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生產安全事故外，前兩類風險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壹是風險的發生會給企業造成巨大損失，容易讓企業“傷筋動骨”；二是類似事故在大型國企時有發生。
有鑒於此，我們把這兩類風險稱為典型的大型國企高風險業務。
下面我們通過案例對這兩大風險進行深入分析。
1.多樣化投資
(1)三九集團財務危機
從1992開始，三九企業集團在短短幾年內通過企業的收購兼並，形成了醫藥、汽車、食品、酒類、餐飲、農業、房地產等幾大產業並舉的格局。
但2004年4月14日，三九藥業(000999)發布公告稱，因工商銀行要求提前償還3.74億元貸款，三九藥業及三九集團(三九藥業為三九集團全資公司)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已被司法機關凍結。
至此，整個三九集團的財務危機全面爆發。
危機爆發前，三九企業集團約有400家公司，實行五級公司管理體制，三級以下財務管理嚴重失控；三九分行深圳本地債權銀行的貸款從98億增加到6543.8+007億，而三九分行在全國各地的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貸款和貸款擔保在60億-70億之間。整個三九分公司的貸款和貸款擔保余額加起來約為6543.8+08億元。
三九集團總裁趙新先曾在債務危機後說，“妳們(銀行)都給我錢，讓我頭腦壹熱，盲目上項目。”
案例點評:三九集團財務危機可以歸納為幾個主要原因:(1)集團財務管理失控；(2)多元化投資(非主業/非關聯投資)擴張的戰略失誤；(3)集團過度投資導致的過度負債。
此外，從我國國有上市公司的發展環境來看，我國的金融體制助長了國有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資和快速擴張。
(2)華遠集團的信用危機
華遠集團成立於1992。在總裁周玉成的帶領下，華遠集團總資產在13年飆升至567億元，資產增長404倍，擁有8家上市公司。集團業務跳出紡織行業，拓展到農機、醫藥等新領域，成為名副其實的“國企系”。
20世紀以來，華源以其“大生命產業”成為中國最大的醫藥集團。
然而，2005年9月中旬，上海銀行給華遠的壹筆6543.8+0.8億元貸款到期。這筆貸款是華遠為收購上海醫藥集團而發放的。由於年初財政部檢查，銀行信貸全面收緊，華遠最大的貸款人之壹上海銀行擔心華遠無法償還貸款，因此加緊催收貸款。這導致了華遠集團的信用危機。
國資委委派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對華遠集團進行資產核實。清算報告顯示，截至2005年9月20日，華遠集團合並財務報表凈資產為25億元，銀行負債高達2565438+14萬元(其中子公司209.86億元，母公司4128萬元)。
另壹方面，其8家上市公司的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和預付賬款合計高達73.36億元，即這些上市公司的凈資產幾乎被掏空。
根據財政部2005年會計信息質量檢查公報，中國華遠集團財務管理混亂，內部控制薄弱。壹些子公司為了達到融資和完成考核指標的目的，通過大量虛報會計收入、少計會計費用、巨額不良資產損失等手段，故意進行會計造假，造成報表不實，會計信息嚴重失真。
案例點評:華遠集團13年高度依賴銀行貸款，在其日益生疏的產業領域壹直“M&A-重組-上市-整合”。其實有並購不重組，有上市不整合。
華遠集團長期以短期貸款和長期投資支撐其快速擴張，最終引發了整個集團資金鏈的斷裂。
華遠集團事件的核心原因是:(1)過度投資導致過度負債，投資項目回報率低，負債率高，說明華遠集團戰略決策失誤；(2)M&A沒有重組，上市沒有整合，說明華遠集團投資管理控制無效；(3)華遠集團下屬公司因融資和業績壓力導致的財務造假，應該是管理層在推動。
(3)澳柯瑪主要股東的資金占用情況
2006年4月14日，G澳柯瑪(600336。SH)發布重大公告:公司收到青島市人民國資委《青島澳柯瑪集團公司關於處置上市公司占用資金的決定》，青島人民* * *將采取措施解決澳柯瑪集團面臨的困難。
至此，澳柯瑪危機公開化。
澳柯瑪危機最直接的導火索是母公司澳柯瑪集團挪用上市公司資金6543.8+0.947億元。
澳柯瑪集團利用大股東優勢，占用上市子公司資金進行不相關的多元化投資(包括家用電器、鋰電池、電動自行車、海洋生物、房地產、金融投資等。)，而投資決策失誤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資金鏈斷裂、巨額債務、高層變動、投資失誤、多元化困境等等諸多因素，讓澳柯瑪的處境異常危急。
澳柯瑪的癥結不僅僅是多元化投資下的資金問題，還有其自身的管理模式，也就是魯近17年的家長式管理模式。
