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不同意梁的批評。他認為，研究高深學術理論的書，絕不能用通俗的話來表達:“竊語者，攜理想之翼，達情感之聲。”不能用粗話承載的是理性的本質，正確的不能庸俗。“如果為了讓那些知識淺薄的平庸之輩看得懂而努力去通俗，那將是文學的死路壹條，而不是革命。他譯書的目的絕不是為了這些人，而是為了思想家和研究者，為了讀更多古書的人。”那些不擅長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人，那些有學問的人，並不期待從他們的學習中受益，我的翻譯在等待中國讀更多古書的人。"
從實際情況來看，嚴翻譯西方著作中的壹些思想和表述(如“物競天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當時的中國確實起到了很大的震動和啟蒙作用。嚴復本人從對西學的理解中形成的壹些觀念，也是近代中國人文化思維中的重要篇章，但這些都逐漸脫離了他的翻譯本身，以至於這些翻譯基本上是現在的。人們不僅需要通過新的翻譯來理解這些作品，甚至基本上放棄了嚴復在《遊月》中苦心推敲的譯名，而代之以大量來自東方國家的日語翻譯術語。
如果嚴的翻譯作品不能作為他所倡導的翻譯原則的典範，那麽，要麽是他的原則是錯誤的，要麽是他不符合自己的要求。然而嚴復卻不是這樣。那麽問題出在哪裏？
應該說嚴復的三個原則是正確的，他自己也成功而出色地實踐了這三個要求。問題是，他是在文言文的範疇內要求和實踐它們的，而文言文與近代以來越來越成熟的思維和表達工具白話文相去甚遠。由此，我們就能理解他的翻譯為什麽要堅持那種讓人無可奈何、飽受詬病的“雅”，為什麽要強調並努力做到“信”“達”——這是壹個中等水平的翻譯自然可以也應該做到的。何老大師為何如此費心？
我們先來看幾個譯名，看看嚴的譯名是否比日譯更“可信”:
第壹，“經濟學”在今天毫無疑問是翻譯成“經濟學”，早期是按照日語翻譯成“財務管理”和“經濟學”。嚴復看來兩者都不合適。他認為只有“濟學”的翻譯才符合傳統漢語的原意:“如果要壹致，那麽經濟太廣，理財太窄，還是自己做吧。雖然這個計劃是正義的，但它不僅掌握在當地官員的手中，而且也在標準的書籍中。但會計、會計、會計的語言，與共同的國家計劃和家庭計劃的名稱相似，似乎更符合希臘的涅墨。”(嚴復:《嚴數論舉例》，《嚴復集》卷1，第97頁。他也不同意梁啟超將其翻譯為“平學”，認為:“也就是說，如果執事之名在今天很容易被平，那麽平學之名也絕不足以作為此學。蓋平者，因名官位，收便宜貴，猶失長平之政制。學問之書，作者的果實是什麽？幾乎沒有。妳想想，要學大義，要適應風俗，就不要用理財。如果妳定義不好，妳必須尋求優雅。如果到處用，好像學的名頭還是壹天長。之後，人們應該知道他們將得到什麽。”(與梁啟超同書，嚴復集，第三卷，第518頁)在古代漢語中，“濟”的意思是“通過國家幫助世界”，所以過於寬泛，理財和平準又過於狹窄。西方人的“經”真的接近文言文的“學”。
第二，“邏輯”，邏輯學的現代譯名，基本屬於音譯，嚴復譯為“薛明”。他在《穆勒名家研究劄記》中對“邏輯學”的譯法做了詳細考證:“邏輯學是改名的學問。它的名字始於希臘，是標誌轉變的根源。邏各斯有壹個名字和兩個意思，他心裏和嘴裏的話都是以這個名字命名的。引用和申請就是討論和學習。因此，今天的泰西學校，其西方名稱大多是由羅誌，羅誌聯系在壹起也就順理成章了...羅格斯的名字是最深刻的。這個研究中的所謂邏輯，正如卑爾根所說，是對壹切規律的學習的方法，是對壹切學問的研究；要說清楚是對身體的尊重，被廣泛使用，就會把logos改成邏輯，命名。學者可以知道自己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邏輯學》的原文翻譯是妳能看到的，包括李之藻翻譯的《明朝對認識的探索》。今天稅務部門翻譯了差異化學習的啟示。探索和區分都比不上這個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必要求其近，所以要學會按名翻譯。蓋中文只含‘名’之意，其學問之精深，與邏各斯相近，而學與思辨，皆求誠，正名，切不可舍其全體，用其偏。”(《嚴復集》卷四，第1027 ~ 1028頁。)
第三，“哲學”，嚴認為日本人把“哲學”翻譯成“哲學”是不妥當的，應該翻譯成“理學”或“愛智”。他說:“理學，本名在西文，叫玄學，對各種事物都是對的，所以也轉向神學、智慧、愛智慧。日本人稱之為哲學。盡管最近的科學，獨特的愛智慧是眾所周知的，而所有的精神屬於心靈的研究，哲學的名字似乎還沒有定下來。”(《嚴復集》第四卷《穆勒姓名研究》第1029頁註)
再比如把“社會學”翻譯成“民族學”而不是“社會學”——因為在嚴復所習慣的語言環境中，“社會”和“社會”各有所指，與社會學和社會無關——只有“群體”是接近的。正如中文固有表述“武王革命”中的“革命”是壹個王朝的“命運”，與“革命”無關，所以“革命”應該翻譯成“改革”或“變革”更為恰當。從嚴復對這些名詞的慎重確定來看，他所確定的譯名無疑更符合中國傳統文言文的意思，因而更值得信賴。然而，我們今天所習慣的，恰恰是外來的、嶄露頭角的意義和用法。
