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唐朝開元二年(714)*(*唐高宗慶六年(661)。)，廣州第壹任城市大使，主管海上外貿關系。市級船舶管理機構稱為“市級船舶大使館”。壹方面掌管各國朝貢，接待由海路來華的各國使節；另壹方面，經理主管海上貿易，收船腳，禁稀有之物。宋開寶四年(971)，在廣州設立船務公司，管理商船，征收關稅，采購進口貨物。宋、元、明三代都在廣州設立了市舶司，制度比以前更加完善。這是壹個集海關、外貿和外交事務於壹體的機構。宋代制定的《廣州船票》，後來得到推廣，成為當時的國家船政法。元朝制定的市場船采樣規則和市場船監管規則，是歷史上比較完備的海關和外貿法規。明代廣州輪船公司時有興建，時有撤銷。前期主要處理朝貢貿易事務，不征收關稅。到了後期，中國人被允許去海外貿易，開始按照商品的價格或數量征收關稅，但是購買進口商品的關稅被免除。清康熙十九年(1680)，在廣東前山寨設置了市舶署，但它只有對從澳門經陸路進出象山縣的貨物征收關稅的任務，可稱為海關的前身階段。
清康熙二十四年，在“海關”這壹名稱正式出現之前，皇帝已經準許開辟海上貿易，並在廣州設立廣東海關。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為抵禦“洋船北進浙江”，將廣州定義為外國商船在中國進行貿易的唯壹港口。從此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廣東海關成為中國海關或清海關的代名詞長達80余年。
廣東海關的主要任務是征收關稅。購買進口貨物、管理外商甚至部分監督管理貨物的工作，都交給了廣州十三行的“尚虹”，海關間接控制，而不是直接管理。在清朝，廣東海關有壹個年度最低稅。康熙年間，由於拖延，廣東海關繳納的稅款往往少於定額。自雍正年間海關改組以來，每年繳納的稅款超過了朝廷規定的數額，成為朝廷重要的財政收入。清代對廣東海關稅收制定了系統的稅則，通過“商”收稅。按照這個稅則，“應納稅額僅為百分之三到六”。然而，由於廣東海關的小官員在執行過程中制造各種借口，雜費往往超過正常的稅收。廣東海關對來中國的外國商船進行嚴格控制。他們只允許停泊在黃浦江上，不允許接觸廣州市民，買賣貨物，辦理海關手續。他們只能由“尚虹”來代表。當時由於海關腐敗，禁止鴉片進口和糧食出口的重要法令難以執行，使得廣東海關無法充分發揮其在對外事務中的“守門人”作用。
鹹豐九年(1859)，廣州仍被英法聯軍占領，走私逃稅十分嚴重。兩廣總督和廣東海關監管被迫邀請洋人到廣州“助稅”，希望“以洋制洋”。鹹豐十年，實行洋稅署制度的廣東新海關正式成立，但稅署只對總稅署負責，逐漸篡奪了東道主的角色，掌握了廣東海關的行政權。廣東海關稅務部門貫徹了稅務總局的意圖，提高了納稅額，贏得了中國政府的信任。參照西方的管理制度，設立了監察、緝私等專職部門，並陸續制定了較為規範的法規。與此同時，它加強了檢查和評估權力，並改進了關稅征收程序。雖然長期實行不平等的“協議關稅”，但進出口貨物實際稅收在100%以下，減輕了外商的稅收負擔。民國18 (1929)年開始實施的南京政府制定的《國家稅則》，歷經四次修訂，稅率突破了“百分之五”的範疇。但由於關稅強調其財政收入功能，且受外國勢力制約，不利於國內產業發展，遭到廣東各界反對。民國20年，實行新關稅，取消內地征收的厘金子稅後，廣東海關向中央繳納的稅款比“協定關稅”時期增加了2/3以上，而廣東地方財政收入相應減少。
自新關成立以來，廣東海關每年編制貿易報告和統計賬冊，並提交給稅務總局。從光緒八年(1882)開始，總稅務司令每十年編制壹次“十年報告”，內容涵蓋廣州乃至華南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已經遠遠超出了當時海關的業務範圍。此外，廣東海關稅務部門以其特殊身份，不時插手廣東涉外事件，做了許多中國人不能容忍的活動。在愛國熱情和對西方侵略者的仇恨的激勵下，廣州人民為收回海關主權進行了長期鬥爭。在此影響下，廣東海關華工展開了從海關內部收回海關主權的鬥爭，並於14年省港罷工期間成立了全國海關第壹個華工工會組織。
涉外稅務部門掌握廣東海關80余年，實行壹套半殖民地海關制度，主管與海關業務無直接關系的海事、港務等事務，客觀上對清除清初海關腐敗，維護外貿渠道暢通起到了壹定作用。但近代以來，海關主權受到不平等條約的約束，關稅無法發揮其保護和促進民族工商業、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作用。雖然廣東海關監管緝私制度比以前更加嚴格，但由於廣州毗鄰港澳，政局變化頻繁，境內外黑惡勢力相互勾結，走私時起時伏，屢禁不止。特別是1946 ~ 1949解放戰爭時期，美國商品多渠道大量走私進口，充斥廣州市場，廣東海關無法控制緝私形勢。
1949 10 10月14日，廣州解放了。同月25日，廣州軍管會正式接管廣東海關。從此，舊風俗成為了壹個獨立的新風俗。1950 65438+10月31、廣東海關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海關”，直屬海關總署。
