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六歲起，家裏打米磨粉的活計就被我承包了，每次院子裏有人去壹個叫“葫蘆堰”的地方打米磨粉，我都得背著背簍裝著糧食跟著，那會還沒有電，打米（把稻谷去皮）和把麥子、玉米磨成粉全靠水力。葫蘆堰就利用自身的水利優勢造了壹個水力磨面作坊。別人挑壹擔糧食，我就背壹背簍糧食，在崎嶇的山路上艱難的前行。
等到八九歲，就要跟著父親上山種地，由於個子太小，壹次只能挑半桶水，但是頻率上卻要和大人保持壹致。等我輟學以後，家裏掙工分的重任就主要靠父親和我。在按天算工分的時候壹個男人能掙10分工，壹個婦女壹天能掙7分工，壹個半大孩子3.5分工。最讓我開心的是為了解決“磨洋工”的情況，村裏開始實行按工作量計算工分，就是做多少活計多少工分。我常常壹天能掙到十幾二十個工分。挖花生是我最喜歡的活計之壹，工作量小，速度又快，掙工分最容易。但是也不能只圖快，因為有監督的人，那人在挖過花生的地上拿壹個小簸箕隨機量出壹小塊地，再用鋤頭檢查挖過的土地，要是發現土裏有兩顆花生，工分減半，發現三顆花生，壹天半幹。
印象很深的是壹次村裏分紅薯，因為父親是會計，要看賬本，別人就提出幫我家把紅薯挑到存放紅薯的地窖裏，這次我是監工。但我這個監工可不好當，別人挑壹擔，我要背壹背簍，還要防止別人把紅薯挑回自己的家，只得壹路小跑著跟著那個強壯的漢子。“耶，妳這個二女子還是可以喲！”終於那漢子忍不住向我父親豎起來大拇指。可是在家帶娃、做家務的母親對我永遠是壹副罵罵咧咧的態度，母愛，誰不想要？可那永遠是可望不可及的東西。
十二三歲時，就分田到戶了，我們家分了八個人土地，有田有土，山間還有林地。八個人土地都是我和父親兩個人耕種的，天不亮就出工，壹直做到毒辣的太陽曬得人受不了才收工，皮膚曬得黢黑，倒襯得壹副牙齒格外整齊、潔白。我的牙齒真的特別好，在那個從來沒補過鈣的年代還能生得這麽整齊漂亮，也算是壹個奇跡。現在五十多歲，還沒壹個牙齒下過崗，吃起炒胡豆嘎嘣脆，是我的最愛。母親卻從來不理解我們，也許是因為她從來沒上山下地做過農活的緣故，總不明白我們為什麽回得那麽晚，活路缺總是做不完，為此常常對我破口大罵，好像我壹天在地裏玩似的，唉！真是“未經他人苦，卻罵他人懶”。祖母因為已經七十多了，已經不再參與地裏的活計。但我家林地還算多，林間的樹木枝丫由我和父親砍下來搬回家，她就負責把這些枝丫砍成短截，紮成小把小把的，方便放進竈眼裏燃燒，這樣的工作她壹直重復了很多年，直到後來她九十多歲，白內障已經很厲害了，還在摸索著砍柴。這樣勤勞的老人的命運卻不好，九十六歲的時候臀部長了壹個瘤子，做手術後恢復不好，只能癱瘓在床，我母親那樣只知道用嘴使喚孩子的人，在孩子們都成家外出後怎能把婆婆伺候好，祖母就這樣在床上輾轉半年後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