魯在特定的環境下創業成功，但在擴張中缺乏應有的風險意識。澳柯瑪近親繁殖任命領導的現象，是企業對市場缺乏應有的敏感度。
案例點評:擴張是幾乎每個企業追求的目標。
青島的三家家電集團(均為上市公司)有不同的選擇:海爾的擴張是基於品牌戰略；海信的擴張是基於技術突破；然而，澳柯瑪的擴張選擇了壹條不相關的多元化道路。
“發散式的多元化擴張，不僅沒有把澳柯瑪做成精品，反而把它搞得壹團糟。”
澳柯瑪集團因其不相關的多元化投資占用上市公司大量資金；然後，頻繁的投資失敗和經營不善導致資金鏈斷裂，也將集團風險轉嫁給了上市公司。
應該說澳柯瑪危機的根源是管理層的投資決策、投資監管不到位、管理能力不足等綜合因素。
(4)對上述三個案例的歸納和分析。
以上案例可以總結為:多元化投資導致資金鏈斷裂的重大風險，主要由決策失誤、非主業/無關投資、快速擴張、負債過多等引起。
這三家大型國企都是通過多元化投資實現了快速擴張，並嚴重依賴貸款支撐其快速擴張，最終引發了整個集團危機。
應該說，這種運作模式及其風險案例在國內外並不少見:如1997年日本發生的YOHAN破產案(日本戰後最大的企業破產案)；另壹個例子是2004年中國德龍系統的崩潰。
企業的多元化投資，包括非主業投資和無關投資，正在進入壹個新的行業領域，企業往往對其認識模糊，容易造成決策失誤；此外，對借貸和投資的高度依賴是風險發生的主要誘因。
也就是說，分散投資伴隨著很大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所以概率和損失都會很大。
尤其是在中國，金融體系對大型國企的縱容，資本市場的監管不力，增加了這種風險的概率。
此外，多元化投資的許多風險都歸因於決策失誤，特別是當企業的高層管理者具有很強的個人領導力時，他們特別容易受到領導層個人權威的影響，使個人決策取代或淩駕於集體決策之上，造成“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2.金融工具投機
(1)曹的金融衍生品投機
中航油(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航油)是中航油集團的海外控股公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2004年，中航油因石油衍生品交易虧損5.54億美元；2004年6月30日被迫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請債務重組。
此前，中航油在2004年被評為新加坡最透明上市公司；曹成立了風險委員會，還聘請了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編寫公司的風險管理手冊和財務管理手冊。風險管理手冊明確規定，超過500萬美元的損失必須向董事會報告。
經國家有關部門批準，曹自2003年開始從事石油套期保值業務。
但陳九霖行長擅自擴大經營範圍，從事石油衍生品期權交易；沒有上報給中航油集團，中航油集團也沒有找到。
陳九霖壹直獨立於中航油集團的班子領導。集團公司派出的財務經理已經換了兩次，但集團公司沒有約束措施。
陳九霖在期貨交易所外與三井銀行、法國興業銀行、巴克萊銀行、新加坡發展銀行、新加坡麥格理銀行簽約。
陳九霖買了壹個“看跌”期權，賭註是每桶38美元；但沒想到國際油價壹路攀升。
曹的石油期權交易量從最初的200萬桶增長到事故發生時的5200萬桶，導致清算期間的實際賬面損失和潛在損失總計約5.54億美元。
2005年6月3日，普華永道發布了中航油巨額虧損的最終調查報告。
報告認為，以下因素單獨或共同導致公司在期權投機中遭受損失:(1)後來證明，從2003年第三季度開始，油價走勢被誤判；(2)不想披露2004年的虧損；(3)未按照行業標準對期權頭寸進行估值；(4)公司財務報表中未正確記錄期權組合的價值；(5)缺乏適當和嚴格的期權交易風險管理制度；(六)公司管理層故意違反本應遵守的風險管理規定；(7)整個董事會特別是審計委員會未能充分履行各自對公司投機性衍生品交易的風險管控職責。
案例點評:中國* * *明令禁止曹從事場外石油期權投機。
1998年8月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於進壹步整頓和規範期貨市場的通知》明確規定:“取得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的企業，只準在境外期貨市場套期保值，不得從事投機交易。”1999年6月，國務院令發布的《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第四條規定:“期貨交易必須在期貨交易所進行。
禁止不通過期貨交易所進行場外期貨交易。“第四十八條規定:“國有企業從事期貨交易，以套期保值業務為限，期貨交易總量應當與同期現貨交易總量相稱。“200110證監會發布《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制度指導意見》。第二條規定:“取得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的企業，只能在境外期貨市場從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從事投機交易。"
