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時，薛木橋已經成為當時滬杭火車站最年輕的站長。鐵路工作的經歷使他認識了大量的工人，並目睹了軍閥的暴行，最終加入了鐵路工人運動。1927年，薛木橋加入中國* * *制作黨。“四·壹二”政變後，他被捕入獄於杭州。薛暮橋和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張在嘉鑒五號舉行。面對死刑，張仍然堅持每天學習五六個小時。壹天，張把書扔了:“妳怎麽不拍我？”薛木橋很驚訝:“既然知道自己快死了，為什麽還要天天讀書？”張回答說:“我們活著就要天天幹革命。在監獄裏做不了革命工作，就得天天學習。”這句話對薛木橋觸動很大。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這是壹次難忘的教導，我壹生都沒有忘記他的教導。”從此，薛木橋養成了走神的習慣。在監獄裏，在禁閉室裏，薛暮橋完全迷失在書本裏。
在獄中的三年裏，薛暮橋學習世界語和世界通史，但他讀得最多的是西方和蘇聯學者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這為他成為“中國首屈壹指的經濟學家”奠定了基礎。薛暮橋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貨幣的價值取決於發行的貨幣數量，而不是它所包含的黃金價值。出獄後不久，薛暮橋有幸結識了經濟學啟蒙老師陳漢生。陳翰笙反對引經據典，反對不做研究，講理論，註重田野調查。經過壹個月的調查，薛暮橋發表了第壹份經濟調查報告:江南農村衰敗的壹個縮影。本文以薛在家鄉櫟社鎮家庭經濟狀況的變化為主線，揭示了農村封建經濟破產的必然性。很快，文章被翻譯成了日文。抗戰前夕，薛暮橋擔任《中國農村》第壹任主編，發表大量調查報告和論文，批判農村改良主義，論證改變土地制度的必要性。
抗日戰爭爆發後，薛暮橋加入新四軍，任軍部教導總隊政治指導員。皖南事變後，他轉戰山東抗日根據地，負責經濟工作。壹個難題擺在薛木橋面前:在國民黨政府發行的法幣和日偽政府發行的假幣的壓力下，根據地發行的反幣處於劣勢，價格波動劇烈。
薛暮橋的研究認為，穩定物價的唯壹辦法是驅逐法幣，讓反幣壟斷市場。這壹措施實施後不久，反幣與法幣的比價從1:2變為1:6，囤積法幣的地主紛紛拋出法幣，反幣占領市場，價格大幅下降。為了防止物價進壹步下跌，根據地增加了反幣和外購物資的流通，從而穩定了物價。
解放區沒有黃金和外匯。怎樣才能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西方經濟學家認為這是不可能的。至於貨幣與價格的關系，30年後，世界各國都廢除了金本位制，“貨幣的價值取決於貨幣的發行數量”成為公認的原則。第壹版1947是薛木橋在膠東解放區寫的。
1966風波伊始，國家計委副主任薛暮橋就陷入了漩渦。被視為“三反分子”、“走資派”、“經濟學反動學術權威”。原因是他寫文章說大規模煉鋼不好，公有制占100%。薛暮橋最初被關押在他的辦公室，當時被稱為牛棚。薛曉河回憶說，當時和他父親關在壹起的還有壹個叫董的造反派頭目。薛暮橋又壹次用上了杭州監獄裏用過的方法，趴在書桌上，旁若無人地認真學習。壹天中午，門口的門衛照例叫薛木橋和董拿著飯票去買飯。薛老三往衛生間壹看，發現董已經上吊了，身體僵硬，而薛老三因為在學習，根本不知道。1967年冬，薛暮橋壹家被“勒令”離開百萬莊附近的大臣樓，搬到真武廟與壹位姓張的老太太合住。在張太太眼裏，薛暮橋根本不是什麽“鬼魅”，更像壹個落魄書生:薛老三自理能力差，經常看到薛老三對著冒著熱氣的水壺不知所措地大喊:水開了！
在幹校裏，薛總是年紀最大的壹個。夏天花生成熟的時候，薛木橋的主要工作就是看花生:防止孩子們從地裏偷花生。薛永遠是孩子最喜歡的衛士。當他沈醉於書本時，孩子們可以溜到對面的角落去偷花生。冬天，薛木橋的主要任務就是煮豬食。有壹次，薛老三壹把把柴火扔進竈臺，壹個火花爆在棉褲上，燒了半條褲腿才發現。這是他唯壹的棉褲。冬天，年近七旬的薛老，衣衫襤褸地走來走去。“風從洞裏吹到全身，真的很難凍。”後來，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每當他從別人身邊走過時，人們都用同情的目光看著他。就在前方似乎看不到壹絲曙光的時候，薛暮橋正在醞釀他壹生中最大的成就:寫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第壹稿。
