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他提出“劃出壹塊地方”創建經濟特區；1980年8月，深圳便獲批成為中國首批經濟特區之壹。激蕩40年，彈指壹揮間。深圳特區從壹個“小漁村”成長至如今的國際化大都市。
40年來，深圳從經濟特區，發展到自由貿易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中心城市之壹，再成為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其功能定位也由改革開放初期的“窗口和試驗田”，變為高質量發展高地、法治城市示範、城市文明典範、民生幸福標桿、可持續發展先鋒。
深圳被譽為“影響最大、建設最好的經濟特區”。用何指標來佐證“建設最好”？
1980年，深圳GDP僅為2.7億元，人均GDP835元；到了2019年，深圳GDP已高達26927億元，人均GDP突破20萬元。短短40年間，深圳特區GDP增長近10000倍，人均GDP升至全國城市之首，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
全球5400多個經濟特區，沒有壹個特區能像深圳壹樣長期保持高速增長——40年來，深圳GDP的增長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9倍、全國的1.8倍。這意味著，過去40年世界每向前壹步，深圳特區就跨越了近五步。
不止於此，最近揭曉的《財富》世界500強中，有8家企業來自深圳。21世紀經濟研究院日前發布的《2020年中國城市高質量發展報告》也顯示，深圳摘得綜合績效、協調發展、綠色發展三個單項冠軍，高質量發展總得分位列全國第壹。
深圳特區成績斐然背後，絕非簡單的“壹特就靈”，而是其40年不懈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勇氣與銳氣，深圳奇跡恰恰詮釋了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的生命力和競爭力。站在40年的新起點探究特區成長密碼，意義不僅在於解開特區經濟持續高增長之謎，更在於特區如何整裝再出發，承擔起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引擎和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雙重使命。
1979年，時任交通部第四航務工程局二處四隊副隊長的倪鶴安，和100多名隊友奔赴深圳蛇口，成為中國第壹個對外開放的工業園區的首批建設者。倪鶴安的第壹項重要任務就是炸山開路，移走蛇口五灣和六灣之間壹座攔路山頭。
經過商討，蛇口工業區指揮部提出了采用集群爆破施工法，負責施工作業的重任落在了四隊身上，倪鶴安親自按下了爆破電鈕。隨著第壹聲開山炮在蛇口響起，南粵大地壹夜之間沸騰起來，挖土機晝夜轟鳴，拉開了大規模經濟開發的序幕。
從工業壹路到工業九路，從太子路到海上世界，蛇口工業區至今依然遺留著改革開放時的印記。蛇口雖小，但作為深圳特區先行者，這裏開創了眾多“全國第壹”。
成立第壹家真正意義上的股份有限公司，開創定額超產獎勵制度，第壹次以工程招標的方式管理工程，實現職工住宅商品化，在全國招聘人才，率先實行全員合同制，號召建立全國第壹家企業法人股份制商業銀行及第壹家由企業創辦的商業保險機構。
實際上，早期從蛇口工業區孕育、起步的壹大批企業，早已成長為享譽全球的知名代表，如招商銀行、平安保險、中集集團、金蝶……
不止蛇口，首吃螃蟹的基因還滲透到了深圳特區發展的方方面面，成立深圳證券交易所（下稱“深交所”）就是壹個典型代表。深交所主要籌建者之壹、原副總經理禹國剛回憶，深交所誕生之日就冒著違規的巨大風險，他形象地將其比喻為“先生小孩後拿出生證”。
原來，1990年5月，深交所籌備組去北京報批開市事宜，並未領到“出生證”；在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等人的拍板下，深交所於1990年12月1日在全國率先開始集中交易；直到1991年4月16日，經國務院批準才由中國人民銀行補了壹個“出生證”。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曾針對此事問過相關決策者，其回應稱，“深圳作為特區就是要膽大敢試，這樣做無非面臨兩個結果，壹個就是中央不同意，我就把它關了；第二個就是中央把我罵壹頓，允許我接著開。但無論哪種結果，都要試了再說。”
就是在如此開創性舉措之下，“吃螃蟹”精神在深圳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逐步深化，貫穿了整個40年。
僅以住房制度改革為例，1980年，深圳開始建設東湖麗苑，這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第壹個商品房小區；1987年，深圳敲響新中國成立以來土地拍賣“第壹槌”；如今，深圳在2018年又啟動了“二次房改”，提出到2035年，新增建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租賃住房總量不少於100萬套，超出商品房的供應量。
自蛇口工業區設立出口加工區開始，深圳特區就憑借廉價勞動力、土地的比較優勢，吸引了壹大批港資進入，包括第壹家引進來的酒店、第壹座引進的加工廠等，迅速打開了特區對外開放的局面。
從壹組數據中可見壹斑。特區設立之初，深圳僅有1家縣辦企業，員工108人。借助“三來壹補”的加工貿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電子信息產業鏈。到了1994年底，深圳特區的“三來壹補”企業就超過了8000家，從業人員100萬人，產品種類也從不足10種發展到近千種，構成了以視聽產品為主的現代電子工業體系。
以富士康為例，作為首批進入大陸的臺資企業之壹，富士康在1988年就開始在深圳設廠，見證了深圳改革開放以來產業的數次躍遷。
