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文化歷史因素
人從出生到青年，再由中年到晚年，難以避免要經歷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文化歷史因素會在成人個體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背景總是有或多或少的差異，這些差異很可能影響到成人的智力活動。不少研究者考察了這種文化歷史因素給智力帶來的影響效應，即很多發展心理學家所說的“群夥效應”。
群夥指的是同壹時代出生的人，如均為1950年出生者，他們的基本背景相同或極為相似，如營養條件、受教育水平、大眾媒介的影響，以及科學技術對人們的生活方式或生活風格的改變等。不同群夥之間，由於所處文化背景及人生經歷的差異，在智力活動上也會表現出較明顯的差別。沙依對西雅圖追蹤研究的數據進行橫向和縱向相結合的分析比較後發現，處於同壹年齡的不同群夥在基本心理能力上存在顯著差異（Schaie,1996）。比方說，1910年出生的人在20歲時達到的智力水平低於1924年出生的人20歲時達到的智力水平。也就是說被試的基本心理能力水平與其出生年份密切相關，出生越晚，基本心理能力水平就越高。沙依認為，這是由於社會文化歷史不斷發展導致的結果。人類社會總是越來越進步，人們的營養和醫療保健條件越來越好，接受教育的機會越來越多，受大眾媒介與科學技術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人類的整體智力水平也就越來越高。
弗萊恩（Flynn,1987）比較分析了半個世紀以來歐洲數個國家不同年代18歲公民的智力測驗結果，發現年代越近智力水平越高是壹個普遍現象，並且這種智力水平因時代演進而提高的幅度特別大（如有的國家的智商分數最大可提高25分），在流體智力測驗上的提高幅度要大於在晶體智力測驗上提高的幅度。有意思的是，相距30年的代際間智力差異相當於相差30歲的人（如20歲和50歲）在橫斷研究中的智力差異。弗萊恩的研究結果因影響了很多研究者對智力發展及智力測驗的看法，故往往又被人稱為弗萊恩效應（Flynn effect）。1996年，心理學家奈瑟（U.Neisser，1928—）曾組織過專門的研討會對此效應進行解釋。相當部分人認為應該排除遺傳因素的影響，而從文化歷史變化角度去理解這種效應的產生。因為遺傳進化的效果壹般不可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體現出來，而是往往要經過許許多多的世代。壹些研究者指出，產生這種效應的文化歷史因素主要體現為，隨著時代的進步，人的營養狀況不斷改善，童年生理疾患愈益減少，父母對個體成長越加關心，以及學校教育條件愈發優越等。很明顯，這與沙依的觀點基本壹致。
吉爾裏（Geary,1996）在壹項研究中比較了中美成人在算術能力上的發展狀況，結果表明，雖然無論在中國還是美國，青年人的成績都要優於老年人，但是中國青年人的成績要顯著比美國青年人高，而中美老年人之間則沒有顯著差異。吉爾裏認為，這種不同文化背景下智力表現的差別並不是由於天賦的種族差異造成，而最可能反映的是社會歷史變遷的影響。因為倘若是天賦因素造成，則應該所有年齡段的成人都存在相同的文化差異。申繼亮等（2000a）也在壹項跨文化研究中比較了中美成人智力發展的年齡特征，同樣發現不少智力成分（如語詞、歸納推理和數字運算能力）存在顯著的年齡與文化的交互作用，即智力的文化差異對不同年齡段的成人具有不同的表現。在解釋這種現象時，他們強調文化歷史因素的作用。比如，在數學能力上，之所以年老的中美成人之間無顯著差異，而年輕的中國人明顯高於同齡的美國人，在於這些年輕中國人都出生於1978年之後，從這時開始中國逐步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在經濟上、生活條件上、身體健康狀況上、中小學基礎教育上以及社會對知識的重視上均比1978年前有了飛躍式的進步，且中國1978年後的中小學教育及少兒家長相比於美國更註重數學基本知識和技能的培養，可美國社會在1978年前後並無中國這樣大的變化。年老的中美成人在數學能力上的差異不顯著，則可能由於1978年之前在對此能力有影響的文化歷史因素上，兩國並無太大的差別。
二、教育因素
從前面所述的智力發展可塑性及文化歷史因素中，我們都不難看出教育對成人智力發展的影響。然而，教育對智力發展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以及它是如何對智力發展產生影響的，壹直是許多心理學研究者極為關註的問題。
