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商：不以見利為利，以誠為利；
斯業：不以富貴為貴，以和為貴；
斯買：不以壓價為價，以衡為價；
斯賣：不以賺贏為贏，以信為贏；
斯貨：不以奇貨為貨，以需為貨；
斯財：不以斂財為財，以均為財；
斯諾：不以應答為答，以真為答。 愛國精神
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後期徽商積極參與抵抗倭寇侵略的鬥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禦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壹，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和發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歷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
進取精神
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壹般以小本起家，闖蕩商海。商海浪濤洶湧，兇險異常，壹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沈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壹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競爭精神
市場風雲變幻莫測，活躍於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並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於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勤儉精神
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壹番奮鬥拼搏，最後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樸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奉獻精神
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後，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於“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壹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文化精神
“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壹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於讀書，使得徽商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壹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團隊精神
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遍布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著***同血緣或者地緣關系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著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烈的患難與***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壹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托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戚與***！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壹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壹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壹個集體優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說家鄉績溪準備編纂縣誌時，就說：“縣誌應該註重縣裏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布與歷史，縣誌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說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系的散落於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裏起著關鍵性作用。
正是由於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壹步變壹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壹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系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系網絡，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信息交流優勢。
執著精神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壹種執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人口的壹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說《豆棚閑話》說：徽州風俗慣例，壹般人壹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徽州還有壹則民諺說：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壹丟。壹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壹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裏當學徒。學徒壹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圓滿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學徒以及日後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蔔幹”。因為“茴香”諧音為“回鄉”，“蘿蔔”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蕩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壹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願客死他鄉，也不願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註，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壹年到頭奔波於外。明萬歷《休寧縣誌》說：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壹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壹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壹般每年回家探親壹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壹次。探視之後又要出門繼續經營生意。
雖然如此年復壹年地在外操勞，黑發出門白發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上面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繈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
民國《歙縣誌》說：“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壹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裏比比皆是，都習以為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壹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壹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後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蹤跡，把父親給找回來。於是兒子深入四川、雲南等山區，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壹位歙縣商人程世鐸，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說，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徽州商人壹生無怨無悔投身於商業經營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敬業精神。
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壹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壹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壹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仆後繼，勤懇敬業，潛心經商。
精神文明
如果從我們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壹點。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地區有著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之說），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壹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為徽商壹般都有壹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余，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說：
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為主的揚州學派，也因此得以興盛。
這很鮮明地說明了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系：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這裏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為例，略加說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梁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因為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然而，他的領袖風範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範，所以蘇州的士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蘇州都太仆先生喜愛他為人淳樸，所以為他住所題詞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為“白庵翁”。
那麽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為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壹個事例來看。當時在蘇州有壹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壹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贊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歸有光在壽序中說：“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為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商而士’嗎？”
壹個普通商人受到壹代文豪的如此贊譽，可見不簡單。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贊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壹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賈而好儒” 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了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系。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系，於是他們註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壹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壹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而言之，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為封建時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