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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的契約溝通

在現實社會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盈余管理的激勵因素,有些是管理層激勵,有些是政治成本激勵或其他激勵。在管理激勵上,既有分紅和升職的誘惑,也有被辭退的壓力。在政治成本激勵中,有許多盈余管理是針對政府管制的。此外,盈余管理還可以作為勞資雙方討價還價的工具。在壹定條件下,盈余管理也很有吸引力。正因為如此,出現了所謂的基於股息的盈余管理、為節稅而進行的盈余管理、為困境企業進行的盈余管理、利用盈余管理進行的風險管理、首次公開發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等等。盈余管理也有許多障礙。註冊會計師的審計、證券交易監管機構的監督、稅務檢查和股東大會都在壹定程度上阻礙和限制了盈余管理的泛濫。而上述限制因素往往受到成本效益原則的限制,所以總體來看,盈余管理的激勵因素要比障礙強得多。在世界各國,幾乎每天都能聽到公司調高或調低利潤,虛報營業收入的故事。比如為了發展潛在的客戶群,AOL給客戶免費的磁盤,然後把產生的費用全部資本化;另壹方面,微軟被指控通過推遲確認實際收入來降低利潤。這方面的例子在國內數不勝數,會計“打假”效果總是不明顯,說明大家還是不怕的,盈余管理還是有很多誘因的。

在現代會計報告體系中,有許多盈余管理的機會。公認的會計原則仍然有許多局限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A. Levitt在紐約大學法律與商業研究中心1998發表了題為“數字遊戲”的演講,嚴厲批評了壹些低質量的會計準則。權責發生制會計中的估計和攤銷很容易用於盈余管理。同時,不確定的經濟交易和會計事項越來越多,正確判斷這些不確定的經濟交易和會計事項的難度越來越大。在現代公司治理結構中,也為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壹些條件。比如現行的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契約,股東大會、董事長與經理之間關系的制度規範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盈余管理乘虛而入也就不足為奇了。

通過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壹些會計師進壹步得出了盈余管理的兩個基本條件:壹是契約摩擦;另壹個是溝通摩擦。如果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沒有契約摩擦,他們之間的溝通是完全透明的,委托人可以掌握和利用充分的信息,那麽盈余管理就不會發生。

在委托代理關系模型中,人們往往事先設定壹套管理契約和報告規則。事實上,管理合同和報告規則都面臨著隨著經濟和企業的變化而變化的壓力。但是,由於管理合同和報告規則通常被認為是固定的、剛性的(即使有變化,仍然跟不上經濟和企業的變化),會與實際需要發生沖突,於是盈余管理應運而生。在這裏,盈余管理往往被用來解決管理契約和報告規則與實際情況之間的摩擦所導致的問題,管理契約和報告規則成為盈余管理問題中的內生變量。

盈余管理的產生和存在不能完全用契約摩擦來解釋。由於信息不對稱,人們無法消除盈余管理。最典型的就是經理知道的,其他人包括股東不壹定知道。信息不對稱阻礙了信息的交流和溝通,壹個管理者不可能把自己所有的個人信息都傳遞出去。當然,有些信息傳播是法律禁止的。正是由於溝通摩擦,企業管理當局才會在盈余管理方面大有作為。

需要註意的是,合同安排的修改並不能完全消除溝通摩擦。但是,如果管理者在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轉讓所有私人信息,可以預期契約的安排會朝著有利於鼓勵信息真實披露的方向發展。可見,溝通摩擦比契約摩擦更有意義理解盈余管理的生存條件。

通過分析和研究以上兩個解釋盈余管理生存的基本條件,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在大量關於盈余管理研究的文獻中,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壹個是平穩的收入。收益平滑的研究側重於減少不同時期收益的波動,主要目的是便於對未來收益的預測,降低市場風險。二是基於契約觀的盈余管理。研究發現,有些合同是基於會計數據的,而有些合同則隱含著會計信息。其中,前者是顯性契約,包括管理層薪酬計劃、債務協議、稅收和控制權。在研究中,普遍發現了上述契約影響盈余管理的支持證據。與會計數據間接相關的合同還包括勞動合同、代理人競爭和主管變更、審計合同、公開發行、公司治理制度等。與第壹個合同相比,這些合同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要復雜得多。第三是測量方法。

學術界對盈余管理的研究大多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盈余管理實證研究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包括兩大方面:

