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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眾多中外會計學者致力於會計與文化內在關系的研究，令會計學界耳目壹新。特別是研究民族文化對國內會計準則制定的影響，對於協調不同國家會計準則或會計實務的差異，促進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貿易發展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中華文明延續了五千年。雖然歷經多次變遷，但其文化傳統延續至今。中國會計準則[1]作為在這種獨特而悠久的文化傳統下孕育出來的準則，必然會受到它的影響。Hofstede (1984)曾經從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權力距離、不確定性回避和男性/女性氣質四個方面建立了文化研究的框架。格雷(1988)在霍夫斯泰德的基礎上提出了四維會計亞文化。這四個維度是:職業主義宇宙法定控制、統壹宇宙靈活性、保守主義/樂觀主義和秘密宇宙透明性。據此，我們不妨用霍夫斯泰德和格雷的框架來比較中美文化及其會計準則的差異，進而探討中國文化傳統對會計準則的影響。
1.提倡集體主義。
中國文化崇尚集體主義，人與人相互依賴，團結協作，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把集體利益放在第壹位；這和美國文化不同，美國文化崇尚個人自由，追求個人利益。因此，美國的財務會計信息主要是滿足個人用戶的需求，而中國首先是滿足機構(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求。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明確規定“會計信息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滿足有關各方了解企業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需要，滿足企業加強內部管理的需要。”在這次對中國會計目標的闡述中，突出了中國會計信息首先要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崇尚集體主義的文化特征在會計準則制定中的具體體現。回顧美國，在其第1號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提出“財務報告的編制應當為當前和潛在的投資者、債權人和其他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做出合理的投資、信貸和類似決策”，將投資者和債權人的信息需求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而對國家或政府的需求卻沒有明確提及。應該說，這恰恰符合美國崇尚個人主義的文化傳統。
2.大功率距離
權力距離是指權力(或管理權限)的集中程度。權力距離大的社會，集權程度高，等級森嚴，下屬必須服從上級。管理理論的重點在於管理者。權力距離小的社會，集權程度低，分權普遍，上下級談判時有發生。管理理論的重點是員工，而不是管理者。中國長期以來壹直是壹個高度集權的國家。雖然改革開放以來進行了壹定程度的改革，但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中國顯然屬於典型的權力距離較大的國家。可想而知，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很難集思廣益，準則內容也趨於籠統，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財務會計信息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回應權力持有者的需求，這壹點已被實踐所證明。比如，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主要是由官方的財政部會計司制定，受會計從業者和學術界的影響很小。這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很多指南內容考慮不周的問題。例如，中國的長期工程合同只分為兩類:固定成本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而美國的會計準則除了固定成本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之外，還包括無費用成本合同和時間材料合同。顯然，在中國的實踐中有成本無費用合同和數量增加合同，這是不包括在長期工程合同。就中國的企業會計準則而言，與美國財務會計的概念框架相比，它更加籠統和簡單，甚至在許多方面難以控制和指導具體會計準則的制定，這表明了“大國距離”的文化特征對會計準則制定的影響。
再比如，在中國，符合條件的借款費用應當在發生時予以資本化，而在美國，除了“借款費用發生時”這壹條件外，還應當滿足兩個條件:“資產支出正在發生”和“為使資產達到預定可使用或可銷售狀態所必需的準備工作正在進行”，這樣借款費用才可以資本化(國際會計準則也是如此)。與美國相比，中國借貸成本資本化的條件更為廣闊。相應的，在同樣的情況下，中國資本化的借貸成本壹般會比美國多。不可否認，中國準則的規範化與中國會計師的職業判斷水平有關，但也不能排除中國準則的這種做法沒有被準則制定者出於財稅利益的考慮，因為中國的做法無疑可以降低期間的財務費用。以增加企業當期利潤和國家稅收，而這只有在權力距離很大的文化環境下，管理當局(即權力擁有者)的利益才能輕易實現。