至於金融衍生業務的操作，曹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只是壹個新手；直接對抗國際大資金，無疑是“向石頭扔雞蛋”。
曹事件最突出的表現是“管理優越”，導致監督機制失靈；它與內部控制的運營合規目標和報告可靠性目標直接沖突。
違規有三:壹是做了國家明令禁止的事情；第二，場外交易；第三，超過現貨交易總量。
其報告的不可靠性表現在，期權的場外交易不在財務報告中披露，也不直接向母公司報告。
(2)南航委托理財
2004年7月南航集團暴露的委托理財投資巨虧；隨後，審計署廣州特派辦對南航進行了專項審計；廣東證監局也在2005年6月對南航進行了檢查。
在2004年績效評價的179家中央企業中，中國南方航空集團因重大財務違規由B級降為C級。
2006年4月底，在香港、紐約和上海上市的中國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2005財年巨虧6543.8+0.794億元。該公司將其歸因於近年來航空燃油價格持續飆升以及收購中國北方航空公司和新疆航空公司導致的成本上升。但這顯然很難說服市場。
大型國有企業南航集團在銀行貸款中信用證明良好，無需任何抵押，可從各商業銀行獲得1至20億元的貸款。
用銀行的錢投資理財，確實是賺錢的商機。
南航集團自2001開始從事委托理財業務。漢唐證券、中關村證券和世紀證券曾委托南航集團開展理財業務。
南航集團調動巨額資金甚至表外資金進行委托理財，其中僅流向深圳世紀證券公司的委托理財資金就達6543.8+0.2億元。
南航給世紀證券的委托理財資金基本都被世紀證券用來持有南航(600029。SH)隸屬中國南方航空集團。
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於2003年7月25日上市。當時受非典影響，南航上市首日收於3.88元，是四家上市航空公司中股價最低的。
世紀證券在這個低位進了貨。不到三個月，南航從4.2元漲到6.8元，漲幅超過60%，世紀證券也因此獲得巨額賬面利潤。
但隨後，在油價上漲的壓力下，航空股開始暴跌，世紀證券損失慘重。
從世紀證券賬面來看，南航托管的6543.8+02億資產已經無力償還。
正是因為南航巨大的債務壓力，世紀證券才被迫走上重組之路。
世紀證券無法歸還南航集團委托的6543.8+02億元中的7654.38+05萬元，南航集團無奈實施債轉股。
2005年8月，南航集團副總裁兼上市公司董事彭安發、南航集團財務部部長陳黎明被司法機關依法逮捕。2006年3月，他們被廣東省反貪局移交廣州市檢察院起訴。
2006年6月65438+10月65438+6月，中國南方航空集團原財務部長陳麗敏因涉嫌挪用公款、貪汙、受賄壹案，由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
據檢察機關查明，2006年8月5438日至2005年5月，陳麗敏利用辦理委托理財的職務便利，采取先辦事、後請示或不請示的方式；只壹般報理財收益，不報合夥人或隱瞞等。，大肆超範圍開展委托理財業務，侵吞集團部分理財收入，收受回扣；銀行超越權限的貸款被個人和朋友用來註冊公司和經營；收受漢唐證券、世紀證券、姚賄賂近5400萬元，挪用公款近6543.8+02億元，貪汙公款6543.8+02萬余元。
案例點評:南航集團的委托理財業務，實際上是南航集團用自己的錢，在證券公司的幫助下，操作自己的股票。
在法律法規方面，無論是國有資金進入股市炒股票，還是用自有資金操作自有股票，都是明令禁止的。
從內控角度看，南航集團幾十億的委托理財業務集中在公司2-3個人操作，企業的決策層、黨委、內審監管都沒有跟上。雖然沒有管理層的壹定縱容，但可以說對重大投資的監控不到位。個人受賄、挪用、貪汙公款，反映的是關鍵人員的道德敗壞和企業基本內控的缺失或管理層的淩駕。
此外，中國的金融體系也助長了這種現象。
(3)國儲局炒作銅期貨。
從2005年6月5438+065438+10月13，國外消息開始披露中國國家儲備局交易員劉通過倫敦金屬交易所會員SEMPRA在期銅市場每噸3000多美元附近做空，建立空頭頭寸約15000至20萬噸。
這些職位的交貨日期是65438+2月21。
然而，自9月中旬以來，銅價每噸上漲了600多美元，這些空單無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而交易員劉卻神秘失蹤了。
國儲局的交易對手包括Smale金屬公司、瑞福期貨、倫敦標準銀行、巴克萊銀行、Man集團、AMT、Sutton公司，以及壹家總部位於法國裏昂的基金公司。
國儲局選擇部分交割，即向倫敦交易所交割5萬噸現貨銅，剩余15萬噸空單展期至期貨。
