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與中國的工業發展大相徑庭。在50年代初的國際形勢和隨後的冷戰思維下，中國選擇了在中央計劃指導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道路，壹直持續到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其間，輕工業和重工業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和14%。整個80年代，民營企業的誕生和積極參與推動了中國輕工業的快速發展。從1979到1991，輕工業和重工業年均增速倒過來，分別為14%和10%，洗衣機、冰箱等家用消費品增速甚至高於此。
80年代以來輕工業的發展，刺激了對能源、原材料等重工業產品的需求，使得“二次重工業”在90年代中期日益明顯。從1990到2004年，重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51%上升到68%，輕工業從49%下降到32%。從十年輕工業發展中積累了資本和創業能力的民營企業，也開始與這股重工業潮流融合。然而，中國的民營企業遠沒有韓國同行那麽幸運。後者在從輕到重的過程中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前者則在政策、資金、市場環境等問題上苦苦掙紮。
政府支持的韓國重工業模式
“沒有政府的支持，民營企業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實現重載”，這幾乎是6位受訪者的壹致判斷。
韓國友利金融集團前總裁、韓國金融規劃標準委員會主席尹炳哲先生總結了那段歷史，認為韓國政府的特殊角色導致韓國重工業的格局不同於西方國家和中國。
“上世紀70年代，我們從輕工業積累了資本，可以進入重工業。當時中國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但不同的是，中國是社會主義，都是國有企業，受計劃指導；韓國是資本主義，企業自願進入重工業。同為資本主義國家，韓國與西方國家的區別在於，我們的政府積極幫助企業，而西方企業卻要靠自己。這是現代造船、三星造船等民營企業在上世紀70年代成功的背景原因。
當時韓國政府對企業給予了各種幫助，比如進口各種工業原料，降低關稅和稅收，修建大量道路等基礎設施，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即使是企業選址辦廠，需要拆遷，政府也會出面幫助說服居民。"
與中國類似，韓國也有幾個經濟發展計劃。第三次是1972到1976，以重化工業為主，再到1975到1979，實行“政府部門財政補助”，政府將70%的資金投入重工業。與此同時，政府做出決定，將汽車、鋼鐵、化工、電力等不同行業劃分為經過評估後認為最合適的企業，全力支持。1975之後，韓國向日本學習，成立了大量的綜合商社，成為大宇、三星等大型企業集團以日本三菱為例在全球擴張的開端。這是成功的:20世紀70年代被稱為重化工業時代和出口時代。綜合貿易公司占出口總額的比例在1976年為28%，在1979年達到49%。70年代初，輕重工業的比例是58:42，90年代末變成20:80。
《經濟學人》雜誌主編金光柱認為，在政府對企業的各種支持中，資金的安排是最重要的。
“重工業是國家支柱產業，需要大量資金、設備、土地、人力，需要大量出口，產業周期很長。民營企業即使有錢也不敢獨立做，因為全部資本投入是有風險的。而且當時韓國企業的資金來源非常有限，政府沒有完全開放金融市場，股票市場不完整，韓國經濟不發達，很難吸引外資。
這樣，韓國政府通過兩個國有銀行，工業銀行和進出口銀行在其中發揮作用。當時國民儲蓄非常少，政府指示他們以非常低的利率將家庭的小額儲蓄借給從事造船、鋼鐵、化工、汽車等行業的企業。政府也是從國外借錢，然後借給企業。"
韓國中小企業研究院院長金仁浩(Kim In Ho)估計，在20世紀70年代，私營企業進入重工業所用的資本中有25%是自籌資金，另外75%是在政府的幫助下融資。他斷言，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從輕工業到重工業的轉變不可能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發生，私營企業也不可能獨自實現這壹轉變。
然而，在70年代政府的支持下，仍有少數私營企業進入重工業，更多的企業因為缺乏資金和技術，仍以輕工業為主。比如後來的大企業，LG做牙膏，SK做光纖。在激勵無效的情況下，政府只能成立國有企業從事最困難的重工業。但金銀厚指出，當時大部分國有企業經營不善，所以壹旦民營企業願意接手，政府就賣掉。早在1962年，政府就將仁川煉鋼這壹國有企業出售給私人運營，後被現代集團收購。而是開始建設更大規模的煉鋼廠，也就是當今世界利潤最高的浦項制鐵，並於2000年私有化。
這個單壹的私有化案例壹直不間斷的持續，直到1997金融危機後的國有企業大規模私有化。
國有重工業的大規模私有化
1997金融危機後，韓國政府決定不幹預自由市場，將幾乎所有國有重工業私有化，並對接手的民營企業給予大幅優惠。
政府對重工業的全力支持和主導，在不斷促進工業增長的同時，也為後來的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金銀厚認為，政府利用政策為被扶持企業提供各種支持是禍根。
“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重工業，企業受政府影響，資源不是由市場配置，導致了壹些問題。第壹，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但並不意味著重工業產品也有很大的市場需求，產品賣不出去，導致企業不好。第二，很多資金在政府的指令下進入了重工業企業，但是這些企業經營不善，會給金融業帶來問題。第三，企業遇到困難後沒有信心解決問題，只好求助政府。同時，政府也不放心，壹直代替市場，占主導地位。所以壹旦出現問題，就會產生連鎖反應。
後遺癥出現在80年代。雖然當時意識到了問題，但是沒有足夠的力量去解決，所以壹直積累到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其實在80年代重工業有壹定基礎的時候，政府就應該及時退出，把責任分散給企業和市場。80年代後半期，日元升值，美元貶值，日本出口出現問題後開始調整結構，韓國卻錯過了這個機會。上世紀90年代，韓國沒有進行重大改革，效率不斷下降，外國投資者質疑韓國經濟的可持續性。其次是1997..."
