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清末，這種單向運輸的局面才被打破。尤其是甲午戰爭失敗後，滿目瘡痍的晚清風雨飄搖，大量“和諧中國人”以主動或被動的方式湧入中國。時至今日，在我們的生活中，有那麽多源自日語的詞匯，壹般人不容易發現，除非我們刻意去識別——這些是我們祖先使用的傳統詞匯，還是“日語外來詞”？
第壹，什麽是“和諧中國”
所謂“和諧漢語”，也就是俗稱的日語漢語、日語借詞、日語詞、日語詞，是指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用的新詞。前面說過，中日兩千年來的文化交流壹直是單向的，中國古代的詞匯系統並不接受，也不需要日本特有的詞匯。
但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積極全方位擁抱西方文化，推行所謂“脫亞入歐”路線。在這個過程中，日本開始接觸和翻譯大量的西方經典和作品。但對於大量從未出現在“大中華文化圈”的西文詞匯，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開始通過變體漢語來解決。所謂變體漢語，其實質就是用中國的漢字創造新詞，以適應西方語義翻譯的需要(如電話、名詞、細胞、元素等。)，而這個新詞及其附加的內涵在現代漢語中統稱為和諧漢語。另壹方面，“中國制造”是壹個新的衍生詞(如自然選擇、邏輯、進化、烏托邦等。)是晚清知識分子獨立接觸西方文化，獨立或與洋人合作翻譯而形成的。
不得不說，現在仍在使用的“中國造漢語”的數量遠遠少於“日本造漢語”，這也是為什麽很多人在了解這個問題後，會驚訝於為什麽我們今天的生活中會有這麽多“日本起源的詞”，甚至有人會誇張地說“今天沒有日本起源的詞，我們就無法完全表達出來”。如果探究這個問題的原因，有人認為最直接最簡單的原因是“嚴復(我們)輸了”，但不能怪嚴復。即使輸了，他也沒做錯什麽。
第二，嚴復為什麽會輸？
如果要問嚴復是誰？晚清派往日本的大臣也問過這個問題。
電視劇《走向* * *與和諧》中，清末五大臣去日本，時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接待了代表團，詢問了他在英國留學時的同學嚴復的近況。結果五位大臣都不知道他是誰，只是別人提醒他們是進化論的翻譯。伊藤博文看到這壹幕時說:“他在英國留學的時候，是壹個才華橫溢的學生，愛國熱情不在我。與此同時，他回到了中國。現在我是首相，但他只是個翻譯。”
當然，上面的故事完全是捏造的。其實是民國時期流行的壹個故事。無論從年齡、經歷等各方面來說，這兩個人永遠不可能是同學。但用這個故事來說明晚清對嚴復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忽視和冷落，確實很恰當。
作為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和翻譯家，嚴復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壹直被視為中國翻譯的標準。在我積極介紹和翻譯西方世界的時候，以嚴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並沒有放松。嚴復作為“中國制造的中國人”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壹直在努力，希望以自己微薄的力量，通過倡導“中國制造的中國人”來抵禦日本制造的中國人對我們本土文化的侵擾。
事實上，不僅僅是嚴復。晚清時期，壹大批社會名人，如張之洞、章太炎、林紓等，都對日裔中國人的湧入表現出強烈的批判和抵制，尤其是關於張之洞抵制日裔中國人的問題。很多流傳下來的故事，讓人看到了這個強大的朝廷忠臣倔強的另壹面。
至於嚴復為什麽會在中日翻譯比賽中失利，我認為有兩個原因:
1，嚴復翻譯中的“潔癖”。
這種對文字的執念，可以理解為嚴復在翻譯的過程中，試圖讓兩個譯詞在內涵和外延上保持完美的和諧，這也是為什麽在嚴復確立的“信達雅”三大標準中，信是第壹位的，其重要性遠遠高於後兩者。而完美地做到這壹點是不可能的。
比如最常見的“經濟學”壹詞的翻譯，在嚴復之前，有日本人翻譯的兩個名稱和梁啟超翻譯的“平準”壹詞，嚴復並不滿意。他認為這三個譯本都遠沒有達到“忠實”的標準。他認為“濟”是指中國古代通過國家幫助世界，通過世界幫助人民的意思。顯然，“經濟”這個詞在古漢語中更有野心，與英語中的意思相差甚遠。至於“理財”和“平準”，嚴復認為這是對英文本義的嚴重縮小，不可取。同時，嚴復結合古籍中“國計”、“家計”、“計相”、“計全”、“會計”等詞的含義和用法，認為用英文原文用詞最為恰當。因此，譯文采用了《集雪》。這也是為什麽很多人說他“太深遠太優雅”的原因。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從翻譯的角度來看，嚴復的翻譯無疑是最好的。但嚴復的困境就在於此:他的翻譯既要在傳統典籍中為壹門外語的內涵和外延找到最貼切的詞，又要使所選的詞通俗、常用、易懂，這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相比之下，日本人通過翻譯變體漢語完美地避免了這些問題。既然是異體字，就不會批判古漢語本義的對應性，也就是說嚴復做的是在古籍中尋找壹壹對應的詞語，而日語的翻譯方法是根據外文的葫蘆，用中文畫壹個葫蘆，這顯然是更巧妙的辦法。但不得不說，這樣的翻譯只是翻譯，很難在嚴復的譯詞中找到“中外交流”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