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修康，上世紀末日本經濟衰退的真正原因。現在國內很多人認為美國導演的廣場酒店協議是導致日本上世紀末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們對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尤為警惕，認為美國會試圖在中國身上再次上演遏制日本的老把戲，以結束中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因此，國內乃至國外呼籲政府對美國說不的呼聲極高。應該說，對其提議保持警惕是應該的，但極不願意以廣場協議導致日本經濟大衰退為由拒絕，因為認為廣場協議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觀點本身就是錯誤的，也是站不住腳的。以錯誤的認識為教訓作為借鑒，勢必危及自身改革。因此，找出上世紀末日本經濟衰退的真正原因具有特殊的意義。當時美國為了擺脫自身的經濟危機，向日本等國施壓，要求其主動升值。在美國的高壓下，日本等國不得不升值，結果升值速度超出預期，在短時間內嚴重打擊了日本的出口，使經濟陷入蕭條。但是，人們也應該註意到，1987年2月的盧浮宮協議已經糾正了這壹點。美國主動加息，日本等國相應降低利率，廣場酒店協議實際上停止執行。所以真正的不良影響發生還不到兩年，所以把日本的泡沫經濟和泡沫破滅後的長期衰退歸咎於日本是不公平的。再者，當時執行廣場酒店協議的不僅僅是日本，西歐很多國家也是如此。為什麽這些國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經濟衰退？如果日元價格過高，勢必顯示日本出口萎縮。事實上，日本在整個90年代都有大量的貿易順差，可見日元價格高得不容置疑；日本實行浮動匯率，匯率不是壹成不變的。如果本幣匯率過高，政府可以通過秘密幹預降低匯率。上世紀90年代，日元匯率數次下跌，但並未拯救日本經濟。這說明匯率本身對經濟的影響有限，並不是決定壹個國家經濟興衰的唯壹因素，更不是決定性因素。事實上，經濟在80年代中期就陷入了泡沫狀態，最終導致了長達十幾年的衰退。主要原因是客觀上產生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日本未能及時適應。主觀上，日本自己的對策嚴重錯誤；並且政治、經濟、金融乃至教育制度的弊端使其無法適應新時代(從工業社會到知識社會)的要求，阻礙了日本經濟的進壹步發展。客觀環境的變化應該說，戰後日本經濟之所以高速發展，除了自身的主觀努力和重視教育科研之外，外部環境無疑為其經濟騰飛提供了更好的條件。為了遏制社會主義，美國對日本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包括資金技術甚至消費品市場。它提供軍事保護，節省軍費，致力於經濟發展。日本作為壹個經濟基礎深厚的國家，在亞洲無疑是首飛的，在經濟上具有先發優勢，因為此時亞洲其他國家的工業還不發達，缺乏競爭對手，使其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工業產品的主要供應國；亞非拉許多國家的獨立使資源的開采達到高潮，充足的供給使日本等率先進入發達陣營的國家獲得廉價資源，日本通過產成品和原材料的剪刀差獲取暴利；美蘇爭霸讓很多地區陷入動蕩，而日本政局相對穩定，這也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然而，時光倒流到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繁榮到了令人眼花繚亂的高度，外部環境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兩極對立的格局使美蘇陷入了長期的霸權之中，霸權之爭更是將蘇聯拖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與此同時，美國自身也在削弱，相對實力大不如前。隨著戈爾巴喬夫上臺，向緩和邁出了壹步，對美國的威脅也大大降低。在美國的保護下，日本壹飛沖天，石油化工、電子、汽車、鋼鐵、重工業、合成材料等產業都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和勢頭。它已經嚴重威脅到了美國自身的經濟。美國經濟競爭力的下降，使得日本對美貿易長期處於巨額順差，因此日本成為美國最現實的威脅。於是，美日經濟摩擦頻頻發生，美國國內遏制日本經濟擴張的呼聲很高，使得美國政府不僅迫使日元升值，迫使日本開放市場，還采取措施限制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和美國向日本轉移高技術。飽受貿易逆差之苦的歐洲也采取了同樣的立場。美歐從有意扶持到遏制的轉變，無疑阻止了日本不受約束的高增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省、韓國等周邊國家的經濟也逐漸崛起。臺灣省電子化學工業和韓國重工業造船汽車工業的趕超，使日本脫穎而出，競爭的結果無情地減少了日本企業的市場份額，壓縮了產品的利潤。