儲。
3?工關稅。工關稅，系由工部派官，在蕪湖、荊州、杭州三關置抽分竹木局，設官抽分竹木，以其稅充工部船舶營繕之用，故名工關稅。後抽分局屬戶部，但仍由工部代營。抽分竹木局的抽分對像為客商販運的柴草、竹、藤、木、炭等；稅率因時代不同而有高低，因品種不同而為等差。如柴草之屬，壹般三十分取壹；黃白藤等，壹般三十分取二；松木、松板、檀木、梨木、木竹、木炭，壹般十取其二。英宗正統時三十分取四，天順時二十分取六，憲宗成化時十分取其壹。工關稅壹般以實物繳納，稱本色；以後時有以銀、鈔繳納者，稱折色宗成化時十分取其壹。工關稅壹般以實物繳納，稱本色；以後時有以銀、鈔繳納者，稱折色
4?商稅雜斂。除上述三種主要稅目外，尚有壹些雜斂，如武宗正德十壹年(公元1516年)始征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又有門稅，即在京城九門征收通過稅。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於淮安征收過壩稅，即對通過淮安壩之米麥雜糧所征之稅，稅額為壹石征銀壹厘，以充軍餉。穆宗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又每石搬運費壹厘抽四五毫，叫腳抽。更從斛夫所得的每石工錢壹厘五毫中抽取五毫，稱斛抽。這些稅征收數額甚微，但擾民滋甚。
明商稅稅額，弘治時課鈔四千六百壹十八萬余貫，折銀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兩；嘉靖時，課鈔五千二百零六萬八千余貫；萬歷以後，橫征暴斂劇增，所征課鈔不可勝數。
六、市舶課
明朝市舶的含義與宋、元不同，宋、元對進行海上貿易的中外船只，均稱市舶，明朝則專指在中國近海停舶之外國商船，商舶專指中國居民載土產運往海外貿易的商船。
明朝實行貢舶制度，即海外諸國來華貿易，必須向明朝廷進貢，進貢後則準其貿易，如不進貢則不準貿易。其市舶原則，既無財政目的，又無互通貨賄的意義，唯以通好、懷柔為原則。在這種原則指導下，明朝對海外諸國來華貿易的貨物，不征市舶課，有時官府對海舶帶來的貨物實行抽分，但卻從優償給其值，這種抽分實是官府高價收買而已。對於貢品，國家亦高於原價給其值。至於國內商船則實行禁海政策，壹般嚴禁出海，只有官府派官率船出海，如鄭和七下西洋即屬於此。但其目的不在於進行貿易。只是招撫遠人。明代也設有市舶司，但只負責貢舶管理和監視，通報敵情，不負責商舶的管理和征稅。
商舶的發展是在明後期萬歷年間。萬歷二年(公元1574年)巡撫劉堯海以船稅充餉，“歲以六千兩為額”。於是制定海稅禁約十七章。自此，唯不準去日本販日貨通倭寇，去其它海外諸國皆可。
征稅的原則，有水餉、陸餉、加增餉之分。所謂水餉，即以船的廣狹為準，餉出於商船；所謂陸餉，即以貨之多寡，計值征餉，春餉出於鋪商；所謂加增餉，即去呂宋島(在今菲律賓)的商船返回時所攜帶的商品甚少，征收水餉、陸餉不多，故對這些船加征壹百五十兩，稱加增餉。
商船稅課，萬歷四年為壹萬兩，十壹年為二萬兩，二十二年增為二萬九千余兩。
七、明後期工商稅對人民的擾害及人民反抗礦鹽、稅監的鬥爭
明初的工商稅政策有利工商業的發展，但當工商業有了壹定發展之後，統治者追求財富的欲望也越來越強烈，他們不擇手段地搜刮工商業者和廣大消費者，致使工商稅制度日趨紊亂，對人民的擾害也越來越大。尤其是礦稅和商稅，更成為百姓的沈重負擔，嚴重阻滯了工商業的發展。
礦稅之弊，源於太監領礦。英宗天順時，曾派太監負責提督浙江、福建、雲南、四川等銀礦，憲宗成化中，開湖廣金礦，“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死者無算，得金僅三十五兩。”神宗成歷二十四的(公元1545年)又大肆開礦，太監四出，皆給關防，他們假開采之名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時中官多橫暴，而陳奉尤其。富家巨族則誣以資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
自穆宗隆慶以後，凡橋梁、道路、關津皆私擅商稅，罔利病民。神宗萬歷兩宮三殿災後，營建費用浩繁，於是大增天下商稅，以充其費。萬歷二十六年設立榷稅使，由太監擔任，四出征稅。“水行數十裏，即樹旗建廠(抽稅機構)。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資，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覲吏。”當時，“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即領礦，驅脅官吏，務 削焉。”
太監以開礦、征稅為名，勒索百姓，民不聊生，終於激起民變。萬歷時，民變事件各省均有，例如萬歷二十七年陳奉在荊州督稅激起民變，至武昌又激起商民暴動，商民萬余人將阿奉同黨五、六人拋於江中；高淮在遼東督稅，激起前衛屯軍嘩變及錦州松山軍變；潘楊在江西為稅監，激起景德鎮窯工的反抗，燒毀官窯廠房；萬歷三十年高 在福建苛征市舶稅激起民變，又督閩粵礦稅，再次激起民變；楊榮在雲南領礦，激起民變，民眾萬人，將楊榮投入火中；萬歷二十八年蔚州礦工暴動，潮州民變；萬歷二十七年，臨清民變，殺死馬堂的黨羽三十余人；萬歷二十八年，孫隆在蘇州征商，激起民變，擊斃孫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稅官多人十余人；萬歷二十八年，孫隆在蘇州征商，激起民變，擊斃孫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稅官多人
明朝末年反礦監、稅監的鬥爭是中國歷史上的第壹次，參加鬥爭的有手工業工人、小商人、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壹些工商業者、中產以上的商人、作坊主、窯主也參加了這壹行列。這次鬥爭是以手工業工人、貧民為主的反封建壓迫的壹次鬥爭，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這次鬥爭是以手工業工人、貧民為主的反封建壓迫的壹次鬥爭，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摘自《中國賦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