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沖基金：壹個分析的視角》譯者序（該書出版時對《序》略有修改）
2008年11月18日中午，我站在浦東壹座寫字樓的走廊裏，望著陸家嘴灰蒙蒙的天空發呆。這時接到了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李季博士的電話，問我是否願意翻譯壹本關於對沖基金的書。
我不禁暗暗佩服，覺得她真有眼光，10月5號證監會才宣布啟動融資融券試點，並剛剛組織有關券商參與融資融券聯網測試，她就盯上對沖基金了。“我把原著給妳寄去，妳先看壹看”，她說。
幾天之後，我收到了原著。翻開壹看，滿紙都是流動性、序列相關性、因子模型等熟悉的術語、各種各樣的公式、壹望即知是用Matlab或Excel繪制的彩圖，以及二三十頁參考文獻，書後還附了壹段Matlab程序，我當即就有了把它敲進電腦運行壹遍的沖動。這書恐怕是有學術價值的，我邊想邊去看書名和作者名字，當Andrew W. Lo這個名字躍進我雙眼的時候，我不禁心中壹動，連忙拿起手機給她發了短信：“這書的作者是羅聞全啊！羅聞全！妳放心吧，我壹定會認真對待的！”
壹、羅聞全及其學術成就
在西方金融學界，羅聞全（Andrew Wen-chuan Lo，簡作Andrew W. Lo）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學家（個人主頁見下面的“擴展閱讀”）。然而，對於我國高等院校金融專業的大多數師生來說，這個名字卻是相當陌生的，例如其著作《金融市場計量經濟學》（The Econometrics of Financial Markets）的中文版居然將其名字譯為“安德魯.W.羅”，即便是在7年之後的2010年，壹本關於對沖基金的書上仍將其譯為“安德魯.羅”，因此這裏有必要詳細介紹壹下羅聞全。
羅聞全於1960年4月18日出生於香港，此後曾在中國臺灣地區居住。5歲那年，羅聞全全家從臺灣移民到紐約。他的母親Julia Yao Lo（約1927—）是壹位偉大的女性，在她的悉心教導下，羅聞全的姐姐和哥哥先後獲得了有“少年諾貝爾獎”之稱的“西屋科學天才少年獎” 。後來，老三羅聞全從8年級跳級進入著名的Bronx科學高中，經過刻苦學習，也獲得了這壹獎項。真可謂天才之家，壹時傳為佳話。後來三人又都獲得了世界性的學術聲譽，與其母親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關於羅聞全的姐姐和哥哥，我們知之甚少。在Peter L. Bernstein所著的Capital Ideas Evolving（中文譯名《投資新革命》）中，稱他的姐姐是壹個分子生物學家，哥哥是火箭科學家。譯者推測他的姐姐是Cecilia Wen-ya Lo（簡作Cecilia W. Lo，音譯羅聞雅，約1951—），她也是壹位偉大的女性。她於1974年獲麻省理工學院理學學士學位，1979年獲洛克菲勒大學細胞與發育生物學博士學位。1980年，她在哈佛大學藥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此後歷任賓夕法尼亞大學生物系教授，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心、肺和血液研究所（NHLBI）發育生物學實驗室主任，遺傳學與發育生物學中心主任。她現任匹茲堡大學藥學院發育生物學系教授，是著名的分子生物學家和先天性心臟病學家。她的丈夫段崇智（Rocky S. Tuan）是世界著名的肝細胞生物學家和組織工程學家，有著與她相似的遊歷和教育經歷。二人於1976年結婚，2009年夏天壹同前往匹茲堡大學執教。
譯者推測羅聞全的哥哥是羅聞宇（Martin Wen-yu Lo，簡作Martin W. Lo，約1953—），他於1981年獲康奈爾大學數學博士學位，後任職於由西奧多?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和錢學森等人創建的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帕薩迪納噴射推進實驗室（Pasadena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並於2001年提出了舉世聞名的“星際高速公路”（Interplanetary Superhighway）技術。
