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生命中最後的時光是在醫院度過的。她得了肺氣腫，後來發展成了肺心病。壹直無法呼吸，終於離不開醫院的氧氣管。我不得不在醫院住幾年。好在她是“老紅軍”，能有單間病房。我在成都工作的時候，每周日都帶著老婆兒子去醫院陪媽媽。兒子壹直在北京，直到他意識到原來對“星期天”的理解是片面的。他壹直認為“星期天是人們去醫院看病人的日子”。我被調離成都後，在外地工作的姐姐也被調回成都照顧母親。離開成都的時候，我感受到了媽媽的不舍，但是我的調動可以把在外地教書多年的妹妹帶回省城，媽媽也鼓勵我去北京工作。我媽媽的名字叫張。她出生在遼寧西豐的壹個富裕家庭。“九壹八”後，她從東北流亡北平，參加了“壹二·壹八”事件。第九次愛國學生運動，革命的起點是“北京壹二·二九學生運動”。按組織部的輩分，人們習慣稱她為“老紅軍大姐”。離開成都，兩年回去壹次。醫院也發了幾封病危電報，但都是事後告訴我的。這封電報極短，讓我感到不祥。
當我收到電報時，我打電話給我的妻子。我立刻去了東單的民航售票大廳，買了最新的航班機票。回到成都時已經是晚上了。我從機場直接打車去了醫院。我母親處於深度昏迷狀態，脈搏微弱。我在她面前坐下，叫她，連叫了幾聲，她的眼皮抖了幾下。姐姐和姐夫說，媽媽終於等到妳回來了。他們請我去醫院前面的小餐館吃點東西。大家壹天沒吃飯，就留下長期阿姨看著媽媽出去吃飯。還是不放心，匆匆吃了壹碗面充饑，趕回病房。不到半個小時後，我們離開時，媽媽停止了呼吸。我深感遺憾，在她生命的最後壹刻，沒有陪在她身邊。同時，我也震驚了。我媽堅持到最後壹口氣，就等著兒子回到她身邊，聽我喊:“媽媽，我回來了！””然後，他安詳地離開了。
我想念壹座小山，它叫磨盤山，因為我媽媽在那裏。思念是心在顫抖，總是需要壹種形式，否則，我們無法釋懷！靈魂需要肉體。當身體失去時，我們說死亡已經來臨。死亡需要墳墓，因為死亡最好的證明就是人的懷念。告別親人，這真的是人生必修課。我媽走後，經常把我從夢中叫醒。在我醒來之前，她還在我身邊。她把我送到這個世界，我把她送出這個世界。每次回成都，我都盡量擠出半天時間去這個山頭，因為靈魂需要壹個真實的證明，不是對別人，而是對自己。形式是必須的。六祖慧能曰:“菩提無樹，鏡非臺。什麽都沒有，哪裏來的灰塵？”這就是徹底第壹的精神，以至於“空”。但是，在徹底性上，還是要用“語言”的形式！有時候，懷舊就是這樣。靜靜地坐著，妳可以聞到青草的味道，感受綠色撫慰妳的心...