薛小河去看望父親時，發現父親每天下班後，坐在壹個小馬紮上，蹲在床沿上，壹張壹張地寫著他的書。每次寫完稿，父親都笨拙地將稿紙裝訂整齊，書名用優美的藝術字寫在封面上。這壹年薛暮橋65歲。
幹校幾易其稿後，薛暮橋恢復工作，《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寫作進壹步加速。1979年8月，這部歷時11年的經濟著作，經過七次修改，終於在青島定稿。65438+2月，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時學術界壹片荒蕪。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需要壹本教科書來啟迪全體幹部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出版正當其時。
日本《產經新聞》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中國有壹本書，全北京都買不到。這是薛暮橋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研究。北京的經濟機構、公司、大使館都想買，就是買不到。”文革前，曾長期擔任中共宣傳部部長的魯把這本書作為幹部的必讀書目和高等院校經濟系的教材推薦。全國各省緊急印發，發行10萬冊，創下了專業理論著作的空前紀錄。
1984年，在祝賀薛暮橋同誌從事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50年的茶話會上，薛老說:他只有兩次學習機會，上過兩所大學:監獄大學和牛棚大學。薛木橋認為，1958年自負盈虧的公私合營商店和手工業合作社幾乎全軍覆沒後，壹方面是大量社會急需的崗位無人問津，另壹方面是大量勞動者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在交通、建築、餐飲、修理、服務等當時城市急需，但又十分緊缺的行業，要有人改變過去把它們作為“資本主義漏洞”來堵上的做法，允許集體企業甚至個體戶發展。應該鼓勵回到城市的年輕人尋求就業機會，恢復傳統小吃和小攤點。這個觀點後來被決策者概括為:“拓寬門路，三門(指國家、集體和個人)就業。”
薛木橋的提議在報紙上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這壹年，薛老已經75歲，剛以國家計委顧問、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身份歸來。決策層最後同意在回城知青多的北京試行，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這時候，靈機壹動的楊健從行李中拿出壹個破舊的“海鷗”相機，走上了天安門廣場。為了安全起見，楊掛了與街道服務協會的關系。壹位業內人士估計，在過去的26年裏，楊健和他的同事們拍攝了大約6543.8億張照片，有2億人付費在廣場上拍照。同年，從北大荒回到城市的李小華和楊堅壹樣，加入了個體戶的行列。用壹臺美國冷飲機，李用壹杯兩毛錢的冷飲完成了他的原始積累。後來，李小華成為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億萬富翁。
截至2004年底，全國共有個體私營企業2720.07萬戶，從業人員9604.36萬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的不足1.979。1979，私營企業數為0，個體經濟14萬人(戶)。
薛曉河說:“從壹開始，我父親就直接參與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和其他人壹樣，他也認為計劃經濟是壹個好制度，並盡力做好它，也就是經過不斷的完善和修補，他發現了計劃經濟的制度缺陷。”“我父親沒有用理論來推斷個體私營經濟存在的合理性。他早年在上海時，對那裏發達的市場經濟有切身體會。”薛小河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初，父親經常穿梭在集貿市場的商販之間，詢問市場情況。即使出差，薛老三也會在當地農貿市場走壹走。有壹次，薛木橋叫了壹個北京的木匠來家裏做家具。木匠抱怨:工作太多，太忙。薛老三問:招幾個徒弟可以嗎？木匠回答:沒有，不敢說資本主義。根據當時的政策，雇用8人以上的人屬於剝削性質。