市場人士指出，國儲獲得了短暫的平靜，虧損約3.7億元；但與國際基金的對抗仍將繼續，最終結局尚未顯現。不排除基金會再次強行建倉。
以國儲銅為例，同樣是普通調節中心的交易商，在為中心交易的同時，為自己建立了高達20萬噸的頭寸，嚴重套牢，長期未被發現；此外，交易行為也由原來的兩個頭寸變更為由劉單獨控制。
案例點評:國家物資儲備是國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戰略儲備力量，是保障國家軍事和經濟安全的重要手段。
事實上，當國儲局從負責國家戰略物資儲備的調劑變成靠投機賺錢的時候，就開始偏離其固有的職責了。
和曹期權炒作案壹樣，同樣是小玩家、新手的國儲局，對抗國際基金顯然不是它的對手。
吳的銅期貨投機操作明顯違背國家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套期保值業務。
壹人操縱重大期貨業務交易，嚴重違反內部控制基本原則(不相容職務分離)；另外，相當於公司業務合在壹起的“老鼠倉”，說明骨幹交易員道德腐敗嚴重。
(4)對上述三個案例的歸納和分析。
以上三種情況可以概括為:投機心理、監管不到位、關鍵人道德風險是金融工具投機風險的重要原因。
中國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還是新手，以投機為目的的金融工具交易勢必成為國際金融大鱷的“菜飯”。
當然，與1995巴林銀行破產(股指期貨投機損失140億美元)、1996住友商社巨虧(銅期貨投機損失26億美元)、1998美國長期資本公司破產(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俄羅斯國債和日本股指投機損失43億)相比，
卻說獨失曹。
事實上，早在1997，株冶就因為鋅期貨投機，虧損了1億美元。
然而，同樣的事件在2004年和2005年再次上演。
雖然我國壹再強調國有企業金融衍生品交易僅限於套期保值，但國有企業利用金融衍生品進行投機的現象卻屢有發生；核心原因是投機心理和監管缺失。
因此，為了降低國有企業金融工具的投機風險，必須加強對金融工具投資的監管和相關業務操作的內部控制。
3.用案例看大型國企高風險業務管控。
2006年7月，國資委發布《中央企業投資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實施細則》，明確規定非主業投資占總投資的比例壹般控制在10%以下；自有資金占總投資的比例壹般在30%以上；投資總規模不應超過企業的財務承受能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應處於合理水平。
國資委2006年6月5438+10月發布的《關於做好中央企業2007年財務預算工作的通知》特別強調，中央企業要加強對外投資、並購重組、固定資產投資、股票、委托理財、期貨(權)、衍生品等業務的風險評估和預算控制，及時跟蹤評估高風險業務的風險水平。
從SASAC的相關規定和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多元化投資和金融工具投機被確定為大型國有企業的高風險業務。
因為，壹方面，大型國企更容易獲得從事高風險業務的資金，在獲得金融工具交易資格(尤其是境外期貨、期權)方面也有先天優勢；另壹方面，這兩類經營風險的發生對大型國有企業來說是致命的。
為了防止大型國有企業高風險業務的發生，企業應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控制:
(1)樹立正確的風險文化和意識。
收益和風險是* * *。
樹立正確的風險文化和意識，就是強調利潤和規模增長，依靠高風險業務提升業績，而忽視從事高風險業務的高風險。
(2)完善高風險業務控制體系，加強監督檢查。
目前大型國企很少有涉及高風險業務的管理制度，因為這些業務涉及決策，多屬於新興業務。
此外，國有企業普遍缺乏對內控制度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也導致制度嚴肅性和權威性的喪失。
主要原因是企業領導不重視內部控制，國有企業內部審計力量薄弱。
(3)完善公司治理，建立對決策者的制衡機制。
大型國有企業管理層行政色彩濃厚，公司治理不完善，內部人控制現象依然嚴重。管理的隨意性是決策失誤的主要原因。
大型國企最大的風險是戰略決策風險；壹方面表現在戰略方向選擇錯誤，另壹方面表現在對戰略風險的認識和管理不足。
(4)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建立風險預警機制。
雖然黨的十六大已經明確指出，國資委(SASAC)要對國有企業“管資產、管人、管事”，但SASAC對國有企業的監管仍然比較落後。
主要原因是SASAC監管央企的技術和手段還比較落後，比如沒有建立可行的風險預警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