對成年期智力水平隨年齡增長而下降的現象，許多心理學研究者（Salthouse,1999）專門以受教育水平為中介因素對此進行分析與解釋。他們常以個體受正規學校教育的年限作為衡量受教育水平的指標。這些研究表明，老年被試平均受正規教育的年限要少於年輕被試，並且倘若控制年齡與受教育年限的相關，則成人智力隨年齡增長而下降的趨勢變得很不明顯。他們中的有些研究者還比較了同壹年齡組被試中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個體之間在智力活動上的差異。例如，有研究結果顯示，上過中學的老年人在智力測試上的成績顯著高於僅上過小學的老年人。申繼亮等（2001）對中國老年人日常問題解決能力的影響因素所作的研究中也發現，受教育水平不但是路徑分析中對日常問題解決能力直接影響最大的因素，而且還通過影響基本心理能力間接地對日常問題解決能力產生影響。壹些研究（如Willis,et al.,1992）還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不僅在能力測試上的成績更高，而且保持穩定不下降的持續時間更長，或者隨年老下降的幅度更小。也就是說，受教育水平會影響到老年人能力發展的穩定性。此外，有研究指出，受教育水平不僅與成人的智力測驗成績關系緊密，而且與成人所能達到的智力發展階段有顯著關系。例如，蒂爾（Diehl,1998）的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達到後形式運算水平的可能性也越大。
盡管關於受教育水平與成人智力發展顯著相關的事例不勝枚舉，但是教育因素在實際中怎麽樣影響智力發展仍是壹個十分復雜且有待進壹步探究的難題。比如，現在人們基本上以受教育的量（如受教育年限）的差異來考察教育的影響，而很少從受教育的質上去進行分析。比方說，受教育年限壹樣長的人並不意味著受到了同等水平的教育影響，更不必說，不同時代接受同樣時間的正規教育（如都是九年）具有很不相同的教育內涵。教育的內容、方式和手段等都隨時代的進步而發生著變化。可是，在具體研究中，人們很難對這種教育因素的質的差異下壹個操作定義，甚至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內容越新、手段越先進的教育必定比內容較舊、手段較落後的教育對智力發展有更大的促進作用。
此外，不少研究者（Salthouse,1999）認為，受教育水平對智力活動的影響，並不能單純歸為教育所帶來的知識增長及技能提高方面的因素。比如，在20世紀上半葉出生的人往往只有家庭經濟條件好和社會地位高者才可獲得更多的受教育機會，因此人們有理由懷疑這種受教育水平與智力水平顯著相關並不全是教育因素本身造成的，可能受教育水平高者的智力水平較高是由於家庭生活條件、營養狀況等更為優越導致的。還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人之所以智力水平高，是由於他們更容易形成有利於維持或促進智力水平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例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從事智力活動的時間相對較長，或者，他們更有機會從事以智力操作為主的活動，從而他們的智力水平保持得也更好。
鑒於絕大多數有關成人智力發展年齡差異的研究都是以智力測驗為評價工具，有研究提示，受正規教育少的老年人不如受正規教育多的年輕人成績好，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受正規教育多的人考試或測驗經驗更多，對測驗的反感和焦慮也相對較少造成的，二者間的實際智力水平並沒有測試結果顯示的那麽大。還有研究者（Salthouse,1999）分析說，縱使受教育水平果真會對智力發展帶來很大的影響，但是在看待老年人和年輕人的智力差異跟教育水平的關系時還得考慮到，老年人之所以智力測驗的成績不如年輕人，可能是由於他們脫離正規教育的時間相對更長造成的。例如，假設正規教育的結束時間都為22歲（大學本科畢業），則60歲的老人已脫離正規教育38年，而25~30歲的年輕人僅脫離了3~8年，因此老年人有更多的時機“遺忘”掉受正規教育期間所學到的對做智力測驗有益的知識或技能。
最後要指出的是，受教育水平與智力的因果關系未必是單向的，即不壹定是受教育水平越高，智力就越高，而同樣有可能是智力越高的人有更多的接受更多或更高教育的機會。
三、職業因素