壹方面,利潤分為被操縱部分和未被操縱部分。壹般來說,公司的報告利潤由兩部分組成:現金流量和現金流量的會計調整,後者稱為應計項目。總應計部分可進壹步分為非離散應計和主觀應計。在這裏,我想解釋兩個概念:非主觀應計部分和主觀應計部分。其中,非主觀權責發生制部分繼承了創立權責發生制會計的初衷,即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使其能夠更準確地反映企業在特定時間的財務狀況和特定時期的財務成果。因此,非主觀應計部分是在尊重客觀經濟現實的前提下,調整現金收付時間與交易時間的時間差所造成的影響。這種調整是相對客觀的,強調尊重客觀經濟現實,是在公認會計原則的約束下完成的。與非主觀應計部分相對應的是,主觀應計部分是企業基於特定的私人利益,在壹定時期或某些特定時期內,通過對經濟交易的刻意安排和對財務報告的刻意調整,創造出符合自身需要的報告利潤。這種調整可以利用GAAP的靈活性在GAAP的範圍內完成,但也可能超出GAAP的框架。在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中,有四種主要模型及其改進或衍生模型,被廣泛用於度量主觀應計項目:希利模型、迪安傑羅模型、瓊斯模型和行業模型。這四個模型的核心在於對非主觀應計部分的假設或處理。在Healy模型和Diango模型中,壹般假設非主觀應計部分在每個調查期間保持不變,然後通過比較總應計部分可以判斷特定期間是否存在主觀應計部分。瓊斯模型和行業模型釋放了非主觀應計利潤在每個調查期間保持不變的假設。借助長時間序列或大量行業配對樣本,利用多元線性回歸等統計工具對非主觀應計項目進行計量,是壹種更復雜但更準確的計量模型。

另壹方面解釋了盈余管理的各種情況。比如有的被解讀為管理層激勵導致的盈余管理。在管理層激勵引起的盈余管理中,有許多具體的解釋,如報酬契約、代理人競爭和債務契約。有的被解讀為政治成本激勵導致的盈余管理。在政治成本激勵導致的盈余管理中,也有各種具體情況,如院外遊說、政府管制,甚至勞資談判。此外,還有其他特殊的解釋,如基於股利的盈余管理。以節稅為目的的盈余管理、困境企業的盈余管理、利用盈余管理進行風險管理、IPO過程中的盈余管理等等。在過去的20年中,大量關於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成果被發表。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不僅對會計實務和公認會計準則的制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極大地推動了現代會計理論及其研究方法的發展。其意義主要包括:

1.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加深了人們對權責發生制會計的認識,對現金流量表的推廣和應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現金為王”的觀念在企業管理中非常普遍。為什麽現金流量表和“現金為王”的概念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流行,自然有其特定的社會經濟背景,但也與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密切相關。因為,通過研究,發現了大量人為操縱的盈余行為,會計數據已經成為壹種數字遊戲。通過研究還發現,操縱利潤的行為主要來源於企業管理當局過度利用權責發生制會計的局限性,鉆了權責發生制會計的許多漏洞。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人們將收付實現制發展為收付實現制。

2.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加速了公認會計準則的完善和發展,特別是在增加對外財務報告的透明度方面。如前所述,溝通摩擦是盈余管理生存的重要條件之壹。為什麽會有溝通摩擦?原因在於信息不對稱。代理人知道很多信息,但客戶可能知道的很少。要改善這壹問題,提高對外財務報告的透明度至關重要。近年來,國際公認會計原則和國際會計準則的修訂,新準則的建立和制定,都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

3.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不僅成為現代會計理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極大地推動了現代會計理論及其研究方法的發展。《會計與經濟》雜誌在1997做的壹個統計,在這個雜誌上有1979-1986,1987-65438+發表了關於“契約”話題的論文。在這些以契約為主題的論文中,有11、4和12篇論文直接用實證的方法研究管理層薪酬契約。由此可見,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本身在現代會計理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也促進了會計與資本市場、審計、利潤預測、行為會計和所得稅會計的研究。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也為解決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組織行為與控制、業績評價與報酬計劃、證券市場監管等壹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提供了重要依據。

會計學術界對盈余管理的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是仍然存在很多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各種關於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結果仍然大相徑庭。主要原因是:在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中,將盈余分為操縱和非操縱部分的方法不夠嚴謹;大多數關於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僅限於某壹時期或某壹項目;對盈余管理的解釋過於狹隘;代理人隱瞞其操縱盈余的方法,不利於收集盈余管理實證研究所需的數據;委托人自願讓代理人隱瞞信息;盈余管理很可能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因素引起的。目前大多數實證研究只關註壹個因素,研究結果當然不理想。可以預期,未來的盈余管理研究不僅會進壹步解決上述問題,還會特別關註盈余管理對股票價格和資源配置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