富士康創始人郭臺銘回憶稱，富士康在深圳的第壹個生產基地是位於深圳寶安西鄉的電腦接插件廠，到2004年已經逐漸從簡單的“三來壹補”向電腦、手機等高端制造轉型升級，憑借勞動力紅利、大規模、高效率、低毛利的策略，迅速崛起為全球最大“代工巨頭”。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長唐傑認為，“以外商投資為主、生產以加工裝配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成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體系最簡明扼要的政策主張。
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特區的政策優勢減弱，“三來壹補”企業的高耗能、高汙染等後遺癥也開始顯現，產業轉型勢在必行。1993年底，深圳特區出臺決議，停止登記註冊新的“三來壹補”企業，這也標誌著深圳利用低成本要素發展出口加工貿易的結束。
為培育新興產業，深圳在“八五”計劃中明確制定“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先進工業為基礎，第三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發展戰略，提出“把深圳建成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和生產基地”的目標，力主發展電子、石化、輕工、紡織、新型建材、精密機械等六大主導產業。
壹個被特區傳為佳話的細節是：1999年，騰訊公司創始人馬化騰在首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獲得了關鍵的第壹筆220萬美元風險投資。而這個日後被稱為“中國 科技 第壹展”的技術成果交易會，成了深圳特區在新世紀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開端。
在經歷了“騰籠換鳥”淘汰低端落後產能、技術創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後，深圳成為了“三新壹高”（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發展的典型代表。
自2009年以來，深圳先後出臺實施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創意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及配套政策，打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截至2019年，深圳高新技術創新型企業已超過3萬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合計10155.51億元，其先進制造業增加值占規上工業比重達到72.1%，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比也達到了67.3%。
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深圳在短暫的40年間，從壹個人口只有30多萬的邊陲“小漁村”，發展為如今管理人口超2000萬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背後秘訣可圍繞壹個“人”字展開。
從創市之初，深圳就是壹個對人才開放的城市，最早打破傳統的地域、體制等限制，引全國之才、集全國之力建設。早在特區創辦之初，就曾出臺不少全國矚目的引才之策。包括農村戶口入深圳戶籍，家屬沒工作的，深圳安排工作；分配工程師、高級工程師住房；高薪聘任人才，聘用期滿留去自由等等。
例如，蛇口1981年在全國公開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級部門調派幹部的做法，首開新中國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3年，蛇口率先實行薪酬改革方案，不論級別職務，根據才能和貢獻確定薪酬。
壹時間竟引得全國人才東南飛，不少人受特區朝氣蓬勃的生機召喚而來。放棄“鐵飯碗”闖蕩深圳的徐少春就是其中壹位。
1990年，徐少春帶著368元的養老保險金前往深圳壹家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不久後他再次辭職，借了5000元購進壹臺286電腦創辦了深圳愛普電腦技術有限公司。這便是日後大名鼎鼎的金蝶軟件公司。
據不完全統計，1997-1999年間，深圳人才大市場僅接待像徐少春壹樣來自全國各地的求職者，數量就超過了350萬。而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設立之初，深圳全市技術人員只有壹名拖拉機維修員和壹名獸醫；如今這壹數字已超過200萬，40年間深圳 科技 工作者的數量增長了近100萬倍。
如此大攬人才，不難讓人想起“來了就是深圳人”那句膾炙人口的口號。有學者將深圳的創新氣質與其移民特色聯系起來，解釋“移民之城”為何能夠成為創新之城。“早期到深圳的移民大多都是拋棄了原有的穩定生活，願意承受遷移帶來的不確定性，去滿足其對未來的高預期，這種文化特質尤其適合以IT為背景的高 科技 領域的創新。”
過去4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約42倍。直到目前，深圳依然在采取寬松的戶籍政策，大專以上學歷落戶不受限制。深圳在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透露，2019年，全市新引進人才28萬人。
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的教授代明，他曾於1999-2004年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先後任職研究員、研發部長，對於深圳經濟特區的發展頗有研究。
在他看來，深圳特區成立之初曾是壹座“四無”城市——無重化工業基礎、無重大國家項目、無西方大型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無資源環境承載力，深圳憑什麽迅速實現崛起？