1977年，羅聞全從Bronx科學高中畢業，考入耶魯大學，打算學習數學、物理和生物化學，因為這些學科看起來很“酷”，同時這也是他的姐姐和哥哥學過的專業。但是在第壹學期期末，他邂逅了壹位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學習經濟學的高中同窗，在她的建議下，他去麻省理工學院選修了默頓（Robert C. Merton，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主講的金融學，從此經濟學和金融學引起了他的興趣。
他在Bronx科學高中時，曾經閱讀過科幻小說家Isaac Asimov的《基地》三部曲（Foundation Trilogy），其中講到有個數學家創立了壹種叫做心理歷史學（psychohistory）的人類行為理論。根據該理論，心理歷史學家在獲取有關人類情感傾向的大量數據後，便能根據這些數據精確地預測未來。羅聞全認為Asimov的描述完全可行，而且他想成為那個實現它的人；而經濟學，特別是博弈論和數理經濟學看上去都是做這個研究的最好的出發點。於是，他致力於研究經濟學，於1980年獲耶魯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84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85至1989年期間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等職，其中1987年至1988年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任W. P. Carey財務學講座副教授。1990年，29歲的羅聞全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終身教授。從那時起至今，他壹直留在麻省理工學院，並在斯隆管理學院創建了MIT金融工程實驗室（MIT Laboratory for Financial Engineering）。該實驗室匯集了壹大批著名的金融學家，因此其代表著美國金融工程的最高水平。2004年，羅聞全當選為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最年輕的院士。
羅聞全被公認為金融學家、金融工程學界領袖、對沖基金研究領域泰鬥和生物金融學的創始人，華人金融學家的第壹人。1998年，美國《商業周刊》將他評為金融學術界最有前途的三顆新星之壹。在Peter L. Bernstein的《投資新革命》（Capital Ideas Evolving）中，依次講述了薩繆爾森（Paul Sameulson，1915年5月15日至2009年12月13日，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默頓（Robert C. Merton，1944—，1997年諾獎得主）、羅聞全、希勒（Robert Shiller）、夏普（Willam Sharpe，1934—，1990年諾獎得主）、馬克維茨（Harry Markowitz，1927—，1990年諾獎得主）和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1941—，1997年諾獎得主）的投資思想——羅聞全赫然躋身世界金融學大師的行列。這樣看來，未來羅聞全和希勒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也並非不可能的事。
羅聞全的研究領域覆蓋了金融理論、金融信息技術、風險管理、投資組合管理、對沖基金和金融計量經濟學。他雄心勃勃地希望能夠像Asimov描述的那樣建立壹套能夠預測人們在金融市場中的行為的理論。他最著名的貢獻包括：於1988年提出方差比檢驗，並實證地指出股價即使對於廣義的隨機遊走假設來說也是不滿足的；指出金融學中的經典教條——有效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是不成立的，並提出了用於替代EMH的適應性市場假說（Adaptive Market Hypothesis，AMH）；開創了生物金融學；發展了金融學中經典的Markowitz的均值—方差分析框架，提出了均值—方差—流動性分析框架；等等。與恩師默頓等人壹樣，羅聞全的研究與實踐密切相關，他是研究對沖基金的泰鬥，同時也是對沖基金Alpha Simplex Group的創立者和合夥人。