3.強烈的不確定性回避。
回避不確定性是指文化成員對未來不確定性或未知條件的感知態度。如果壹個社會有很強的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那麽就有很多法律和規則來規範和維持人們的信念和行為，社會成員也有這種需求來減少他們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如果壹個社會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很弱，那麽情況正好相反。Hofstede (1987)認為會計系統最好理解為減少不確定性的壹種方式。因此，在規避不確定性意識較強的社會，其會計制度往往比規避不確定性意識較弱的社會更加細致。比如中國很長壹段時間，各行各業，各種經濟業務都有相應的會計制度，幾乎每個細節都是規範的。即使在1993《企業會計準則》實施後，我國仍然頒布了13詳細的行業會計制度來指導會計行為和會計業務處理。企業會計在遇到新的經濟業務時，也是先找會計制度看有沒有相應的規範，如果沒有相應的規範，再找國家財政機關要規範，再做相應的處理。由此可見，中國會計文化中存在著明顯而強烈的回避不確定性的傾向，在中國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也可以看出這壹點。例如，在我國會計準則制定的方案中，在短時間內制定了30項具體的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幾乎涵蓋了會計業務的所有領域，目的是減少未來頒布實施時，由於經濟業務缺乏相應的準則而帶來的不確定性。
再如，我國分別制定了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的準則，對這兩個報表的基本要求、項目、結構、註釋等都作出了詳細具體的規範，並提供了相應的參考範型，直接指導會計人員的編制工作。這是中國回避會計準則不確定性的強烈文化特征的又壹體現。而美國和國際會計準則中對於資產負債表和利潤表都沒有相應的標準，相關內容也只是散見於其他會計準則中關於信息披露的內容，因為美國規避不確定性的意識相對較弱。
4.女性氣質比男性氣質更強
男性社會崇尚財富、競爭和成就，比如美國；女性社會崇尚和諧的關系，謙遜，關愛弱者和生活質量，如中國。中美在這方面的文化差異必然會影響兩國的會計準則。比如，中國的“員工福利”準則主要規範的是企業為其職業提供的各種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等附加福利，而美國的會計準則只規範員工養老金，由此可見兩者的差異，而這種差異與兩種文化中對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強調不無關系。因為中國文化偏愛中庸之道，主張“和為貴”，註重以中庸之道協調員工與企業、員工與社會、甚至員工之間的關系和矛盾，即使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經濟中，企業也必須為員工提供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等福利，以縮小貧富差距，穩定人心，促進社會穩定和發展。相反，美國社會更喜歡優勝劣汰，金錢至上。所以企業除了給員工提供合理的工資和養老金，很少給員工提供其他福利。員工的社會保險和住房費用都是自己交的，企業不再承擔。當然也不需要制定相應的會計準則。
5.專業性低。
早在19年底和20世紀初，美國就開始建立會計職業團體，致力於會計職業的有序發展，從而奠定了美國會計保持高度專業性和自制力的基礎。現在美國的會計準則都是由自己的私人會計專業團體制定的，大量的經濟業務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專業判斷來處理，這對其會計準則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與美國相比，我國會計的專業化水平明顯偏低，無論是會計職業的自控能力還是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都遠遠不夠，反過來只能遵循法律法規和法定管理制度的要求。比如，我國會計行業的職業管理是由財政部(即官方)具體管理的，不是民間自律的；我國的會計準則也是由財政部制定，而不是由民間制定，這與我國會計職業化水平不高有直接關系。至於中國會計準則與美國和國際會計準則的差異是由於中國會計專業水平低造成的，比如中國會計準則規定的收益計量方法只能采用總價法，而美國既允許總價法也允許凈價法，而國際會計準則只允許凈價法。我國之所以不采用凈價法，是因為如果采用凈價法計量收入，依靠會計人員的專業判斷能力提前估計未來的現金折扣、銷售折扣、銷售回款等比較復雜，按照我國目前的會計專業水平很難做到。比如，我國在計量承租人的融資租賃資產和負債時，不考慮折現因素直接記錄租賃付款的原值，而美國和國際會計準則規定要考慮折現因素，要記錄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也是壹個道理。6.強調統壹性。
