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時的會計思想
夏朝（約在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17世紀）是奴隸制的形成時期，在前期仍是原始社會，中期才可能是奴隸社會，“從物質文化的具體特點來說，商周發達的青銅器文化與齊家文化和龍山文化之間，還有壹段距離，這可能就是夏文化階段。由龍山文化和齊家文化所體現的社會形態來觀察，和傳說記載中（關於）夏朝的情況有些類似。”有關夏朝的史料非常缺乏，我們只能依靠推測和傳說來考察這壹時期的會計思想。先來看壹下夏朝的技術背景和制度背景。夏朝不僅有石骨器、銅器和車舟的制作技術，而且陶器的制作技術比以前更加精細，生產工具也由石器逐步演變為銅石並用，“自銅發明（按：指銅的冶煉），首先制造者為利器（按：指兵器）與工具。利器如刀，為防身所必需；工具如鏟，為耕種所必需。”由於銅器在生產過程中的使用，耕地面積迅速擴大，再加上農業施肥和灌溉技術的發明，原始社會的生產協作逐步向生產過程的個人化發展。土地所有制由原來的氏族所有漸漸演變為大家族所有，氏族內部逐漸分化為大家族和特殊的小家族，原來以性別和年齡的分工逐步演化為家族與家族之間的分工。生產過程的個人化與私有財產制度的出現又休戚相關，“生產過程的個人化既是私有財產出現的前提，又是它的結果。”而私有財產的出現促使人們更加關心投入與結果的比較，從而使會計思想從簡單的計數反映發展到主動的核算和監督。家族間分工活動的出現產生了交換的需要，商業活動的出現也就成為壹種必然，而會計作為壹種“商業語言”也就相伴而生了。
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剩余產品的出現，人們也逐漸產生計數的思想，這是人們識別和關心自己勞動成果的壹種本能體現。“在壹切社會狀態下，人們對生產生活資料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必然是關心的，雖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關心的程度不同。”會計計量思想的最初萌芽－“簡單刻記”和“結繩計事”也應運而生，這種計量思想是人類在緩慢的進化過程中，為了生產實踐的基本需要而出現的，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人們註意管理經濟的最初表現。這種基本會計思想的出現，中外具有壹定的相似性，中國伏羲時代即有“結繩記事”之法的出現（雖然只是傳說，但從文物和史料記載上，可以斷定在伏羲時代已存在這種計數方法。），據說古代秘魯人的結繩法是十分全面的，壹切社會活動都用繩結表示。“通常以主繩為幹，上系各色小繩，因事物種類之別，而各異其結，如以黃色表示黃金；白色表示白銀；綠色表示谷物。數星方面，見單結表示十，雙結表示二十，重結表示百，二重結為二百等等。”後來隨著生產技術的進壹步發展，大約是原始社會末期到奴隸社會初期，由於部落間交換活動的日益頻繁，僅靠結繩已無法滿足交易和生產活動的需要，最初意義上的會計憑證－“書契”開始出現，“黃帝命隸首作數，以率其羨，要***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焉。”制定會計計量標準的思想－度量衡的出現，則標誌著會計記錄方式有了最初的萌芽，不僅有明確的量的觀念，而且對實物的確認也有質的思想，“書契”作為記帳憑證的應用，使我國會計出現了最簡單的輪廓，是我國古代會計思想史上壹件大事。
但是技術進步只是會計思想向前發展的壹個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會計思想要想能夠反映和促進技術的進步，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演進必須能夠容納和促進，也就是說，壹個國家以文化為核心的制度背景，對會計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特有的以“帝王文化”為特征的產權思想，對中國古代乃至現代會計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帝王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王權所有的產權思想，從發生學的角度來分析，王權所有的思想是在國家出現的過程中逐漸產生的，在原始社會末期，部落間剩余產品交換活動壹般是在氏族首領間進行的，這為氏族首領利用公***權利為個人利益而侵占公***財產創造了條件，從而刺激了氏族首領對公***權力的崇拜和追求，更多的公***權力只有通過戰爭的手段來獲得，頻繁的戰爭最終導致壹個淩駕於整個社會的力量—國家的產生。
中國國家的形成與雅典和羅馬均不相同，國家的形式既不是氏族集團鬥爭的結果，也不是從氏族社會內部產生的，而是氏族內部先分化為貴族階層和平民階層，“作為征服外國廣大領土的直接結果而產生的。”此即馬克思所謂的“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其特征包括：土地國有；租稅合壹；專制主義；水利灌溉；農村公社。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中國是壹個由大大小小的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和各種各樣擬血緣關系的“家”，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宗法原則，所構成的“家國同構”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裏，各種形式的產權都帶有超經濟的色彩，“淩駕於所有這壹切小的***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壹體表現為更高的所有者或者惟壹的所有者”，最終形成“朕即國家、朕即天下”的思想。而會計作為反映產權變化的工具，產權超經濟的特征必然對會計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父權家長制作為原始社會制度的演化結果，其本質特征是家庭制，國家作為家庭的擴大，必然使統治者把族權和政權緊密的結合在壹齊，構成政治體制的基礎。統治者為維護自己作為國家財產“唯壹所有者”的需要，必然會把會計作為保護“國家利益”的工具，《韓非子·飾邪》所記載的“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的傳說，即反映了大禹當時作為最高統治者在對各部落進行貢賦繳納的會計考核中，為維護自己的尊嚴而采取的嚴厲措施。
夏朝有關會計的傳說只是反映了人們對會計思想壹些最簡單的推測，夏代物質產品逐漸豐富，交通工具有了較快的發展，“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撬，山行乘攆”為商品流通創造了便利條件，私有財產的出現為會計產生的可能性提供物質基礎。伴隨生產力的進壹步發展，帶來了諸如勞動產品的分配、交換及消費等人們之間經濟關系的問題，這就產生了會計出現的必要性，由社會物質基礎所決定的會計產生的可能性和由處理人們日益復雜的經濟關系所決定的會計產生的必要性，兩者有機結合，決定了會計產生的必然性。 “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乃大會計邀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這三種說法反映夏代已有貢賦征收的制度，會計作為反映實物產權變化的工具，必然存在著會計對貢賦核算的思想。夏代時計量手段已經有了初步的雛形，人們已經開始用實物來度量，“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則是反映的這種思想，事實上，“沒有某種衡量形式，財產權就不可能建立，交換也不會發生。”會計作為反映財產權變化的思想也是計數思想的延伸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