小時候喜歡養小動物，有鴿子，兔子，雞，貓，狗，金魚，蟋蟀，蠶。小學前兩年養蠶，那是半個世紀前的事了。童年是簡單的快樂加上簡單的悲傷。養蠶的日子裏，我的快樂和悲傷都是蠶。看蠶吃桑葉很開心。給它們蓋上壹層桑葉。首先，蠶伸出壹個星嘴，啃出壹個缺口，露出壹端，然後沙沙地出壹大塊地盤。當他們都爬上去的時候，桑葉已經被啃到血管裏了。它們壹個接壹個地昂著頭，晃來晃去，想要吃東西。這個乞討的樣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院子裏只有壹棵桑樹，很快就被所有養蠶的孩子撿走了。“糧”壹斷，我就淚流滿面。媽媽和我吵架:“妳哭什麽？壹文不值！”他上了車，去院子裏有桑樹的老師家乞討。我不能總是給家人添麻煩。我養蠶壹季，我媽要跑半個城。那時候我上的是寄宿制學校，周日上學的時候，我用壹個大竹籃把洗得幹幹凈凈的桑葉裝在裏面，蓋上壹條濕毛巾，那是我家蠶寶寶壹個星期的食物。等小蠶長大了，長胖了，發光了，吃的多了，周末前壹筐桑葉就空了，於是周四我媽就送我桑葉去學校。周四的課後活動，我在學校門口徘徊，期待著媽媽的身影。那時候，看到媽媽，我好開心。我不知道為什麽我媽願意給我送桑葉去學校，違反了學校的規定。寄宿制學校平時不能探望學生。
之所以記得養蠶，大概是因為養蠶對於壹個在城裏上寄宿學校的孩子來說，太麻煩太難了。養蠶只是讓我找到了這些在乎的小事，卻給身處逆境的母親增添了更多的東西。蠶吐絲結繭。那些蠶繭沒有動，我的養蠶生涯就此結束。我不知道蠶繭能做什麽。把它們放在紙箱裏，然後放好。只要想到這些小黑毛毛蟲長成這樣，還能吐絲結出這麽漂亮的繭，世界在我心中就是可愛的。我記得在她停止呼吸後，當我把她從躺了四年的病床上抱起來時，她輕得像壹只吐出了所有絲的蠶，還能浮起來...
當時這條路線是野外徒步的鄉村路線。大巴只開到將軍衙門西邊壹站通惠門，然後出城往西。我們平時和母親住在城裏，只有寒假和暑假才會來光華村陪父親。普通人走路的交通工具只有兩種:獨輪車，也叫雞車，載物多，也載人，人坐在車前，人推在車後。這種車速度慢，但載重量大，所以叫“雞車”；另壹個是人力車。成都人叫它人力車，坐起來比雞車舒服，兩個輪子也大。人力車夫小跑很快，壹般人出門很少坐，相當於現在的高級出租車。成都人管它叫“包車”，可見它不便宜。我和妹妹要去父親的學校度假，母親會叫壹輛黃包車，坐黃包車去光華村，相當於今天的長途打車之旅。這是壹件大事。媽媽們在街上總是精心挑選，壹個是相貌堂堂的老實人，壹個是身材姣好的小夥子。找到車後，我媽總是壹遍又壹遍地跟我說，然後把車號和號碼寫在司機的外套上，然後擡手跟我們說再見，看著我們在街上遠去。
當時從城裏到草堂再到光華村，路途遙遠，路上行人稀少。沙質路面沒有鋪瀝青，所以很少有汽車駛過。偶爾有車經過，會揚起漫天塵土。車這麽少，而且車上沒有汽油。駕駛艙旁邊掛著壹個燒炭的大火爐。跑得氣喘籲籲，壹口氣起不來就垮了。壹路上這種車很少，但是兩邊的地裏都是茅屋。“錦裏煙外有八九個江村。花園裏荷花飄小葉，細麥落輕花”，真是美好的童年記憶！現在，杜甫草堂成了城市裏的盆景，高樓林立，車水馬龍。站在這裏，我真的找不到我的童年，和記得黃包車號的媽媽...我第壹次接觸的家庭和幼兒園外的“社會”是茶館，是成都的老茶館。老茶館是成都最具特色的民間生活場景。配壹張木桌，幾把竹椅，可以打開迎客。有大茶館。例如，在那些大公園，如人民公園和xx寺，有大茶館。茶館都是開放式建築，有遮陽棚，沒有墻，柱子之間有低矮的木柵欄。木柵欄不夠高，人們坐不上去。人多的時候，也可以供壹群喝茶的人坐在木柵欄上，靠著柱子喝茶。茶館四面敞開，茶館周圍的院壩也是茶館的組成部分。裏面擺滿了竹椅和木桌，院壩裏的樹木為飲茶者提供了樹蔭。當太陽落山，樹蔭轉移，喝茶的人只是移動竹椅，這沒有關系。壹個大茶樓，茶樓內外，能放幾十個茶幾；小茶館，開在壹條狹窄的巷子裏，三五桌，全在街邊，茶館很小，只有壹個竈臺，幾個銅茶爐。