羅聞全發表了大量壹流的論文和著作（見其個人主頁），可謂著作等身。其與John Y. Campbell和A. Craig MacKinlay合著的《金融市場計量經濟學》獲1997年度保羅.薩繆爾森獎，並成為金融計量學的經典教材。2004年9月，我在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所上的第壹節課就是這門課。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剛上課時教室裏擠滿了想選這門課的學生，但是這門課實在太難，王壹鳴教授在講臺上講得如行雲流水壹般，大家卻如聞天書，第壹節下課時就逃走了壹半，到第三節課下課時，已經只剩大約10個人了。我每每豎著耳朵，戰戰兢兢，生怕漏掉壹句，僥幸堅持到了最後，中間還閱讀了羅聞全寫的有關論文，從此把他當成了偶像。
讀者閱讀的這本書的原著是2008年出版的，全書包括10章，由羅聞全教授等發表的壹系列高端的學術論文組成。本書理論與實踐兼具，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壹經出版，就獲得了崇高的學術聲譽。閱讀本書，不僅可以深入了解美國對沖基金行業，而且還可以對羅聞全教授的研究方法、學術思想有所了解。然而不幸的是，由於各方面原因，我壹再拖延交稿日期，居然拖到了很久。
二、對沖基金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融資融券和股指期貨已經來了，對沖基金還會遠嗎？
在美國，對沖基金已經有60多年的歷史。在1998年金融危機、2007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中，對沖基金對金融市場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標誌著對沖基金已經成為金融市場上的壹支新興力量和壹個新的系統性風險來源，美國政府為了將對沖基金“這頭巨獸關進鐵籠”，也做了不懈的努力（見本書第7、9、10章）。
當前我國資本市場上的機構投資者，主要包括60多家公募證券基金管理公司發行的上千個公募證券投資基金和專戶理財產品、證券公司的資產管理部門發行的集合理財產品和專戶理財產品、商業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商業銀行的債券投資部門、證券公司的自營部門、信托公司、保險公司持有的保險基金、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以及數千個私募證券基金公司發行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等等。這些機構投資者都可以被統稱為“基金”。在2010年4月之前，A股市場上的機構投資者都是只能做多、不能做空的，雖然部分機構會參與壹些固定收益套利型、事件驅動型、瀕危證券型、基金的基金型或可轉換套利型策略，但是規模和深度都有限，無法進行典型的“對沖”業務，沒有任何壹個公募機構把自己定位為對沖基金，也極少有私募基金宣稱自己是對沖基金。
2010年1月8日，國務院原則上批準證券公司開展融資融券業務試點和推出股指期貨品種，並於3月19日宣布在光大證券、國泰君安證券、廣發證券、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和國信證券等6家證券公司率先試點融資融券，3月31日正式啟動試點交易。此後2010年6月8日、12月25日兩次擴大試點範圍，使試點券商增加到25家，約占全國券商總數的四分之壹。2010年4月16日，滬深300股指期貨正式上市。如果不出意外，轉融通業務將於2011年推出，這將擴大對沖業務。
融資融券和股指期貨的推出，是中國證券市場基礎設施建設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標誌著A股市場從此擺脫了只能做多、難以采用杠桿的限制，可以進行多空雙向交易。更重要的是，這還意味著中國將迎來對沖基金大發展的時代，只要政策允許，越來越多的私募甚至公募基金公司將發行對沖基金，包括做多/做空股票對沖型、偏向賣空型、管理期貨型等類型。