職業活動是兒童、青少年發展中所欠缺的，可對成年期個體的發展則非常重要，因此它往往是成人智力發展研究者較為關心的影響因素。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碰到這樣的現象，同壹個東西，從事不同職業的人往往得出不同的認識結論。如“O”，化學家把它看成“氧”，會計把它看成“零”，英語教師把它看成壹個英文字母。這說明職業對人的認知活動會產生壹定的影響。各種職業總是需要個體進行壹些特定的認知活動。壹般來說，研究者很容易作出這種假定：某種職業需要個體進行某些認知活動的頻次越多，則此人在與這些認知活動相關密切的智力水平上保持得就越好。其實，早已有不少間接的證據支持了這壹假定，比如，不少研究（Labouvie-Vief & Gonda,1976）發現，老年人對智力測驗上的活動任務越熟悉，他們的成績就越高。可見，個體的日常生活經驗會對其智力測驗上的成績產生影響，而這些經驗對成人來說，除來自正規教育或家庭活動之外，相當部分是從職業活動中獲得。阿沃利奧和瓦爾德曼（Avolio & Waldman,1987）直接考察了智力測驗成績與年齡、職業類型的關系。他們從美國西部的壹個煤礦隨機選取了131人作為被試，其中82%為男性。在被試中，69人來自產品部，代表非技術工人；62人來自機械部，代表技術工人。對他們進行相同的能力測驗，內容包括空間視覺、言語推理、符號推理和機械推理。結果表明，即使控制了受教育水平的作用，職業類型仍然會對年齡與測驗成績的相關模式產生影響。非技術工人組的年齡與測驗分數有很高的負相關，相關系數變化範圍為－0.37～－0.57；而技術工人組的年齡與測驗分數之間則沒有什麽相關。這說明，不同職業類型者在智力發展上往往存在壹定的差異性，非技術工人在上述測驗所反映的智力上表現出隨年齡增長而下降的態勢，而技術工人則在這些智力上保持相對穩定。
斯庫勒等（Schooler，et al.,1984）研究發現，個體工作情境越復雜，越富於挑戰性，其智力功能的維持效果就越好。在他看來，職業對個體智力的影響，不在於職業的種類，主要在於職業活動的性質。如果所從事的活動需要發揮個人的主動性，需要個人獨立進行思考與判斷等，那麽，這種職業活動有利於智力功能的發揮，對智力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反之，那些簡單、機械、重復性的職業活動，對智力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的可能性便小得多。當然，也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即智力功能維持得好的人更容易追求適應情境復雜、挑戰性大的工作。
四、健康因素
隨年齡增長，成人尤其是老年人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是壹個難以逆轉的趨勢。那麽，這種趨勢與成年期智力下降的趨勢存在什麽必然的聯系？該問題極易引起成人發展心理學家的重視。健康由此也是成人智力發展研究中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薩爾特豪斯（Salthouse,1991）曾考察了自評健康狀況與成人流體智力的關系，結果表明，自評健康狀況好壞並不影響成人流體智力的變化趨勢。比如，自評健康狀況極佳的人與壹般人的流體智力隨年齡增長而變化的軌跡相差無幾。他同時指出，即使根據經體檢獲得的客觀生理指標來研究壹般群體中的智力年齡變化與健康的關系，也很難看出健康狀況與智力水平有著必然的聯系。因為在壹般群體只有極少部分真正患有對智力產生明顯影響的疾病，很多健康因素並不會對智力發展帶來什麽顯著的變化。比如，難以想象患關節炎會對個體推理能力產生多大影響。當然，也有壹些研究表明，壹般健康狀況會對智力產生壹定的影響，如厄勒斯和薩爾特豪斯（Earles & Salthouse,1995）對18~87歲的被試研究後表明，自評健康狀況對個體在有速度要求的智力測驗上的成績（如知覺速度）有顯著影響，並可作為中介變量部分解釋年齡增長造成的智力下降趨勢。不過，在影響智力的諸多健康因素中，已有研究和經驗資料（Earles & Salthouse,1995）表明，心血管疾病和腦生理病變對智力的影響尤為明顯。
人到中年以後，心血管系統的發病率隨年齡增長而升高。心血管疾病會直接影響腦的供血狀況，使腦的營養供應變得異常，從而可導致相應腦區域的暫時性營養不良，嚴重者造成組織壞死。人腦壹旦受到此種影響，其功能的發揮也必定會受到阻礙，進而影響到智力活動。不少研究（Earles & Salthouse，1995）都表明，像高血壓等心血管疾病對成人的智力水平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