我上幼兒園的時候，經常泡在茶館裏，因為我媽就坐在茶館裏。母親在剛解放不久的成都市教育局語文教育科科長時坐過茶館。延安時期她在延安中學當老師。在我的印象中，這種變化對於剛剛三十多歲的母親來說，並沒有讓她的生活變得灰暗。工作中結交了很多名師，周末經常在茶館見面聊天。壹次三四個人，聊半天。茶館裏沸騰的聲音是最好的屏風，讓每桌的人都只能聽到同伴的發言，熙熙攘攘的茶客也就各有洞天，相安無事。經常和我媽喝茶的老師都是成都幾所名校的骨幹老師。我覺得，除了談工作，還有類似的興趣！他們都很尊敬他們的母親，而且他們在談話中總是使用“張”這個稱呼。也許這就是母親的“遊擊習慣”？反正以後的日子裏，我再也沒見過那個愛和老師坐茶館的“教育科長”了。我在茶館裏跟著，用繪本打發時間。茶館裏有漫畫書出租。壹分錢看兩本書，五分錢可以享受看半天。成年人從不關心他們談論什麽。
據說成都茶館文化的盛行與當年南下的“八旗子弟”有關。清兵南下，壹批滿族子弟留守成都。他們居住的地區就是後來的“少城”。這些閑人把成都變成了消費之都，隨處可見的餐館、茶館，讓成都變得熱鬧而芬芳。剛進城的* * *產黨，不是吃鐵桿莊稼的“八旗子弟”。在普通人心中真的很幹凈。在我的記憶裏，我不知道跟著我媽進了多少次茶館，但我從來沒有和任何壹個老師吃過飯。“下館子”在那個年代是壹種奢侈，沒有人動這個念頭。
和我媽坐在茶館結束於1957。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後，整風運動前，母親被打成“特務”，在土改中受到懲罰，使她對那些“骨幹教師”產生了關心。記得那兩天我媽騎車出門，下班很晚才回來。後來才知道，我媽這兩天壹直往學校跑，給她熟悉的老師和朋友壹個忠告:“多聽少說！”“我記得有個老師在會上發言，因為他媽媽到了他身邊。這位姓黃的老師後來被劃為“右派”。
十年後，在“xx”的時候，我們家又遇到了壹次風暴。我壹個人在成都為了父親的事。這時，被送到大涼山的母親寫信給我，說遇到困難，生活無著，可以去找這幾位老師:九中的陳老師，十九中的張老師，附中的黃老師...他們都認識我。我記得當我遇見他們時，他們說了同樣的話:“我認識妳，妳是張科長的兒子。”
在大涼山首府西昌以南十裏處，有壹個湖叫邛海。湖的西邊有座山叫虎山，湖腳下有所學校，西昌師範學校。大躍進後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母親從成都調到這個偏遠山區當老師。不久，我也從成都轉到西昌，和母親壹起生活。下放前，我媽是省裏某刊物的副總編，某研究室副主任。雖然五年前她被開除黨籍，降職，但放權中並沒有“新處分”的痕跡。去西昌的時候，她是省教育代表團的“領隊”，其他的都是下放基層工作。她呆在辦公室沒事幹，又不想監督檢查代表團，就要求去學校當老師。有關方面同意了，她來到了這所師範學校。到學校後，她每個月去領工資，發現比校長多了很多。她想，我是來鍛煉的，於是交了兩份申請，壹份是入黨申請，壹份是把工資降到校長級別以下。入黨申請沒批下來，工資很快就下來了。從此，她在大涼山呆了二十年。20年後，母親的黨籍被篩掉，黨籍和職務被恢復，但她的放權和降薪卻“讓人無法理解”。她的檔案在省裏二十年了，真的是“自動下放自動降級”二十年了。
