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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在《管子》中表達了怎樣的治國思想?

《管子》是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476年)齊國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和管仲學派的言行。《漢書·藝文誌》將其列為道學範疇,隋書《經籍誌》將其列為法家範疇。歷史學家章學誠說:“管子”也是道家的說法。據國內日本學者統計,幾乎每壹部《管子》書中都包含了老子的語言片段和哲學思想。它也是先秦時期各派言論的匯編,內容很龐博。[5]

《管子》壹書以黃老道為中心,既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具體方案,又重視道德教育的基礎作用。既強調以君主為核心的政治制度,又主張以民為本,促進農工商均衡發展;既有豪邁霸道的謀略,又有正義的理想;它既避免了晉法家忽視道德人心的傾向,又補充了儒家政治實踐經驗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地位。

《管子》這本書本來是86篇,到了唐代就損失了10篇。現在這本書有76篇,是春秋時期管仲寫的。其實《管子》和先秦時期的很多古籍壹樣,既不是壹個人的作品,也不是壹時之作。是黃老道家的壹部散文集。目前學術界普遍認同這壹觀點。

《管子》總覽,內容龐雜,匯集了道、法、儒、名、兵、農、陰陽、輕重等數百門學問。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黃老的道家思想,其思想特點是道家與法家的有機結合,不僅為法治找到了哲學基礎,而且將道家思想有效地貫徹於社會人事之中,與三晉的法家思想有著本質的區別。韓曙把《管子》歸入道家,而《隋書》以後的著作卻把它歸入法家。不同的歸屬恰恰顯示了《管子》的思想特色。同時,黃老陶兼收並蓄,積極吸收儒、墨等學派的思想力量,將禮、序理論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主張禮法結合,主張建立嚴格的等級和等級制度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社會道德規範。這些都適應了戰國中期的時代需要,反映了齊變法時期的政治實踐。[6]

《上心》、《下心》、《白心》、《內功》、《水陸》、《形勢》、《周賀》、《晏殊》、《九壽》、《鄭》、《形勢解》、《版解》、《管子》中的形勢。體現了黃老道學的學術特色,是黃老道學思想繼《黃帝四經》之後的又壹大發展,促進了黃老學派的進壹步成熟。[6]

水陸提出水是萬物之源的觀點。學術界有人認為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認為這是夏姬的唯物主義。

《心經》、《白心經》、《內功》提出了精是萬物之源的樸素唯物主義精論,認為萬物和人都是由精而生;精是壹種精氣。正所謂“萬物之精為壹生,下輩為壹粒,上輩為壹星”,“精也是氣之精”。文章還談到“道”,認為道是“空的、無形的”,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嘴巴不會說話,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見。道與精的關系並不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