人的大腦發育壹般在青年初期便達到了成熟水平。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對大腦有害的刺激所產生的消極效應越來越多，當消極效應累積到了壹定水平之後，就會導致腦神經機能的退化。特別是腦疾病患者，其腦神經機能退化更為明顯，對智力的影響也越大。近年來，由於老年癡呆與智力功能衰退之間關系格外密切，且引發的後果非常嚴重，有關老年癡呆對智力影響程度及機理的研究備受人們的重視。如關於阿爾茨海默病，近代分子生物學及細胞生理學認為，該病的發生與神經元的活力缺乏或早衰有關，也可能是由於某些主要酶的系統衰竭，或中樞神經系統內的神經質生物合成酶的活性低所致。從解剖上看，可發現大腦的器質性病變，如腦皮質萎縮、神經元缺失等。該病患者的重要癥狀之壹就是智力顯著下降，出現記憶力減退、思維障礙及言語失調等。壹些研究者還力求將發展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與臨床應用相結合，比如巴爾特斯等（Baltes，et al.,1995）通過研究指出，檢驗老年人受認知訓練帶來的智力可塑程度，可作為對老年癡呆疾病進行早期診斷的重要工具。
還有研究者從其他角度考察了健康與智力發展的關系。例如，有人曾對日本東京的家居老人進行了智力測試。這些老人的身體狀況可分為正常（即普通）、能起來但活動少、時臥時起和臥床不起四類。結果見圖5-6。
圖5-6 智力測驗分數與壹般活動狀態的關系
（引自井上勝也、長嶼紀壹，1986）
從圖5-6可以看出，身體健康狀況越好的老人（如普通者），在智力測驗上得高分的人數所占的百分比越大；反之，身體健康狀況差的老人（如臥床不起者），在智力測驗上得低分的人數所占的百分比越大。
本章主要觀點
·從發展心理學的立場出發，由於不同年齡段的個體面臨著不同的人生適應情境，其智力活動的重心也不斷產生相應的變化，智力的構成要素對不同年齡段的個體來說往往存在著質的差異。
·心理測量學的成人智力發展觀是以不同年齡的成人個體在各種標準化智能測驗上的測試成績為基礎，通過橫向比較或追蹤分析，對成年期智力隨年齡增長而呈現的發展態勢所作的壹系列描述或闡釋。研究結果壹致地發現，各種基本心理能力的發展軌跡是不壹樣的。
·成人在流體智力測驗上的成績表現出隨年齡增長而下降的明顯趨勢，而在晶體智力測驗上的成績不僅不會隨年齡增長而下降，而且會因知識經驗的日益豐富表現出上升的態勢。
·新機能主義的成人智力發展觀認為，智力就是活生生的個體在現實環境中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工具。他們註重智力對人類適應和日常生活的作用，並認為智力是由多種成分構成，不同的智力成分在生命全程的不同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變化軌跡與適應價值。
·巴爾特斯的雙重過程模型認為，智力由兩種成分構成，即認知機械成分和認知實用成分。認知機械成分的畢生發展軌跡呈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形，認知實用成分的畢生發展將隨著知識經驗的愈益豐富而不斷增長。
·皮亞傑主義取向的成人智力發展觀認為，應該對智力發展過程中的認知操作上的模式差異進行定性的階段性描述，重視考察個體通過思維等認知操作給出答案的心理過程。超越形式運算階段的智力特性具有辯證性、相對性、主觀性、反省性、整合性以及接受不確定性等內涵。
·成人智力發展在多個方面存在可變性與穩定性的統壹，進入老年期後，個體在某些方面保持穩定，在某些方面出現下降，在某些方面甚至還出現上升。這種可變性與穩定性還存在很大的個體差異。
·智力發展是多元性與多向性的結合。多元性指的是智力是由多種成分構成的，不同的成分之間往往具有復雜的層次關系或結構關系，隨著年齡的變化，個體智力的構成成分或成分間的結構關系也可能發生壹定的改變。多向性指的是不同的智力成分在生命全程的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不同發展方向或軌跡。
·成年期智力的可塑性關註的是在某壹成人發展階段，智力功能通過壹定的幹預訓練可以得到改善的可能性或程度。考察成人智力經幹預訓練所產生的效果是探討智力可塑性最重要的手段。
·成人智力發展受文化歷史、教育、職業、健康等諸多因素的***同影響。
可見人壹生中的智力都在不斷變化,隨著各種因素的影響,智力也會跟著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