嚴復對自己的翻譯相當自信。他相信他的翻譯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給張元濟的信中，他表達了自己的信心:“聰寶對我拙劣的作品《傅園》頗有微詞，但又十分諂媚；此外，它並不依附於學與學的名稱，關心它的人應該知道，我所說的話是不容易入耳的。”(嚴復:與張元濟的書，《嚴復文集》第3卷，第551頁)然而，時間久了，他的“壹意”的用法就完全被他不準確的日文翻譯取代了。為什麽？因為我們的語言規範已經改變了。
選詞是壹樣的，文筆也是壹樣。因此，嚴的"信"與"達"的翻譯旨在將西方語言轉換為中國古典語言的表達範式，這與後來盛行壹時的"硬譯"是完全不同的翻譯觀。這是因為嚴復認為“歐學之盛”類似於中國的“古人之學”。所以，他要翻譯和傳達西學，應該重視和遵循的是《易經》和《春秋》中“多做枝”的表述，即先定下主題和意義，再寫成文字，枝葉扶老順利達成目的。而且嚴復還進壹步得出結論，西方的歸納推理方法類似於易經和《春秋》，可以稱為“外刷”和“內刷”，甚至牛頓的力學、斯潘塞的學說甚至熱寂論都可以和《易經》在精神上相通。然後是“信”和“達”，把兩種思想資源結合(而不是附加)起來，用先秦的風格表達出來。最能體現嚴“駢駢堪比周後期諸子”翻譯風格的是嚴翻譯的《天演論》的開篇壹段話:
赫胥黎壹個人在壹個房間裏，在英國的南部，背山面野，門檻外的地方都歷歷在目。我想知道兩千年前羅馬將軍凱撒沒有到達時這裏是什麽景象。只有幾座光禿禿的墳墓和零星的山丘，但灌木和叢林，覆蓋著天鵝絨般的山麓，並沒有被刪除，並像今天壹樣對待。草生於怒，藤生於兩岸，皆似爭雄之位，各據壹壤。夏天又怕太陽，冬天又嚴霜，四點之內，狂風怒吼，或西去西來，或東起北海，下午交扇，根本沒有休息的時間。上面有鳥獸啄食，下面有螞蟻啃咬。憔悴和孤獨，旋轉和死亡。壹瞬間，無法詳細調查。即使那些離開的人也盡力拯救他們自己的種族。幾畝之內，戰火肆虐，強者後死，弱者先死。每年都有遺產。它始於何時不得而知，更不用說何時結束了。如果不做點什麽，就是無知，長此以往就會互相吞並，只會越傳越大，誰會怪妳呢？
這段話確實有秦漢文章的味道，至少不在歐陽修提倡古文的《秋聲頌》《醉翁亭記》之下。王佐良在分析了原文後指出，“嚴復把整個原文拆開，用漢語習慣的方式把句子重新組合起來:原文中的復合長句在譯文中變成了幾個並列的短句，主從關系消失了，讀起來更方便了。”此外，原文第壹人稱變成譯文第三人稱——以“使譯文讀起來像中國古代評書部和史書”。而且，毫無疑問，它使譯文更加優雅。這樣，“晏子的意思就被覆蓋了。”。等待的人，那麽我們人民的智慧將會喪失”——這壹期望並沒有落空。它確實影響和啟迪了壹大批青年學生。魯迅是這樣說的:“最好理解的是進化論。桐城氣十足，連字都是平的。“搖頭讀起來真的很鏗鏘……”以至於在自己懵懂之初，他在學校生活中得到的最大樂趣就是“壹有空就像往常壹樣吃蛋糕、花生和辣椒，看《進化論》。”
的確，嚴復以桐城文言為追求。因此，他把所有的譯文都寄給了桐城派大師吳汝綸，他是“曾門四子”之壹。桐城派大師中，方苞要求“清、真、雅”，姚鼐要求“義、詞、考”。嚴復的“信達雅”雖然與此沒有壹壹對應，但顯然有他們的影子。或者可以說，嚴復是在試圖用桐城派的風格和範式用古文來表達和接力西學，所以他從我自身的要求出發，設定了“信達雅”三個標準。嚴在理解西學原著的基礎上，翻譯了自己的桐城古文，或以桐城古文陳述西學之義，以符合信達雅。“信達雅”的意義和辛酸，或許都在其中。他的譯作少之又少，比不上不懂外語的林紓，這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在把“雅”作為桐城文的基本要求得到延續和繼承之後，嚴復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在自己的譯文中貫徹，我認為，抽象意義上當然是中國傳統士大夫對學問和文風的重視和堅持，而具體意義上則是為了提升新譯和西學的地位，也就是爭取話語霸權。這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晏、梁之爭的另壹層含義。當梁啟超批評嚴的翻譯“過於深奧和優雅”時...壹翻就難尋解決之道”，希望他“用流暢銳利的筆去做”，“使學生從中受益”，“傳播文明的思想和人民”，嚴復斷然宣稱:“不把事情做好的人，好好學習，希望他們從中受益。”後人批評嚴復不夠通俗。事實上，這正是嚴復清醒而明智的地方。啟發公眾還不是他的任務。他要做的，就是在傳統文化心態和文章模式還在主流的時候，爭取自己的話語權，先啟蒙精英。後來，從梁啟超到魯迅、胡適，再到毛澤東，幾代人都把閱讀《天演論》作為自己難忘的人生經歷，事實本身也說明嚴復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