日本的經濟高增長也使得日本勞動力和土地價格暴漲。為了提高競爭力，許多傳統產業已經轉移到東南亞、中國大陸等地。資本全球化的結果是日本本土產業被掏空，經濟增長自然乏力，而海外資產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據不完全統計，1995年海外資產增至1萬億美元，去年超過3萬億美元。平均增速1%，相當於衰退了近12年。但如果考慮海外資產的增長，日本經濟在此期間幾乎翻了壹番。這麽大的經濟規模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翻壹番，相當於創造了壹個隱形的日本，確實是很大的成就。然而，隨著資本的遷移，當地經濟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上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集團的解體，冷戰的謝幕釋放了長期壓在美國身上的財政負擔，使美國得以專註於支持經濟發展。克林頓上臺後，美國軍費大幅削減，財政赤字減少。到1998年，出現了巨大的盈余。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許多高科技領域取得突破，重新奪回制高點。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成效，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降到最低，經濟強勁增長時期達到戰後水平。美國強勁的經濟增長無疑是泡沫經濟破滅後陷入衰退的日本再次遭受打擊的壹大原因。與美元資產升值相比，在高科技競爭中落後的日元資產貶值是大勢所趨。在美元資產升值的背景下，聯系匯率的東南亞國家受到重創。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自然讓在這些國家大量投資的日本遭受損失，對日本的出口也會受到影響。日本在高科技上趕不上美國的原因除了內部體制，還有美國作為霸主的霸權利益使其擁有壹些日本無法比擬的優勢。比如，日本通過充分發揮霸主的特權，掠奪了許多國家的重要資源並獲得了通過正常渠道無法獲得的財富，通過發行美元獲得了巨額特許權使用費。冷戰時期建立的大量軍事工業可以發展民用產品，同時武器出口也讓美國獲得了巨額利潤。這些都是日本很難做到的。日本軍工企業的制造技術其實在很多方面都是世界壹流的，但是因為戰敗國的標簽沒有摘掉，仍然受到限制，所以不可能像歐美俄羅斯那樣通過大量出售軍火來賺取超額利潤。上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的崛起也在壹定程度上促成了日本的衰退。中國和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幾乎是完全互補的，日本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獲益匪淺。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外資在中國的擴張，中國也開始向國外出口大量物美價廉的輕工業產品。中國低價商品大量湧入日本，使得日本物價長期低迷，中低檔產業進壹步受到打擊，不得不轉移到其他國家。無法突破美國在高科技產業的封鎖，以及臺灣省、韓國、中國對傳統產業的強烈沖擊，無疑是導致日本經濟自90年代以來陷入困境的外部因素。事實上，冷戰的結束和全球化的加深，不僅造成了日本，也造成了其他經濟發達國家的低增長趨勢。為了應對危機，歐美發達國家采取了經濟壹體化戰略，擴大了經濟回旋余地。例如，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出現可以說是壹種具體的反應。對此，日本人應該審時度勢，適應時局變化，做好自己的準備，而最應該做的無疑是及時調整外交戰略，走出冷戰模式，與亞洲鄰國實現和解，推動與各方關系深入發展。這樣就可以充分發揮我們相對於他們的技術優勢和資金優勢，然後在獲得充分利益的基礎上和歐美打硬仗。可想而知，情況要好得多。遺憾的是，日本人的思維還困在舊的冷戰意識裏。他們沒有適應時代要求，走經濟壹體化道路，擺脫島國經濟的局限，而是把實現壹個政治大國作為外交戰略目標的重點，民族主義擡頭。否認侵略歷史的勢力在壯大，對外的表現就是向世界大聲說不。逆勢而行的結果是惡化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使日本經濟在危機後失去回旋余地，島國經濟的局限性充分暴露，經濟復蘇乏力。2.嚴重的政策失誤1為了克服廣場酒店協議導致的日元升值帶來的經濟蕭條，日本多次降低利率。1987年2月《盧浮宮協議》簽署後，開始實行2.5%的超低利率。低利率無疑有利於刺激經濟發展。當年經濟增長達到4.3%，1988年甚至超過6%。從當時的宏觀經濟形勢來看，日本本應及時適當加息。超低利率造成信貸過度擴張，土地、房地產、股票等資產價格暴漲，引發投機浪潮和經濟過熱。由於日元升值，日本人有大量剩余資金。也有人利用日本復制房地產的熱潮，把目光投向美國，在美國高價吃了不少房地產和娛樂公司。當時的氣勢是試圖買下整個美國，但隨後的價格暴跌讓他們損失慘重。土地價格的暴漲改變了社會資金的流向，用於金融投機的資金已經超過了用於制造業的資金。