“當他所投身的事業實際上走上了與初衷背道而馳的道路，他和整個國家吞下了他參與種下的苦果，就會給他更深的刺激，使他更有動力去反思，更迫切地推動他對改革的渴望，他對改革目標的理解也就很容易達到壹個常人無法達到的高度。”薛小河說。薛暮橋在壹篇文章中指出，從1957年到1977年，中國搞了20年“純粹純粹的社會主義”。這種“純粹的和純粹的社會主義...說嚴重點，就是空想社會主義”。
198010薛暮橋在接受香港媒體采訪時表示，資本主義“還行壹點點，現在也不可能叫資本主義滅絕了”。在沈默的學術界，他的觀點格外引人註目。當時正在探索改革的方向。在壹份內部文件中，薛暮橋因強調市場監管而被列為“第四種人”，同時受到小範圍的批評。1991年，薛木橋跟隨孫子學習書法。
1991薛暮橋對自己多年的改革思路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將自己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提升到了壹個新的理論高度。“在父親101歲的壹生中，最後20年是他最輝煌的時候。”薛曉河說，雖然新中國以來薛暮橋已經成為部級官員，但有很多話只能憋在肚子裏。
1980年，薛暮橋成立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薛曉和介紹，因為所有的改革都會觸及不同部委的利益，而經濟研究中心是咨詢機構，不涉及利益。所以，當時設計每壹項改革措施的高官，都會習慣性地問壹句:先問問薛老。
價格改革是薛暮橋大力推動的壹項制度改革——當時有關部門對價格調整極為擔憂，怕物價水平飆升，群眾不滿。“有壹天，街上通知我們去開會。我們怎麽想的？原來是研究大米漲價的。”薛木橋的二女兒、原國家計委幹部薛曉義回憶說，“壹斤大米從18分錢漲到18分錢。不知道開了多少次會，最後不了了之。”類似於這樣:壹盒火柴從2毛錢漲到3毛錢，研究了很多年沒有結果。薛曉義說，改革的癥結在於:規劃思想在作怪，政府總想把什麽都拿下來；改革觸及部門利益:生產環節希望漲價，流通環節反對。
薛木橋把目光盯在了化纖產品和棉制品的價格上:當時化纖產品價格高且大量積壓，而棉制品供應緊張。他經過反復考慮，大膽地提出了這個想法；取消布票，化纖產品價格下降，棉制品價格上升。他認為，這樣的調價不存在壹些人擔心的風險問題。最後，國務院批準了薛暮橋的提議。調價非常順利，既解決了棉布的短缺，又使化纖布可以自由生產。這次成功增加了大家調價的信心。
1990期間，改革進入關鍵時期，保守思想卷土重來。蘇東劇變讓左派思想找到了自己原罪的原因:認為蘇東劇變是改革開放造成的。今年7月5日，政治局常委會邀請部分經濟學家討論經濟形勢和對策。薛暮橋提出了壹個針鋒相對的觀點:僅僅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政策來解釋蘇東劇變是不夠的。薛暮橋認為，蘇東劇變的主要原因是采取了零敲碎打、修修補補的改革做法，沒有進行徹底的改革，至多延緩了矛盾的爆發，使國民經濟陷入慢性危機，而不可能實現經濟形勢的根本好轉，贏得與資本主義的競爭。這壹年，薛暮橋86歲。回到家，他對自己的發言並不滿意:年紀大了，思維沒有以前敏捷了，經常插嘴，說不清楚，心裏也不平靜。2005年7月6日，薛給在煙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了壹封信，陳述了他的書面意見。
1991年春，針對可能使改革發生逆轉的思想傾向，薛暮橋撰寫了《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幹理論問題》。對商品、貨幣、市場計劃、勞動工資、財稅、銀行金融、所有制、企業制度等10方面進行分析，對多年來的改革思路進行全面闡述，從而將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提升到新的理論高度。1999年盛夏，薛暮橋與帕金森病壹同住院。6年後，2005年7月22日17: 02，老人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