2010年4月23日，中國證監會發布了《證券投資基金從事股指期貨交易指引》和《證券公司參與股指期貨交易指引》，對基金投資股指期貨的投資策略、參與程序、比例限制、信息披露、風險管理、內控制度等提出了具體要求，對證券公司證券自營業務、證券資產管理業務參與股指期貨交易的有關問題作出了明確規定。2010年7月7日，證監會宣布，基金專戶理財業務可以參與股指期貨交易，並且“考慮到專戶理財為非公募產品，其投資人均為具有較強風險識別和風險承受以及自我保護能力的投資者，因此，專戶理財業務參與股指期貨交易的總體原則應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為主，監管機構不再對專戶理財業務參與股指期貨交易的投資目的、投資比例、信息披露等內容進行規定”。2011年3月，證監會下發了《信托公司參與股指期貨的交易指引（征求意見稿）》，陽光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將由此獲準參與股指期貨交易，而這意味著它們將開展“對沖基金業務”。
實際上，2010年4月份之後，滬深300股指期貨和滬深300指數劇烈的日內波動、融資融券規模的日益增長，都表明可能有越來越多的機構在從事對沖業務。2010年年中，譯者就了解到不少大型公募基金公司正在研究對沖基金業務，壹旦政策放開，就將申請成立做多/做空股票對沖型、管理期貨型等對沖基金。2010年12月中旬，國投瑞銀基金管理公司成立了壹只采用期指套利策略的“壹對多”專戶理財產品，其實就屬於對沖基金。2010年底，中國證監會出具了《關於核準上海國泰君安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設立國泰君安君享量化限額特定集合資產管理計劃的批復》（監許可[2010]1937號文），允許該公司發行集合理財產品“君享量化”。該產品的投資策略是“采用市場中性策略，在盡量對沖市場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將投資組合的Beta值控制在-0.3至0.3之間），運用數量化選股及指數套利等策略，獲取長期穩定的絕對回報。”2011年3月7日，“君享量化”正式發行，受到投資者追捧，壹天之內募集資金就達5億元。這是2011年1月25日《證券投資基金股指期貨投資會計核算業務細則（試行）》出臺後嚴格按照該細則設計的第壹只對沖類產品，被公認為中國第壹個正式的對沖基金，2011年由此成為中國“對沖基金元年”。幾乎在同時，易方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也推出了采用對沖策略的“壹對多”理財產品。預期壹兩年內對沖基金將如雨後春筍壹樣紛紛出現。
中國對沖基金的產生和蓬勃發展，將至少對資本市場的三方參與者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壹，它將促進各個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策略、投資理念、研究方法和風險管理的改變，並將加劇機構投資者之間的競爭，從而大大提高中國資本市場的效率，降低期望收益率，因此缺乏競爭力的機構將被逐漸淘汰，甚至還可能改變基金的組織形式——這類似於羅聞全所提出的適應性市場假說和生物金融學：以前，在中國金融市場上，散戶、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險基金等多個“物種”在為相當充裕的資源而競爭，因此市場效率較低；以後，增加了對沖基金這壹蓬勃發展的新物種，“隨著競爭越來越激烈，資源最終會銳減，這轉而會導致生物數目減少，從而降低了競爭的水平，並最終導致循環重新開始。有時，循環會收斂到角點解，即某些物種滅絕、食物資源完全耗盡或者環境條件發生劇烈的變化”（見本書第9章）。未來機構投資者競爭業態的變化也將加快，具有競爭力的機構將更快地崛起，缺乏競爭力的機構將更快地衰落乃至退出市場。投資經理們面臨著更大的生存壓力，因為他們必須具有更高的專業水平。對沖基金還將成為新的系統性風險來源，壹次偶發的事件足以對很多投資能力並不差的機構投資者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參見本書第7、10章）。在這個充滿變革的時代，能最快地適應變革的“潮人”才能生存下來。這些都是值得基金從業者關註的問題。