為了應對經濟過熱帶來的泡沫，日本政府果斷決定實施經濟“硬著陸”，貨幣政治由擴張轉向緊縮。所以大幅度加息，控制銀行放貨。從1989年到1990年8月，短時間內5次上調至6%，利率大幅上升導致股價下跌。為了抑制地價上漲，還采取了嚴控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的“總量限制”政策。也大大減少了用來抄底房產和土地的投機資金，結果導致房產和土地價格暴跌，投資者損失巨大。據統計，到1992年為止，至少有300萬億日元的股票資產和100萬億日元的土地資產蒸發，大量企業破產，巨額銀行貸款變成休眠賬戶壞賬，許多著名大銀行本身也被逼上絕路。泡沫經濟的崩潰使日本經濟從高增長陷入衰退，這與1989年中國經濟的情況類似。為避免經濟衰退而過渡到超低利率是經濟過熱的原因，為控制經濟過熱而急剎車是泡沫破裂、使日本經濟陷入疲軟的原因。可見，宏觀調控不當是日本上世紀末陷入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中國人能把日本經濟衰退歸咎於美國人嗎？想想吧。如果日本人當時像德國人壹樣及時調整利率，經濟就不會過熱，如果我們像中國在90年代中期那樣軟著陸，對經濟的損害就不會像急剎車那麽大。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發展必然導致產業同構，導致過度投資，這是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之壹。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幾次經濟危機都是因為這個爆發的。隨著戰後黃金增長期的結束，除日本外的主要工業化國家都進入了困難時期。當時日本之所以能夠獨善其身，除了在石油危機中成功開發和應用節能技術，與80年代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崛起有關，從而擴大了對其產品的需求，而沒有這種地緣優勢的歐美則長期陷入困境。經濟危機的出路在於調整經濟結構，發展新興產業。在資本主義世界，誰先取得技術突破，誰就先凸顯困境。正是由於美國為了突破日本等國的包圍而發展信息等高科技的決心，才率先結束了艱難的局面，為90年代的快速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日本仍然著迷於自己的成功，對推動其成功的技術深信不疑，而忽視了別人借鑒自己的成功並試圖克隆自己的努力。日本人對此感到自豪，而不是感到危險。當日本專註於土地、房產、股票等投機獲取短期利益而忽略再創新，以此調整經濟結構，維持與新興國家的差距，使其仍處於比較優勢時，作為壹步步走向成功的模仿者，他們壹步步逼近日本。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設備過剩以及由此帶來的投資、人員、資金的過剩成為困擾日本經濟的問題，也就不難理解了。為了挽救經濟，日本政府效仿上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擴大財政赤字，大量投資公共事業，試圖刺激經濟發展。然而，凱恩斯發展國家的方法的無效性使得這壹舉措不僅未能將日本經濟拉出困境。相反，它給日本國民帶來了沈重的經濟負擔。191制定的“公共事業長期計劃”預計投入630萬億日元。由於經濟衰退，稅收逐年減少，日本政府走上了發行國債籌集資金的道路。由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長期債務余額在新世紀初已經超過600萬億日元，金融危機大大加深。數萬億美元的投資之所以達不到預期效果，是因為加深了經濟危機，因為公共事業的建設本身並不能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促進新產業的發展壯大。如上所述，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結構調整的成功和新產業氣候的形成。如果不在這方面下功夫，再多的公共事業投資也沒用。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基礎設施相對完善，在利用率高的城市投資重建。因為設施已經滿足需求，改造只能讓項目承包商受益，而項目本身並不能獲得與投資規模相對應的收益。比如，壹條可以繼續使用的路被破壞重建，新路和舊路的效益差別在於，沒有達到質的提升的結果等於說投入無效，實際上等於浪費錢；但如果投資到利用率低的農村或山區，投入大了也改變不了利用率低的局面，投資得不到相應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結果和浪費資金壹樣。把幾十萬億日元扔進大海，後果很嚴重。日本政府壹舉成為發達國家中最差的國家，長期債務余額沒有超過90年代GDP產值，給日本經濟發展蒙上了沈重的陰影。20世紀80年代末推動的金融自由化使非金融企業投機金融資產成為可能。結果，許多企業從事金融投機，用於金融投機的資金遠遠高於對實物的投資，這是金融資產泡沫的主要原因之壹。5.