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壹下:壹個暴力激進網絡，攻擊世界領導人。他們殺害了美國總統、俄羅斯沙皇、法國總統、奧地利國家元首和西班牙首相。
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發生了壹系列爆炸:爆炸摧毀了華爾街、倫敦地鐵、巴塞羅那的壹家劇院和巴黎的壹家咖啡館。警方這樣描述投下炸彈的暴徒:“他毫無悔意，視死如歸。”人們驚慌失措，政府使用酷刑逼供來驅逐可疑的移民。然而，武裝分子仍然在世界各地遊蕩，所到之處都留下毀滅的廢墟。他聲稱毀滅是他們的唯壹目的。
這聽起來像是對基地組織30年後的預測。但事實上，這壹切都已經發生了。這是壹個過去的故事。19世紀末20世紀初，無政府主義者掀起了暴力破壞的浪潮。他們準備為自己的信仰而獻身。他們和今天的恐怖分子生活在同壹個社區――如倫敦西部的白教堂――襲擊同樣的目標，如紐約的曼哈頓。
在壹部名為“內部敵人”的新紀錄片中，年輕的伊斯蘭極端分子背誦了猶太無政府主義者昨天留下的誓言，並朗讀了他們留下的文字和對他們的審判記錄。雖然他們夢想的完美社會完全不同，但他們的憤怒、殘忍和策略幾乎相同。
馬克？吐溫說，“歷史不會重演，但會押韻。”那壹輪席卷全球的暴力襲擊留下了哪些教訓？幾十年來，無政府主義極端分子就像壹股無法根除的頑固勢力，似乎讓西方社會流血至死。然而，在壹代人的時間裏，他們消失了――是什麽讓他們放下武器？是什麽策略打敗了這場瘋狂的地下運動？什麽策略只會讓他們更強大？這對今天的反恐鬥爭有什麽啟發？
咖啡館爆炸案
1894 2月12日傍晚，巴黎的咖啡館總站擠滿了年輕人。他們正在欣賞交響樂表演，突然音樂停止了。壹個巨大的火球吞沒了眼前的壹切。幸存者醒來時，周圍都是屍體，有的著火了，有的尖叫著奔跑。這起血案的兇手是年僅20歲的法國會計師埃米爾？亨利。他把炸彈放在金屬飯盒裏，扔進了正在演奏的交響樂團。這不是他第壹次遇襲:幾個月前，他炸了壹個警察局，殺了五個人，然後平靜地回到自己的辦公桌上繼續算賬。
然而，這是第壹次個人襲擊無辜平民。歷史學家約翰？梅裏曼說:“那壹天，普通人成了恐怖分子的目標。”但是亨利不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者。他是壹個知識分子，出生在法國資產階級家庭，後來的生活全靠有錢的姨媽幫忙。總的來說，他是壹個敏感的人，身邊的殘酷讓他震驚。他聲稱他的行為最終是為了拯救生命:他的謀殺是出於憐憫。
亨利生活的巴黎是壹個極度不平等的世界。只要走15分鐘，就可以從宏偉的歌劇院走到貧民窟，看到嬰兒隨時死於肺結核。這種強烈的分裂震撼了他的靈魂:他受過富人的教育，但後來他的生活越來越窮。
1848，埃米爾的父親富爾頓？亨利逃離了壹個中產階級家庭，加入了巴黎革命。當時他才16。1871年，革命黨人控制巴黎後，富爾頓成為群眾領袖。後來政府軍重新占領巴黎，屠殺了25000名革命者。富爾頓被判死刑，逃到西班牙。埃米爾。亨利出生在那裏，聽著法國政府如何殘酷鎮壓自由的故事長大。孩子視政府為邪惡勢力，在西班牙政府沒收他們的家庭財產以懲罰他父親的政治立場後，這種仇恨更加深重。他的父親被迫在壹家骯臟的工廠工作，最後死於汞中毒。當時埃米爾才10歲。
亨利的母親被迫向有錢的親戚求助，亨利得以進入巴黎最好的學校。他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成長為壹個高大蒼白的年輕人，畢業後成為壹名工程師。然而，靠著壹個工程師學徒的微薄工資，他仍然只能住在貧民窟裏，身邊很多年輕人死於貧困，這深深觸動了他。窮人沒有政治話語權，他們甚至沒有足夠的食物來維持生活:1/4的兒童在成年前死亡。
他在筆記本上寫道，“我要消失，讓自己消失，這樣才能避免無盡的窒息和令人心碎的痛苦。”他認為，富裕的巴黎充斥著“騙局”。“只有卑微的人才能在富人的宴會上獲得壹席之地...富人控制壹切，不僅剝奪了其他階層謀生的資源，也剝奪了他們的思想。”
縱觀歐洲，世界各國政府都在向暴政發展——征收重稅，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被征召入伍。相應的，壹場無政府主義運動正在興起，其目的是解散不合理的政府。
“無政府主義者”這個詞本來是壹個貶義詞，但是在1840，壹個叫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的法國省印刷商的助手自稱無政府主義者，並以此為榮。他說，如果政府解散，人民將自發組成和平民主的共同體，在沒有警察、法律和稅收的情況下管理自己的事務。政府依靠其工具、暴力和高壓政策來腐蝕人民。廢除國家機器將恢復基於個人自由的自然秩序。換句話說，法律就是暴政；私權是賊。
在壹個不合理的社會裏，脆弱的窮人經常被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