第二，它將給專門向機構投資者提供咨詢服務的證券分析師們（主要在證券公司的研究部門工作）帶來新的挑戰。在機構投資者為資源——收益率——進行殘酷競爭的同時，證券分析師們也在為自己的資源——機構投資者的傭金和評價——進行著殘酷的競爭。從2003年至今，每年10月進行的“新財富”全國“最佳證券分析師”排名，壹直是分析師和證券公司研究部門爭奪的主要陣地，全國排名前20位的證券公司研究部門大多根據“新財富”排名來確定分析師的薪酬。而分析師的“新財富”排名越高，市場影響力越大，他為所在的研究所賺取的傭金就越多。但分析師的研究屬於商業化的研究，並非嚴謹的學術研究。作為基金公司的投資策略分析師，譯者深知分析師行業“20%靠研究，80%靠忽悠”的說法並非完全是戲謔。從長期來看，這種競爭業態將逐漸改變，而對沖基金的發展將推進、加快這種變革。未來分析師必須具有更寬廣的視野、更全面的知識、更高的研究能力、更深厚的數理知識和建模水平、更好的選股擇時能力，要求他們不僅能在適當的時機給出買入建議，還要在適當的時機給出賣空的建議。缺乏數理知識和建模能力、缺乏紮實的專業知識、主要靠“忽悠”混跡市場的分析師將難以立足。對於由分析師所組成的證券公司研究部門而言，也是同樣的道理。而且，系統性風險的加大將對證券公司研究部門獲取的傭金額帶來影響，並加大傭金額的波動性，甚至影響到整個證券公司的業績（雖然咨詢業務的傭金收入在證券公司的全部利潤中占比普遍很小）。
第三，作為資本市場監管部門，中國證監會必須考慮如何才能對對沖基金進行有效地監管。根據國際經驗，在特定的情況下，對沖基金的行為可能會給金融市場造成猛烈的沖擊，因此如何對對沖基金進行監管壹直是學術界和管理層討論的熱點，美國到目前為止也沒能建立起對對沖基金進行監管的法律框架和機構（參見本書第9.4節）。我國的私募基金行業與美國的對沖基金壹樣，多年來壹直是“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沒有專門的監管法律，而它們可能正是未來對沖基金的主體。
不過，加強監管畢竟是國際趨勢，我國也不例外。2011年1月中旬，《證券投資基金法（修正草案）》正式公布。其中第二條規定：“公開或非公開募集資金，運用所募集資金設立證券投資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為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利益，進行證券投資活動，適用本法。”“前款所稱證券，包括買賣未上市交易的股票或股權，上市交易的股票、債券等證券及衍生品，以及國務院監督管理部門規定的其他投資交易品種。”這樣就把資本市場上各種機構投資者全部納入監管範圍。並且《修訂草案》的第十章“非公開募集基金的特別規定”，明確地把私募基金納入監管範圍。顯然，尚處於嬰兒時期的另類投資也將被納入該法的監管範圍，這無疑符合對對沖基金加強監管的國際趨勢。與我國的對沖基金壹樣，我國對對沖基金的監管也將在發展中不斷摸索前行。
總之，對沖基金的發展將對資本市場上所有的個人參與者、機構參與者、監管部門都產生巨大的影響。此外，它還將促進學術界和理論界的研究工作。雖然目前國內已經翻譯出版了三四部關於對沖基金的書籍，但是學術價值有限。作為壹本系統地介紹對沖基金投資的、具有深厚學術價值的著作，本書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而且，由於難以獲取專門的數據，目前國內學者對於對沖基金的研究大多側重於定性分析。中國對沖基金的蓬勃發展，必將催生類似CS/Tremont和Lipper TASS這樣的對沖基金專門數據庫，催生類似對沖基金研究公司（HFR）這樣的對沖基金專門研究機構，並促進國內研究水平的提高。譯者大膽地猜測，不久的將來，對沖基金類課程就將成為高等院校金融專業學生的必修課。
三、本書的翻譯過程與致謝
多年以來，我國僵化的學術體制、個人所得稅制度和學者們面臨的巨大的生存生活壓力導致有能力的、嚴謹的學者不願意從事翻譯，而部分浮躁的譯者——其中不乏名校教授——則趁機大行其道，置學術道德於不顧，把翻譯當做釣名沽譽的手段，導致大量國際壹流的學術著作被低劣的譯者糟蹋了，讓無數學子痛心不已，我在求學期間就對此深有感觸。久而久之，大家寧願直接閱讀英文原版，而對中文譯本敬而遠之。然而，並非人人都有能力、時間和精力去獲取並閱讀英文文獻，而這導致國外的優秀作品遲遲不為國人所了解，像羅聞全這樣的世界頂尖學者的名字在國內居然鮮有人知，就是壹個例子。