延遲處置壞賬使壹些金融機構無法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危機，導致壹些大型金融機構破產，加劇了經濟衰退；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低估了泡沫經濟的遺產，高估了日本的經濟復蘇能力，采取了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讓來之不易的繁榮再次夭折。三大制度的弊端:泡沫經濟的發生，經濟陷入衰退後的緩慢復蘇，政府政策的壹再失誤，也說明戰後形成的政治、經濟、教育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有專家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壹方長期執政，造成了嚴重的政治腐敗，官商勾結，後者向前者行賄，而前者在政策、資金分配等方面為後者提供服務，極大地影響了公平競爭，無法實現資本資源的優化配置，獲取最大利益；奉行金錢政治，沒錢就進不了政治大門。這樣壹來，很多議員和官員繼承了父業，幾代士紳和高官，或者大亨富商做了靠山，真正優秀的精英卻被拒之門外，這無疑不利於政府獲得最佳政治利益，決策失誤在所難免；長期的執政使得壹些官僚反而掌握實際權力，而對人民負責的政治官員成為擺設、傀儡，官僚控制官員。結果是，對人民負責、人民“信任”的官員無法行使實際權力去做人民需要做的事，而對人民不負責但控制權力的官僚為了維護利益阻撓改革，同時進行私人錢權交易，為犯罪分子提供非法利益；壹黨獨大，反對派力量不足，也使得政治競爭力不足。成員們爭論，爭吵，但執行官員們並不熱情，精力也不充沛。集權導致地方權力太少，積極性無法充分發揮。金融體制的主要弊端是:與我國現行的國有銀行壹樣，實行行政管理(財政部對財政金融實行壹體化護航艦隊管理)受其保護，無論國有民營，經營好壞。導致市場機制無法發揮作用，銀行之間缺乏應有的競爭。壹些銀行不良貸款嚴重，休眠賬戶有巨額壞賬；嚴格的行政管理導致官商勾結，壹些民間金融機構向管理人員行賄打通關節，逃避金融檢查，獲取特殊利益；阻礙了金融市場的國際化，日本金融業與歐美金融業的差距因此擴大；導致銀行不得不根據企業的要求擴大貸款，企業倒閉會造成巨大損失。諸如此類。企業管理體制的主要弊端:戰後日本實行對外擴大出口，對內保護市場的戰略，使日本長期享有巨額外貿順差，促成了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然而，由於國內的保護，許多國內企業不可避免地被削弱，競爭力嚴重不足；企業搞的是鐵飯碗，鐵椅子，實行終身雇傭。企業不能根據實際情況決定員工數量和專業結構。考核激勵機制是年度績效序列制，嚴重阻礙了員工之間的競爭，影響了優秀人才的成長，企業缺乏應有的生機和活力。在日本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大而全的企業占上風，小企業不得不打著大企業的旗號。結果他們失去了自主權，大企業擱淺，小廠翻船。像我國目前的股份制企業，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透明度低，決策效率低。大股東欺騙小股東的事情經常發生，壹系列醜聞曝光後企業信用大打折扣，融資困難。企業相互持股，進行關聯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但也削弱了市場競爭機制，不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利於激發企業的創新精神。創新不足使得日本結構調整緩慢，在高科技競爭上遠遠落後於歐美，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韓國和中國臺灣省。結果日本的傳統產業生產產品嚴重過剩，而美國的高科技產業卻蓬勃發展，在1999年上升為第壹大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相比之下，不難發現日本的傳統經濟體制是日本經濟發展的嚴重制約因素。為了使日本經濟有所突破，有必要進行重大改革。此外，與中國壹樣，缺乏培養創新人才的教育制度和僵化的醫療保障制度不公平，沒有體現多勞多得的稅收制度，缺乏有效監管，使用效率低下的財政投融資制度，甚至司法制度和人口政策。此外，保護過渡導致國際化不足，外國人才和資金難以進入，也被認為是日本經濟發展的不利因素。這些都是納入改革範圍的。從上面可以看出，日本之所以在上世紀末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原因在於客觀環境的變化和傳統體制的不適應。更重要的是在於日本人自身的主觀錯誤。如果追究責任，主要責任當然在我們自己，不能怪別人。所以我們中國以後不要把廣場酒店協議的所有錯誤都推到日本人的頭上，往美國人身上潑臟水。否則，我們就應該把它作為實際行動的反面參考，其結果很可能把中國的貨幣改革誤導到另壹條錯誤的道路上，這無疑是壹場本不該發生的悲劇。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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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很難寫出原因，所以我給妳找了壹份比較好的材料，希望能幫到妳！