金融危機期間，韓國政府投入160萬億韓元恢復經濟，占政府年度預算的壹半以上。韓國政府充分意識到，本不應該代替企業幹預市場運作。因此，政府設立了臨時機構和管理委員會，並頒布了《促進國有企業私有化法》。開始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把業績普遍低下的國有企業賣給民營企業，不再用政策和貸款的手段幹預企業的經營。
私有化的主要方式是由韓國開發銀行等官方機構進行拍賣，根據第三方會計機構對企業的估值賣給出價最高者。如果公開招標沒人願意買，就采取面對面交易，政府會選擇最合適的企業私下協商，給買方壹些優惠。金光柱說，即使私有化表面上對國內外投資者是公平的，但它將偏向國內私營企業。
在《中國企業家》采訪的韓國民營企業中，鬥山重工和浦項制鐵是2000年後國有重工業私有化的典型。鬥山重工的前身是韓國重工。政府集體出售股份，擁有百年歷史的民營企業鬥山集團全面對接韓國重工的國有股份。具體數額不得而知。
對於浦項制鐵來說，政府公開向包括其管理層、外國投資者、浦項制鐵、韓國開發銀行和普通民眾在內的各方出售70%的股份，股份極其分散。浦項制鐵前副總裁、韓國鋼鐵協會執行理事Yeo Wan Goo表示，由於鋼鐵是各行業的基礎，需要在各行業間公平分配，政府明令禁止壹家企業或機構購買超過壹定份額的浦項制鐵股份，不希望單壹股東完全控制公司。目前浦項制鐵由其管理層管理。首爾國立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前副校長、經濟學終身教授宋炳祿(Song Byung Nak)表示，政府給浦項制鐵的價格非常優惠，如果立即轉手，它將在市場上獲得三倍的回報。
另壹種常見的私有化方式是針對重要的基礎設施。宋秉洛介紹，對於鐵路部門的私有化，沒有辦法直接賣給民營企業。而是先將鐵路部門轉為公社，即具有集體企業性質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身份由公務員轉為上班族；經過這樣的中間過渡，逐漸私有化，最後賣給民營企業。
盡管在私有化過程中存在給予私營企業優惠待遇的傾向，官員受賄的醜聞有時會爆發，並引起公眾和工會的反對，但韓國政府決心將其進行到底。自1997金融危機以來，政府擁有的150家國有企業中有80%被私有化。
對於私有化的整體效果，金銀厚非常樂觀，稱“幾乎所有企業都大幅提高了運營能力”。如2004年浦項制鐵營業利潤率從1999上升到17%；鬥山重工的營業利潤率從1998年的2.5%上升到2004年的8.5%。“民營化是應對全球競爭的好辦法，民營化提高效率是世界性趨勢。”盧萬久告訴《中國企業家》。
優秀的領導能力成為關鍵。
在韓國，商業領袖被視為和政治領袖壹樣珍貴的國家財富。宋秉洛說:“東西方的戰爭還在繼續。我們不僅需要政治家，還需要像比爾·蓋茨這樣的企業家。”
憑借在輕工業積累的資本和管理能力，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向重工業轉型的韓國民營企業大多以失敗告終。壹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大宇集團。20世紀60年代以貿易起家的大宇，最終在1997的金融危機中，因為無法應付重工業所需的大量資本運作而陷入絕境。
即使失敗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在宋秉洛、金光柱等壹批人的心目中，所有成功向重工業轉型的企業，都有壹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擁有傑出的企業領袖。
