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歷史文化
西方歷史上基督教文化是主流文化，基督教義中盡管認為人生來就有“原罪”，人生的過程就是為了贖罪，聖經中也有“摩西十戒”作為信徒的行為規範，但基督教並未將經商獲利行為視為罪惡，相反，基督教堂往往以大量的經營活動來保證教堂的日常開支。即使在中世紀的封建王國，重商主義的思想也已經成為壹些國家的指導思想，滲透到國家的經濟制度中。文藝復興後，天賦人權的思想深入人心，資本主義萌芽逐漸發展，資本主義制度初見端倪，追逐利潤的行為更被視為天經地義。英法資產階級大革命後，資本主義制度作為國體相繼在歐洲壹些國家被確立起來，在競相追逐高額利潤的動機驅使下，資本主義經濟在“看不見的手”的支配下運行。在這以前，資本主義生產往往是在壹種粗放經營的情況下追逐利潤，對會計的要求並不是很高，西方會計在以前在園會計的基礎上變革並不是很大。工業革命到來之後，科技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組織上的變革和創新。隨著社會利潤的平均化，傳統的粗放經營已經不能滿足對利潤的需要，生產進壹步集約化。以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屬為特征的股份公司的產生就是這壹時期最重要的組織上的創新。現代流行的大部分經典性會計思想的產生都源於股份公司的實踐（尤以美國為甚）。今天的絕大部分管理會計的方法都產生於1825年——1925年，而這壹恰恰是公司制逐步完善的時期，應該說，利潤對精確信息的需要日益迫切，促使收集、整理和分析企業日常經營中所產生的大量各種各樣的數據的方法大大改進，更重要的是它導致了會計制度的改革，促成了會計脫離管理的領域而自成壹門學科。新的會計制度分為三大類：財務會計、固定資本核算和成本會計。現代會計的雛形就這樣在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斷深化中被確立起來。其後在20世紀初，壹大批公司制企業對會計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如杜邦公司首次將會計上的三個基本類型（財務會計、固定資本核算和成本會計）有效地結合成壹體，為現代的資產會計奠定了基礎；到1910年，他們已發展出壹套後來成為20世紀工業企業標準會計程序的會計方法和會計監督。在“看不見的手”的支配下，資本主義經濟難免會出現壹些混亂。1929年——1937年的經濟危機壹開始，就有人認為松散的會計實務是導致美國資本市場崩潰的原因之壹。在這壹情形下，美國於1933年和1934年分別頒布了《證券法》和《證券交易法》，規定上市公司必須提供統壹的會計信息，並於1934年成立了《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並要求該組織負責制定上市公司所必須遵守的統壹會計規則，從而使財務會計進入了接受準則規範的時代。經過SEC、APB、FASB等準則制定機構及其相關利益團體的不懈努力，到50年代中期，美國已形成了較為規範的會計準則體系。
在世界的東方，中國周朝就出現了較為完善的財計組織。在以後的三千多年內，官廳財計組織幾經變遷，逐漸形成了壹整套嚴密的內部控制制度以及高度集權的財政體系。唐、宋時期形成了中式會計方法上的重大突破——“四柱結算法”，在世界會計發展史上壹度處於領先地位；而在民間，會計歷經了壹個三腳賬、龍門賬、四腳賬的由單式簿記到復式簿記的發展過程。由於明清時代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處於壹種“夾生”狀態，故而龍門賬、四腳賬等賬法也處於壹種“夾生”狀態。與西式借貸復式簿記相比，中式復式簿記還存在許多不健全、不完善的地方，如賬簿組織不夠嚴密，會計核算項目設置不夠科學，賬戶體系不夠健全，賬頁和結冊格式過於簡略，對原始憑證的運用不夠嚴格，尚不會運用記賬憑證歸類整理賬目，以及在基本賬法運用方面還顯得繁瑣、雜亂等等，說明中式復式記賬還處於復式記賬的幼年時期。到了清代末年，開始了西式會計的引進和中式會計的改良。新中國成立後，先後經歷了蘇聯會計的引入和西方會計的引入。到目前為止，已初步建立了壹套有中國特色的會計模式。
認真分析壹下上述中西方會計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看出會計發展與歷史文化差異的關系。
在西方文化中，不斷與自然抗爭壹直是壹個永恒的主題，可能與其所處地理環境有關，探索精神、冒險精神深深融入了西方人的民族精神中。文藝復興後，西方哲學沖出了神學的禁錮，科學理性的壹個重要重點就是對既有理論的懷疑態度。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和成熟，使逐利動機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當代，實用主義哲學大行其道。這樣，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斷發展下，會計方法和理論能夠得到不斷發展和演進。
而在中國，自古以來就崇尚與自然和睦相處。“天人合壹”的生存狀態。壹直以來，中國作為壹個農業大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實行的是“重農抑商”的政策，而大多數知識分子又將讀聖賢書之外的其他技藝視為“奇淫巧技”、“雕蟲小技”而不屑壹顧。因此，中國會計盡管曾經取得過輝煌的成就，但由於不受重視，它只是作為壹種技藝在師徒間口傳身授，很難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在大壹統的封建集權統治下，官廳會計發育得比較成熟，而民間會計則稚嫩得多。中國傳統中“重義輕利”，使得會計不大註重會計憑證的運用，這種弊病不僅導致我國民間會計在會計憑證運用方面落後於官廳，而且也是導致近代我國會計落後於西方會計的重要原因之上。新中國成立後，雖然國家經濟面貌煥然壹新，但由於受到政治影響，會計思想受到了左傾思想的桎梏，沒有大的發展。這種情況盡管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但也不能不說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壹種懷疑精神和創新精神有關。
二、思維模式