當初出於對羅聞全教授的崇敬，我下決心把這本書翻譯好，甚至壹度計劃將他1998年出版的著作《華爾街非隨機漫步》（A Non-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也譯為中文。但是做到好的翻譯何其難也！翻譯之艱辛，不親身經歷，永遠無法體會。壹個合格的翻譯者不僅必須具有優秀的中英文功底、深厚的專業知識、涉獵廣泛，而且更重要的是還要心態平和，無欲無求，坐得了冷板凳，吃得了苦，絕不能把它當作釣名沽譽的手段，否則只會糟蹋原著（這種惡例不勝枚舉）。本書原著只有300多頁，我卻花了壹兩千個小時來翻譯——工作之余，就把自己關在租來的鬥室裏，將業余時間幾乎全部花在上面，成了壹個名副其實的“宅男”，這樣無非是想做到無愧於心。
專業文獻的翻譯，尤其推崇壹個“信”字，必須把原作者的意思準確無誤地傳達給中文讀者，因此翻譯時決不能不懂裝懂，胡亂猜測。在“信”的基礎上，盡量做到“達”。無奈“求其信已大難矣”，“達”字更難，至於“雅”字，則是我輩不敢妄稱的。為了自己這些倒黴的信念，我花去大量的時間查找資料，力求準確地理解作者的原意。
此外，為了便於讀者理解，並能獲取更多的信息，我還在書中撰寫了將近120條譯者註。這些註釋大致分為三類：第壹類是指出原著中的錯誤，大約占10%；第二類是對原著的意思進行解釋和補充，以便讀者能夠更加透徹地理解正文，占將近90%；第三類是對專業術語的譯法進行說明，大約只有幾條。有時為了寫好壹個註釋，就要花去七八個小時查找資料。而且為了保證質量，我不敢尋找合作夥伴，因為通常英文好的專業基礎未必好，專業基礎也好的未必有嚴謹的態度——根據我的經驗，凡是由壹個老師帶著壹堆學生翻譯的書籍，往往比較容易出錯。因此，本書從頭到尾都是我壹人翻譯、校對的，並對書中部分數據做了計算驗證，還用書中提供的數據和程序繪制出了壹部分圖形。這種執著嚴重地損害了我的健康，常常因為伏案過久而周身不泰，中間有數次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後悔當初不該壹時沖動接下這個差事，想放棄了事。後來支持我完成的，居然是這樣壹個想法：翻譯完這本書，就再也不涉足這類工作了！
不過翻譯也並非全無好處，它迫使我透徹地閱讀本書，並有助於扭轉我工作之後難以靜下心來讀書的惡習。1918年4月，愛因斯坦在柏林物理學會為普朗克（Max Planck）六十歲生日舉辦的慶祝會上演講說：“首先我同意叔本華所說的，把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烈的動機之壹，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厭惡的粗俗和使人絕望的沈悶，是要擺脫人們自由、變化不定的欲望的桎梏。壹個修養有素的人總是渴望逃避個人生活而進入客觀知覺和思維的世界”，於我心有戚戚焉。
本書的初稿是2010年6月10日完成的，此後壹周回家探望父母，每天陪著年逾古稀的父親在醫院打點滴，並在其病榻前修改出了第二稿。最終交給編輯的是第五稿。我常常想，倘若我從小沒有那麽強烈的求知欲，沒有閱讀那麽多書籍，從而沒有被中國傳統知識分子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所蠱惑，沒有夢想著修齊治平，沒有養成耿直嚴謹的壞毛病，而是安於平凡，處事圓滑，拋棄理想，追求金錢，我就不會讀這麽多年書，走這麽多彎路，就可以早日賺錢贍養父母，他們或許就可以免於疾病之苦、安度晚年了。然而往者不可諫，唯有嘆息！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的導師......（因為未獲得當事人授權，感謝的名單隱去）......，在此對他們壹並表示衷心的感謝。最後特別感謝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的李季博士和編輯王玲女士的辛勤勞動和熱心幫助。至於書中的不足之處，概由本人負責。讀者發現不足之後請務必來函賜教，以便我能在未來修訂時更正之。
2010年9月6日於上海隆安公寓
2011年5月15日修改於上海虹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