“企業為什麽成功的答案在企業家手裏。三星是從輕工業到重工業的民營企業典範。它的創始人李秉基寫的壹本書，我讀過很多遍。他談了三點。第壹，做好企業是回報國家和社會；第二，壹定要第壹；第三，要量力而行。現代集團的創始人鄭周永小學畢業。現代集團從壹開始就進入建築、化工等重工業領域，與三星完全不同。但鄭的原則和李秉基很像，為了回饋社會。浦項的創始人樸泰俊是軍人。他壹開始不知道怎麽做生意，但是他當初報國的動力和精神壹直保持到現在。當時有句話:浦項靠海。如果不能成為第壹，浦項人只能跳海。LG和SK都是家族集團，原則是全球第壹。還有Supex，以超級+卓越為目標。
這七個最成功的企業，總是歸結到壹點:只要有傑出的領導者，無論是輕工業還是重工業，都可以做得很好。我認為韓國的商業領袖在工作中是最認真的。他們經常請大學教授授課，從早上7點就開始聚在壹起工作，這在歐洲人眼裏是不可思議的。"
企業家價值的壹個例子來自現代集團的創始人鄭周永。由於現代集團在成立之初就直接切入重工業，政府支持無法完全滿足其巨大的資金需求，因此鄭周永向外國求助。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還非常落後，西方沒有人願意在韓國投資，但鄭周永只是用他的熱情打動了外國投資，贏得了信任。後來，現代重工業成功建成，鄭周永本人在南朝鮮被尊為“英雄”。
但在1997國企大規模私有化過程中，公眾開始對以各種優惠獲得國企資產的私企反感，企業家被稱為“小偷”。韓國政府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甚至成立了專門的“經濟教育局”，扭轉企業家在公眾中的灰暗形象，保護企業家群體。宋秉洛教授曾在首爾大學組織活動，代表企業家與教授、學生對話，捍衛企業家的價值。隨著近年來民營化企業的績效普遍上升，民營化運動和民營企業家逐漸得到認可。
企業家價值的具體體現，被韓國業界普遍認為是適應環境變化和把握產業規律的能力。三星60年代搞光纖等輕工業，70年代轉型造船等重工業，80年代進入半導體等IT，抓住每壹次產業升級的機會。其創始人李秉基用壹句話總結了三星的成功:“因為它能適應時代的變化！”
適應變化，進入新行業是前提，對新行業的透徹理解被尹炳哲等人視為另壹個重要條件。不同於輕工業的市場特征、消費群體、產業鏈結構、周期、銀企關系等等，都需要初入重工業的創業者仔細了解。尹炳哲舉例說:輕工業對資金需求不大，當時企業可以通過向銀行適當貸款來維持發展；很多企業在做重工業的時候，還是盲目依賴銀行貸款，負債率普遍達到300%-400%。經濟景氣的時候，產銷渠道暢通，就不會有麻煩，但是壹旦經濟不景氣，渠道不暢，資金鏈就會斷裂，就會引發壹系列問題。
韓國鋼鐵行業非常關註中國的民營鋼鐵企業，2004年受宏觀調控影響陷入困境。從事鋼鐵行業30多年，分別在韓國、新加坡和中國工作過的盧萬久先生，對復星鋼鐵等中國民營企業提出建議:
“對於單個企業來說，降低成本是第壹位的，因為競爭會更加激烈。第二，保證穩定的銷售渠道，比如開發家電、汽車等更穩定的合作客戶。第三，保證穩定的原料來源。目前，全世界都存在原材料短缺的問題。第四，註重市場細分，生產優質產品；壹般產品的需求必然會下降，而高端產品的需求會穩定，比如汽車行業。
雖然目前中國的產量很高，但經濟周期是正常的，低谷總會到來；所以要未雨綢繆，提前做好結構調整，否則會受到致命打擊。政府要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和電力供應。規模小的公司可以考慮引進外資擴大規模；要準確預測需求，不能輕易擴大生產；因為鋼鐵生產壹旦開始，減產是非常困難的。此外，《京都議定書》即將生效(編者註:本報告完成時，《京都議定書》已經生效。)，要盡早考慮環境和節能問題，否則會被其他國家制裁。"
我在網上找到的，參考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