學校沒有圍欄，經常有野生動物在屋前屋後跳躍。大涼山剛搞國家改革，解放奴隸，社會治安不太好。我到這裏壹周後，發生了壹起謀殺案。師範學校邊上是國家幹部學校。那天，國家幹部學校的會計從市裏領了工資，回到學校。他在師範學校下面的小路上被搶劫殺害了。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第壹次讀了艾蕪的《南行記》。如果妳今天看到這本書，妳就能理解我當時的心情。
比野更直接的是饑荒。
我們在門前的空地上種了玉米，長勢良好，但四周都是高大的樹木。沒有陽光，玉米的稭稈拼命地往上跳，在夏天的第壹場暴雨中，它們都倒下了。我們在房子後面種了南瓜。南瓜長得很大，每個二三十斤，放了很久了。兩三個南瓜，讓壹個冬天充滿了自信。在饑餓的歲月裏，冬天特別難熬。越冷越餓，越怕冷。在學校學習的時候，下課了，大家都靠在陽光燦爛的墻上。特別是感覺《萬物生長在太陽上》和《我們都是向日葵》真的唱到心坎裏了。
那壹年災難，我開始了在大涼山的生活。我就讀於瓊海對岸的壹所初中——西昌川興中學。西昌是川西高原的壹個壩子，也就是高山環繞的壹個小盆地。盆地的中心是壹個叫瓊海的湖，它使西昌成為高原上的壹顆明珠。母親的師範學校和川興中學隔湖相望。60年代初，交通很不方便，從家到學校只能走山脊小路。老鄉說，這條路30多裏，每次回家都要走3個多小時。我是壹個12歲的孩子。要在野外走30多裏路，真的是“兄弟妳大膽往前走”。就因為路的盡頭是家，有壹個媽媽想了壹個星期。我在這條路上走了兩年，膽子越來越大。後來就不走大路了，走沿湖的山脊小路，會省兩三裏路。同時，走小路的時候會感到緊張，腳下的步子自然也就急了。總覺得可以早點回家。直到今天，我還能回憶起那些山脊小路，那些青蛙和月光。
當我周末回家時，我媽媽總是給我留些吃的。壹開始有蛋糕，後來只有壹些雜糧餅幹。最困難的時候，記得媽媽從抽屜裏拿出壹根枯萎的胡蘿蔔。可想而知，胡蘿蔔都幹了，媽媽早早的留著給周六回家的愛子。
細節，是人生儲存的文件密碼，壹根枯萎的胡蘿蔔，對我來說，是人生難忘的壹段時光，是家庭溫暖的母愛...想了解1960左右中國人維持生活的最低保障，可以調查壹下當時城市居民的出票情況。那些郵票大小的票子，讓人覺得生活依賴。在所有的票中，還有壹張火柴票，壹家有兩盒火柴。那時候火柴不貴，兩毛錢壹盒，但是沒有票，買不到。兩盒火柴，不到200，平均壹天六根，燒三餐，晚上點煤油燈和蚊香，不是每壹根都能點燃的。兩盒火柴是壹個家庭生存的最低要求。如果家裏有壹個煙民，那就不夠了。兩毛錢的火柴成了壹個大問題，擺在全家人面前。
四毛錢，兩盒火柴，在那個饑寒交迫的年代，讓我看到了母親堅韌樂觀的靈魂。下面的細節我在壹篇短文裏說了。那時候每天早上，學校食堂正在做早飯的時候，從廚房掉下來的柴火灰燼就堆在燒柴火的洞口下面，灰燼裏還殘留著紅色的木炭。我媽，被送到大涼山師範學校當老師，去廚房拎鍋柴火灰。壹個壓得很緊的木炭灰的鍋，可以保持從早上到下午的熱度，用小撥火棍推開灰燼，還有豆子壹樣的小煤塊。這樣既能保暖，又能保存火柴在沒有炭灰的時候使用。
用手指捏住火柴，劃壹下，就起火了。那火花真的很美。在那個最冷的冬天，除了每個月兩盒火柴，我媽還有個“特供”——每個月壹斤肉，壹斤黃豆，壹盒煙。這就是被賦予“老紅軍”資格的待遇。我媽雖然被送到大涼山當普通教師，但不知道為什麽這個待遇沒有取消，讓我們在最困難的時候也能有這個奢侈。買肉的時候盡量挑肥壹點的，哪怕是壹斤帶皮帶骨的肉，做壹鍋帶皮帶骨的肉湯和菜。把剩下的肥肉熬成油，把瘦肉剁成肉末，放在熱油裏煮，然後壹起放在壹個小鍋裏，壹小鍋豬油加肉渣。接下來的壹個月，做飯的時候，用竹筷挑壹顆，菜就有肉味了。
壹根火柴點燃壹盞油燈，半星油花煮壹碗菜。在那最艱難的壹年，我感受到了大涼山深處的母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