從思維模式上來看，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文化崇尚科學和理性，條分縷析的思維習慣從當代各門學科的理論體系中都可以看出來，以至於20世紀被稱為“分析的世紀”。概念、判斷、推理，這些形式邏輯的主要要素構成了西方科學體系的粘合劑。這種思維模式使得西方會計的理論體系很容易就建立起來了，使得整個理論結構邏輯清晰，結構清楚。但這種思維習慣也有其弱點，那就是在對事物的整體把握上有所欠缺，容易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在這個節奏越來越快，信息流量越來越大的時代，這種思維模式是無法勝任人們的要求的。
而東方人的思維習慣則恰恰相反，尤其在中國，人們習慣於整體把握，在細節的分析上則稍遜壹籌。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明心見性”，主張用主觀的“心”去感悟，以求得主觀與客觀的統壹。而對具體的文義辨析，多數學者持否定態度，認為語言只是表達的工具，主張“得魚忘簽”，不必糾纏於語言的羅網之中。更有甚者，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與釋家思想的結合，禪宗認為正覺在“悟”，壹旦著於文宇，對世界的認識就會陷入誤區。這種思維模式由於強調“流變”，而缺乏對要領的精確定義和識別，使得在理論上往往概念重疊、模糊不清，這對於近代中國科學的發展相對滯後於西方有較大的消極影響，而我國會計規範的不穩定性與這種思維方式可以說不無關系。但事實上，這種認識思想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比西方的切割式思維要優越壹些，因為對世界的認識本來就應該是整體感知的。不過重要的是，在我們的認識還沒有發展到壹定高度的時候，應該將東西方的思維模式結合起來，發揮各自的優點，互為補充，構建新的理論體系和方法體系，提高認知水平。
許多西方會計理論或準則引入中國後往往難以實行，或者實行後與預期大相徑庭，這不僅與中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差異有關，而且與中西方思維認知模式的不同關系極大。由於多年的西化教育，會計理論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往往思維方式已經西化，而在民間，傳統思維模式影響巨大，這樣就在理論、政策與實務之間產生了壹個較大的落差。這種落差既是“知”與“行”的矛盾，也是東西方文化的沖撞結果。
三、研究機制
歐美國家的自由經濟模式下，研究人員和經費天經地義地與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產學研壹體化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具有權威性的會計團體中，核心人物往往既是理論家，又是實踐家、教育家，如蒙哥馬利、佩頓、利特爾頓等人。在從前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會計的發展過程的回顧中可以看出，無論是會計理論也罷，會計技術也罷，其發展與企業的實際需要息息相關。也就是說，企業與經濟的需要是會計發展的方向。在較為完善的教育科研體制下，知識的積累與傳播可以比較順利地進行，壹門學科可以因此得以健康發展。不同學派的交流與爭鳴中，可以使學科的發展更為迅速。
在中國，正如前述，會計作為壹門安身立命、世代口授身傳的手藝，很難被人們作為壹門科學加以系統的研究。例如在明末清初出現在商界、錢莊票號的龍門賬，據傳就是名醫傅青主為反清復明開設的票號所創。這種會計技術的發展，由於經濟發展程度所限，研究體制所限，實在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新中國成立以後很長壹段時間，會計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為政治服務，科研機制也帶有濃厚的計劃色彩。而中國文化傳統中“文人相輕”的不良習氣對各種學派的交流與發展又是壹個極大的阻礙：為數木少的研究者的研究與其說是以問題為中心，倒不如說是以學位、職稱等切身利益為中心。這些問題也是良性研究機制難以有效形成的重要影響因素。另外，我國會計團體由於缺乏權威性，使其在實務中往往缺乏約束力，因此對於學科發展的推動力不夠。
以上我們對中西方文化差異對會計發展的研究作了壹個粗略的對比，由此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對於會計的發展也是壹個不容忽視的影響方面。歷史文化的差異是會計發展差異在文化上的主要因素，思維模式的差異是形成東西方會計發展差異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良好的研究機制是促進會計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
中國人的整體思維模式在對事物的整體把握上優於西方的分析切割式思維模式，可以更好地適應時代對思維的要求，這給中國會計的發展提供了壹個有利的條件。例如傳統西式會計報告已很難適應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把多媒體技術或諸如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等數學方法應用於會計報告，反映企業經營的整體面貌，似乎更能發揮出中國人的整體思維優勢。但遺憾的是，我們的教育現在實際上是西化教育，整體思維的習慣正在被西方的切割式思維所取代，這種現象實在是令人憂心忡忡。
另外，在全球經濟壹體化的浪潮下，中國目前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只有在中國經濟真正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時，市場經濟的思想真正深入人心時，會計研究體制真正有助於促進經濟發展時，中國的會計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思維模式的先進性只是給中國會計的領先發展提供了壹個相當大的可能性，要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需要中國經濟的強大，國民素質的提高和中國會計人的***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