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師爺是明清時期封建官制與紹興人文背景相結合的產物。這個地域性、專業性極強的幕僚群體，肇始於明，盛行於清，沒落於辛亥革命前後，自始至終，在我國封建統治機構中活躍了三四百年，聲名揚及國內外，成為中國封建官衙幕僚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與各級地方行政官吏、紳士、商人等群體，***同操縱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司法等諸多層 面，成為封建專制統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實施過程中作用顯著。
紹興具有培養與造就師爺特有的歷史、地理環境與經濟、文化條件。從此業者，大抵為家道中落、無緣取仕之士。壹般師爺至少須攻讀3年“幕學”，並須具有研核策略的能力、提供 計謀的機心與撰擬官方文字的功底。師爺雖非幕府職官，但各級軍政主官每每受其制約，多 有左右首腦之力。?
師爺，為舊時官署幕友的尊稱。古代將帥帶兵出征，治無常處，以幕為府，故稱“幕府”。以後相沿成習，幕府即成為各級軍政官署代稱，甚至其軍政大員本身亦稱幕府。同時，軍政大員所延攬幫辦各類事務的文人學士，也就獲得幕僚、幕賓、幕友等相應稱謂；民間，自清朝起，壹概稱此類幕僚為“師爺”。師爺在幕府中為幕主或出謀劃策，參與機要；或起草文告，代擬奏疏；或處理案卷，裁行批復；或奉命出使，聯絡官場。凡此等等，不壹而足。師爺無官銜職稱，僅受聘於幕主而並非行政委任。幕主稱師爺為“老夫子”、“西賓”，師爺稱幕主為“東翁”、“東家”，彼此雖以賓主相待，實系雇傭關系。
紹興人入幕為僚由來已久，明朝壹代已有不少越人學律作幕，並聞名於世。當時京中胥辦，“自九卿至閑曹細局，無非越人”(王士性《廣誌繹》)。“戶部十三司胥算皆紹興人”(顧炎武《日知錄》)。嘉靖年間被譽為“明代第壹才人”的徐渭，即為典型的紹興師爺。《明史》載：“徐渭，字文長，山陰人。為諸生，有盛名。總督胡宗憲招致幕府”，掌書記。“宗憲得白鹿，將獻諸朝，令渭草表”。“表進，世宗大悅，益寵異宗憲。宗憲以是益重渭 ”為進剿倭寇，徐渭常為胡宗憲出謀獻策。《明史》雲：“渭知兵，好奇計，宗憲擒徐海、誘王直，皆預其謀。”足見他就幕5年，政績卓著，堪稱紹興師爺的早期代表人物。
紹興師爺在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順治、康熙之時，才真正成為壹個地域性、專業性極強的幕僚群體，所謂“無紹不成衙”即是這壹狀況的真實反映。沈文奎可謂當時紹興師爺的代表。沈文奎，會稽人，23歲時只身北上遊學。天聰三年(1629)冬，被後金八旗兵俘於遵化城，旋即遷徙沈陽，入選文館，開始為清軍入關獻謀設策，漸為皇太極看重。六年八月，皇太極召見沈文奎等，賜以肉食，面詢對明言和等朝政大計。沈提出壹系列針對性策略，多被采納且付諸實行，紹興師爺由此嶄露頭角。
紹興師爺的崛起，當然並非憑借個別紹籍師爺的功績名望，而是反映了當時封建統治階層出於政治目的網羅特殊人才的需要，以及從事師爺職業的紹興人士的整體素質。紹興向為文化之邦，紹興人處世精明，治事審慎，工於心計，善於言辭，具有作為智囊的多方面能力，故清代以師爺為業者多系紹興人，誠如龔未齋在《雪鴻軒尺牘》中所雲：“吾鄉之業斯者，不啻萬家。”
縱觀紹興師爺在清朝政治舞臺上的發展軌跡，大致有兩次高潮：
第壹次高潮出現在雍正、乾隆時期：這壹時期，清朝統治者從鞏固封建政權、平定邊疆叛亂以及發展生產、安定社會的大局出發，采取了利用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進行統治的措施，從而為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參與國家政事、進入各級衙門創造了條件。而紹興師爺也乘當政者急需大量人才之機，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紛紛投身官府，並得到各級行政官吏器重而地位日隆。鄔思道為這壹時期師爺的代表人物，他以自己豐富的政治閱歷和官場經驗，不僅贏得幕主田文鏡的寵幸，且為雍正帝所看重，從而成為紹興師爺公認的祖師爺。