不少學者認為，深圳的崛起得益於其區位優勢，毗鄰香港；也有學者認為，其得益於政策優勢，稅收優惠、土地保障帶來巨大紅利；更有學者將其歸納為有為政府加之有效市場。
代明認為，區位論、政策論、方略論皆有壹定道理，但多少有些“失焦”。在眾多沿海、沿邊經濟特區中，深圳的成功與其背後的制度創新不無關系。
例如，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全國各地都來經濟特區參觀學習，民間 科技 企業相關規定也逐漸影響到全國，民營 科技 企業開始在全國遍地開花。
早在1987年2月，深圳市政府就出臺了《關於鼓勵 科技 人員興辦民間 科技 企業的暫行規定》，在全國首次提出 科技 人員可以以現金、實物及個人所擁有的專利、專有技術、商標權等工業產權作為投資入股，並分取應得的股息和紅利。
這意味著承認知識產權的價值，直接帶來壹股以華為為代表的創業潮，也為深圳高 科技 產業發展和創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體制機制基礎。
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張思平對此也頗為贊同。他表示，深圳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為高 科技 發展出臺了壹系列政策。例如，建立和完善不同層次的金融服務體系、人才服務體系、以高交會為主要平臺的高 科技 交易市場體系、以高新園區為平臺的區域服務體系、以華強北為代表的為高 科技 產業服務的產品配套市場體系。
“正是因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體制創新服務體系，才為深圳高 科技 不斷發展壯大提供了重要支撐。”張思平說。
不僅於此，深圳已經成為制度創新的策源地，不少制度改革經由此推向全國。據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的統計，深圳25年來制定的法規和法規性文件當中，超過三分之壹是在國家和地方立法沒有先例的情況下先行先試，這些法規不僅護航深圳的發展，也為國家提供了參考藍本。
例如，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會擬新提交審議立法項目29項，包含新制定法規14項，其中，個人破產制度在深圳“破冰”， 科技 企業有望實施“同股不同權”，深圳的立法 探索 背後，是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之際，恰恰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先行示範區建設迎來全面鋪開、縱深推進的關鍵之年。不少學者對如何看待深圳未來的發展進行了諸多討論。
受訪專家認為，在爭當全球標桿城市的賽道上，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而持續推進制度創新、 社會 治理的現代化，這是國家賦予深圳的新使命。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和 科技 創新的高地，深圳有著雄厚的發展紅利和持續創造紅利的能力，理應為中國方案的 探索 和供給作出貢獻，相信這也是中央將深圳設立為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初衷所在。
郭萬達表示，在40年發展過程中，深圳特區雖歷經過波折，但“關鍵先生”的地位始終沒有改變。
1992年，隨著浦東新區設立，中國形成了沿海、沿江、沿邊和內陸城市的開放新格局，“特區不特論”壹度甚囂塵上，爭論直到1995年還未停息。
差不多在同壹時期，深圳開始停止登記註冊“三來壹補”企業，並在“八五”計劃中明確提出把深圳建成成為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和生產基地，再次領跑全國產業結構轉型。事實證明，後期全國產業轉型大多借鑒了深圳改革經驗。
2002年，壹篇《深圳，妳被誰拋棄》的文章再次將深圳推上風口浪尖，“產業外遷”壹時間成為全國熱議的焦點。
深圳開始主動面對新壹輪的轉型，大力推動“騰籠換鳥”，在幾年間甚至有超過1.6萬家企業離開了深圳，轉而迎來了壹大批創新型 科技 企業。從傳統制造轉型升級為智能制造，深圳再壹次走在了全國前列。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認為，特區模式可能被別人抄襲，但特區功能不會，其最根本的壹點是創新、先行先試。尤其是在經濟特區、粵港澳大灣區、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三區疊加下，深圳仍要繼續發揮特區作用，在全方位先行示範。
中***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 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明確提出，到2025年，深圳經濟實力、發展質量躋身全球城市前列，研發投入強度、產業創新能力世界壹流，文化較軟實力大幅提升，公***服務和生態環境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曹文煉認為，中央之所以選擇深圳作為先行示範區，是基於深圳所處的獨特地理位置、發展基礎，積累下來的改革經驗以及人才和體制優勢等。
站在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的新起點上，深圳的發展也進入新的 歷史 階段，如何繼續扮演中國 科技 創新龍頭的角色，再造新時期的華為、騰訊， 探索 社會 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方案，深圳仍然需要依靠持續的改革。
（作者：李振,王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