原因:日本和外國投資者(包括日本銀行和各種對沖基金)利用外匯套利交易進出東南亞國家，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重要誘因。
日元套息交易的本質是以極低的利率借入日元，投資美元或泰銖，獲得比日元更高的利息。如果日元對美元貶值，將獲得雙重收益:利差和匯兌收益。
為了防止通貨緊縮，日本央行在90年代中期推行低利率政策。這對於想參與外匯套利交易的人來說，簡直是天賜良機。1995至1998期間，美國聯邦基金利率與日本央行目標利率的利差約為5%。當時，流向東南亞的日元海外貸款粗略估計為2600億美元。這意味著日元外匯套利交易的平均利差收益約為每年6543.8+03億美元，三年下來就是390億美元。同期日元對美元貶值近壹半，因此2600億美元的海外貸款平均匯兌收益為6543.8美元+0300億美元。保守估計，日元套息交易的投資者在三年內獲得了6543.8+0690億美元的“天上掉下來的餡餅”。
這些龐大的數字告訴我們，短期套利投資者可以將資金從日本撤出，投入到新興市場，最終獲得巨額利潤。可以說，資本從日本流向東南亞鄰國，加上這些新興市場的吸引力，共同造就了1997之前東南亞的經濟泡沫。
由於日元資本大量流入東南亞國家，新興市場存在“雙錯配”的致命隱患。壹個是東南亞市場“短期借款，長期投資”的錯配，壹個是“借入外匯(美元或日元)，投資本國貨幣”的錯配。換句話說，有壹個不良貸款人和壹個不良借款人，雙方都有過錯。亞洲金融危機的內因在於東南亞國家缺乏良好的國家風險管理，而日本銀行出於自身原因從這壹地區撤出貸款導致東南亞大部分資本外流，是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由於國內巨額不良貸款，日本銀行陷入了大麻煩。問題開始出現在3月1995。當時，東京的兩家信用合作社暴露了超過6，543，800億美元的壞賬，其中大部分是對房地產公司的貸款。而這些非常脆弱的地區性銀行和信用社，又通過“主銀行體系”與大的“主銀行”聯系在壹起。當小銀行破產時，大銀行開始遭殃。日本經濟的下滑，日元匯率從1996到1997，對整個銀行體系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因為日本銀行50%的資本是二級資本，主要包括股票組合的未實現價值，所以要承受兩個相反的壓力。壹方面，由於經濟放緩，日元走弱導致外國投資者撤離，股價在1996-1997之間下跌；另壹方面，日元疲軟增加了美元貸款的日元價值。這兩個因素削弱了日本銀行達到8%資本充足率的能力。
達到資本充足率的唯壹途徑是減少海外貸款。野村綜合研究所估計，如果日元兌美元保持在140至1的水平，股市保持在15000點，日本銀行需要減少5.6萬億日元的貸款。這相當於日本GDP的11%。不削減國內貸款，只會大量削減國外貸款。
1997 165438+10月，北海道拓殖銀行倒閉。這是日本第壹次嚴重的銀行破產。這家銀行的破產並非源於對東南亞的貸款，但此後日本銀行業加速了從東南亞的復蘇。日本和泰國的銀行幾乎同時破產並非巧合。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從1996到1999，日本銀行在五個危機國家減少了474億美元的貸款，從1995到1999，在東南亞減少了1925億美元的貸款。正是日本銀行收回貸款造成了東南亞急劇的信貸緊縮，成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導火索之壹。
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極其深刻。日本鼓勵資本外流，以防止國內進壹步通縮，並防止日元被高估。對沖基金和其他短期套利投資者樂於使用日元進行外匯套利交易。最重要的是，危機中的國家之前願意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組合投資和政府貸款的資本流入，而沒有意識到其中隱藏的巨大風險。
就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是按國別分析東南亞，卻看不到東南亞國家與日本的內在經濟關系。新興市場承受了壹場危機的代價，才開始明白國家風險管理的重要性——要站在整個國家的高度看待風險，而不僅僅是站在壹個部門或行業的層面。
事實上，華盛頓當時的觀點是，這場危機應該歸咎於危機國家本身的失敗，而不是地區銀行收回貸款。這種觀點看不到問題的本質，藥就會無效。
至此，非常清楚日本是1997亞洲金融危機的源頭之壹:作為亞洲最大的經濟體，日本為擺脫通貨緊縮的努力導致了東亞經濟泡沫的出現，其從銀行撤回海外貸款使亞洲經濟陷入嚴重衰退。
1985年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時，日本經濟本身的禍根就種下了。在日本經濟失衡，沒有做好升值準備的時候，讓日元匆忙升值，導致了後來的15的經濟衰退。日本高效的貿易部門(制造業部門)在日元升值後仍能維持經常賬戶盈余，但受政府保護的低效的非貿易部門(金融、服務和房地產部門)無法應對流動性過剩導致的經濟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