《清代野史》載，鄔思道，字王露，紹興人。他自幼好讀，但科舉不第，遂“習法家言，人稱之為鄔先生”。他先以遊幕為生，寓居河南開封，為河南巡撫田文鏡“羅而致之幕下”。壹日，“鄔先生謂文鏡曰：‘公欲為名督撫耶，抑僅為尋常督撫耶?’文鏡曰：‘必為名督撫。’曰：‘然則任我為之，公無掣我肘可耳。’文鏡問將何為?曰：‘吾將為公草壹疏上奏，疏中壹字不能令公見，此疏上，公事成矣，能相信否?’文鏡知其可恃也，許之。則疏稿已夙具，因署文鏡名，上之。蓋參隆科多之疏也。”隆科多系雍正帝的元舅和功臣，官至大學士，然其“恃功不法，驕恣日盛”，因此雍正繼帝位後，極想翦除而苦於“中外大臣無壹敢言其罪”。“鄔先生固早窺知上意，故敢行之不疑”。結果雍正帝借刀殺人，“隆科多果獲罪，而文鏡寵遇日隆”。不久，雍正帝獲悉鄔思道在田文鏡幕中，常在田文鏡的請安折上朱批“朕安，鄔先生安否”?這就使以鄔斯道為代表的紹興師爺身價百倍，為各地督撫所矚目。及田文鏡卒後，“鄔先生去大梁，他督撫聞鄔先生名，爭以厚幣聘之”。並由此引得各地督撫爭相聘用紹興師爺，他們希冀借助紹興師爺的才能機智，獲取仕途上的進展，從而為紹興師爺的廣泛入幕造就良好契機，使紹興師爺的發展出現第壹次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現在中國社會進入近代以後的幾十年間。中外通商，西方文化東漸，新生事物層出不窮，各級行政官吏必須廣泛辟用幕僚方能適新應變，這就為紹興師爺的進壹步壯大提供新的機遇。尤其是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過程中，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地方實權派，為擴充自身勢力，以遂壹己之圖，趁機招兵買馬，網羅謀士，如此，便為紹興師爺投入封疆大吏帳下，創造了又壹個機會，從而使紹興師爺的發展出現第二次高潮。
是時，紹興師爺以處事靈活、練達、圓通，深受各地封疆大吏重用。例如，會稽縣秋桐豫(又名秋墅，號稱“秋青天”)為東三省總督的師爺，會稽縣章士傑(字桂巖)為曾國荃的師爺，會稽縣馬家鼎(字調生、號梅卿)為張之洞的師爺，山陰縣程塤(字蔭棠、又字伯雅)為左宗棠的師爺。更有山陰縣婁春藩(字淑生)先後為李鴻章、王文韶、榮祿、袁世凱、楊士驤、端方、陳夔龍的師爺，壹生備受禮遇，任李鴻章師爺時，凡折奏、刑錢、河工、鹽務等要公，均非婁不辦，足見其權位之高。紹興師爺擅於深謀遠慮，以其聰明才智，效忠幕主，不僅鞏固壯大幕主的地位權勢，也為削弱中央集權統治、形成地方軍閥割據創造了條件。這壹時期，紹興師爺的勢力發展至於鼎盛，為中央和各級行政官吏所矚目與重視。
清末，紹興師爺逐漸衰微以至沒落。
其時，以慈禧為首的清朝政府也高唱“變法”，推行“新政”，陸續頒布並實行壹些“改革”措施。光緒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期間，清朝政府整頓官僚政制，相繼裁撤了河東河道總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祿寺、鴻臚寺以及湖北、雲南、廣東等地的巡撫衙門，削減了壹些重疊和虛設機構，各省也相應裁撤了不少衙門與人員。各級官吏的裁減，迫使大量紹興師爺離開官場另謀出路，他們的活動和影響因之弱化。
同時，由於清朝政府廢八股、停科舉、興學校、獎遊學等，使辦學堂和出國留學蔚然成風。宣統三年(1911)，全國各地興辦新式學堂達5萬多所，有學生100多萬名。光緒三十二年(1906)，僅留日學生達8000多人。國內新式學堂培養的學生以及各地留洋學生，構成了壹個新的知識群體。他們用在國外或新式學堂中學到的知識武裝自己，逐漸取得政治舞臺上的優勢，從而極大地沖擊並削弱了紹興師爺在清朝政壇的地位和作用。
在改革官僚政制和提倡新型文化的氛圍中，清朝政府號召各地司法獨立，在北京設立大理院，各省設立高等廳，各府、縣設立地方廳，審理訟事由法院專事司職，同時，起用歸國留學生和各地法政學堂、法政速成班、養成所的畢業生，充實各級衙門，並用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紹興師爺的傳統審判方式，以新型的司法專門人才取代刑名師爺，從根本上動搖了紹興師爺壟斷司法審判的基礎。而且，由於此類法政學堂、速成班、養成所除專授法律專業知識外，還兼修經濟、財政、會計、統計等學科，這類畢業生便得以其所學之博而廣泛滲入行政機構的各個層面，使紹興師爺師徒相授的錢谷秘訣逐漸歸於淘汰。隨著紹興師爺刑名、錢谷兩大優勢的漸次喪失，其群體土崩瓦解，其作用和影響也就由衰微而趨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