新中國成立後，廣州海關的基本任務是對進出境貨物、運輸工具、旅客行李物品、郵遞物品進行監督管理，征收海關依法征收的關稅和其他稅費，查禁走私，進行統計。取消了與海關無直接關系的港口設施、泊位、燈塔等助航設施的管理，將監管合法出入境、查緝走私的工作與稅收工作並列，顯示了海關守衛國門的作用。建國後的前五年，廣州海關實行國家外貿管制政策，同時按照制定的人民關稅征收關稅，保護和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加強對民營貿易商進出口貨物的監管，便利合法出入境，打擊不法分子的經濟損害和違法行為。對於國營外貿公司的貨物，在堅持必要制度的前提下，盡可能簡化手續，促進其快速運作。特別是在1951的“反禁運”鬥爭中，廣州海關積極采取各種靈活措施，加快了大量通過黃埔、大鏟等口岸的進口物資的驗放速度，與人民海關發揮了密切的配合作用。
從1955到1956，廣州港對外貿易從多種經濟成分逐漸轉變為單壹的全民所有制經濟，廣州外貿部下屬的專業進出口公司已能控制全部進出口貨物。廣州海關適應形勢發展，進壹步簡化監管程序，便利貨運，將監管重點從進出口貨物轉向非貿易貨物。這時，上級指示把監督正確裝卸、儲存、運輸、檢查和暴露壹切可能造成國家損失的事故作為海關的壹項基本任務。從現在到1979的20多年間，廣州海關在貨運監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避免了進出口貨物錯發貨、包裝破損、標誌編碼混亂等異常現象，減少了國家的外匯損失。
50年代中期，廣州口岸進出境郵遞物品數量逐年增加，尤其是東南亞國家郵寄的進口小包裹，數量居全國海關監管之首。廣州海關從各個方面提高包裹查驗效率，按照“自用合理數量”的原則，合法合理地把握不同對象的驗放尺度。
60年代第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從國外和港澳郵寄進口的糧油副食品大量增加。1961年從廣州進口郵包900多萬個。廣州海關根據當時進口小包裹的特點，集中人力，優化組合，改進查驗技術，簡化查驗程序，加快驗放。
10年“文革”期間，廣州海關的各項工作都受到了嚴重的幹擾和挫折，建國以來更是如此。1967下半年，停止征收國營外貿專業公司進出口貨物關稅，海關統計數據編制中斷；1968年底，大量幹部下放勞動。從1969到1970，廣州海關只有200多人維持工作，壹度停止對進出口貨物的實際監管；1971執行全國海關關長會議決定，工作方針由“經濟政治安全”改為“政治經濟安全”，導致工作中對非貿易貨物的監管更加嚴格。
1979改革開放後，黃埔海關改為海關總署直屬的獨立海關，在廣州港設立廣州海關和黃埔海關。由於廣州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多頭經營的對外貿易額迅速增加。按照“依法監管征稅，便利合法進出境，制止非法走私，保障和促進四化”的工作方針，逐步恢復正常的監管職能，解除查驗和揭露貨運事故的責任，恢復歷史上統壹的進出口報關單作為海關監管的依據，加強貨物合法進出境。1986後，廣州港海關貫徹“促進先行”方針，不斷深化報關報檢制度改革，積極支持和推動“代理報關”向專業化方向發展，發揮企業自我管理和社會管理的力量，逐步形成了前期管理、現場管理和後續管理相配套的海關管理體系。廣州港海關運輸工具相當多樣，監管的進出口貨物涉及多種貿易方式，數量逐年增加，在全國海關中名列前茅。同時，在旅客行李物品查驗方面，廣州港海關改革監管模式，簡化通關手續，從人工操作到技術查驗，從設立“免稅通道”到國際通行的“紅綠通道制度”，進壹步加快了旅客出入境速度。
廣州港海關全面恢復征稅職能以來，不僅執行了國家根據國民經濟發展需要修訂的稅則，加強了各方面的查驗、估價和征稅工作，還按照政策批準了新貿易方式進出口貨物的減免稅。征收稅額和批準減免稅額均居全國海關前列。並組織審計、財政、稅務等有關部門，堅持定期稅收檢查制度，防止漏征和錯征。
改革開放後，建國以來，廣州港發生了嚴重的走私活動。廣州、黃埔加強了反走私力度，得到了有關部門的支持，打擊了各種渠道的走私活動，對維護廣東省的經濟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同時，廣州港海關恢復編制統計數據。為了使海關統計更好地為國民經濟服務，廣州海關積極引進先進的科技設備。在1983中，首次以磁帶方式提交數據，而不是郵寄原始統計數據，在1990中，改為計算機網絡，大大提高了海關統計的及時性和準確性。同時，積極開展統計分析，編制統計刊物，為國民經濟部門和地方政府提供信息，發揮海關統計的監督作用。
廣州港海關300多年的興亡史，是廣州港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縮影，也是近代帝國主義侵華歷史的見證。隨著海關主權的回歸，廣州港的海關歷史翻開了新的壹頁，特別是在國家改革開放時期，發揮了“守門人”和“服務”重在促進的作用。隨著21世紀的到來，海關將為促進國家的對外經濟貿易和科技文化交流，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