如前所述，中華文化崇高的集體主義，以集權的等級管理結構維系政治、經濟和人際關系，強調“仁、禮、忠、孝”和“敬而遠之不如從”，都體現了中華文化更喜歡整體的統壹性，而不是個體的靈活性和主動性。體現在會計制度或會計準則上，要求不同企業會計實務的統壹和不同時期會計方法的壹致，留給企業因地制宜進行會計處理的空間很小。中國會計改革前實行的統壹會計制度就是這種文化現象的翻版；會計改革後，雖然希望給予企業會計人員壹定的靈活性，但在實踐中很難擺脫這種文化影響。如《企業會計準則》在界定其適用範圍時，規定該準則“適用於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企業”，同時規定“會計處理方法應當前後各期壹致，不得隨意變更”，明顯留下了“大壹統”中國文化特征的烙印。相對來說，美國會計準則只適用於股份公司，其他類型的企業可以參照會計處理，但不是強制性的。美國對會計方法選擇的壹致性也持靈活態度。美國在其第二系列財務會計概念公告中指出:“在會計期間，會計原則從壹個時期到另壹個時期的壹致應用，如果走得太遠，就會阻礙會計的發展。對於壹種偏好的會計方法，在做出改變時總是需要犧牲壹致性，但不做出改變，會計就不會發展。它認為，只要會計改革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就應該允許。美國文化註重個性發展，註重個人的主動性和靈活性，由此可見壹斑。
7.偏好的保守性
在壹個國家的會計文化中，會計人員是偏好穩定還是樂觀，無疑會影響會計業務的處理和會計準則的制定。那麽，中國文化的特點是保守還是樂觀？從“居安思危”、“凡事預則立”等觀念來看，中國人的儲蓄率遠高於當今其他國家，這從不同側面反映了中國人偏好穩定而非樂觀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推斷，我國會計準則應體現穩健性原則，規範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報告和會計方法的選擇，以呼應我國的文化特色。但從我國具體的會計準則來看，雖然有些規範體現了穩健性原則(如固定資產允許采用加速折舊法，研發費用在發生時全部計入期間費用等。)，總體上穩健性原則不足，甚至很多會計處理方法違背穩健性原則，明顯“樂觀”。例如，中國不確認類似非貨幣性資產交換中的損失，收入確認的條件比國際會計準則中的條件更廣泛。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不計提壞賬準備。這說明中國的會計準則在這方面受文化影響並不大，另壹方面主要受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但我們相信，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的穩步發展和市場發展的成熟，會計準則必將在中國再現保守主義的文化精髓。
8.保密勝過透明。
總的來說，美國文化是公認的透明、開放、開放的典範，而中國文化是含蓄、神秘、內斂的樣本。這種文化差異直接體現在中美會計信息披露的懸殊上，即中國會計準則要求披露的項目較少，而美國要求披露的項目較多且非常詳細。例如，中國的收入準則要求在會計報表附註中披露收入確認時采用的會計政策，而美國也要求披露正常和經常性收入以及非正常或偶然收入；美國的利潤表包括停止經營、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會計估計變更的影響等項目，而中國的利潤表不包括這些項目；又如，美國不僅要求披露計入當期損益的研發金額，還要求披露研發協議的相關信息(包括重復條款、各期發生的成本和利潤等。)，而中國不要求披露後者。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傳統的特點及其對中國會計準則制定的影響(當然，以上觀點還需要進壹步的實證驗證)。接下來我們就用會計文化觀來分析壹下目前我國會計準則制定中出現的壹些原則。
1.論穩健性原則在我國會計準則制定中應用的動搖
近年來，關於我國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對穩健性原則應用的態度，壹直存在諸多爭論和較大分歧。從純文化傳統的角度來看，我國在制定會計準則時應充分體現穩健性原則，而從我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形勢來看，我們並不具備穩健性原則普遍適用的充分條件(尤其是宏觀和微觀經濟條件)。這兩個因素相互作用，決定了我國在制定會計準則的過程中，具體到每壹項經濟業務，只能權衡兩方面，看孰重孰輕，再下結論。但是，在現行會計準則的實際制定過程中，往往受到政治、經濟甚至文化因素的影響，這就決定了我國現行會計準則總體上是穩定的、不充分的。
2.論實質重於形式原則的應用。
實質重於形式，這是美國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在制定會計準則時作為壹項重要的會計原則。但在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中並未將其列為壹項會計原則，也很少看到該原則在具體會計準則中得到貫徹。對於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國內外的態度大相徑庭，令人費解。我們認為，如果從文化角度探究原因，或許能得到壹些啟示。眾所周知，實質重於形式，也就是說我們在處理經濟業務時，除了要關註其法律形式外，更要關註其經濟實質。換句話說，我們應該根據會計的本質而不是法律形式來處理會計。顯然，采納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應該賦予會計人員更大的自主權和主動性，要求會計人員具有更高的職業判斷能力，要求社會以風險為導向。而我國崇尚集體主義、集權程度高、規避不確定性意識強、職業化水平低、強調統壹性而忽視靈活性等文化特征，使其難以滿足應用實質重於形式的前提條件，因此會計人員只能或只能尋求遵循經濟業務的法律形式進行會計處理。這可能是中國輕禪的本質比形式會計的原則更重要的文化原因。
3.學習國際會計慣例與堅持中國特色的關系。
毫無疑問，中國文化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文化之間存在許多差異，而且這些文化差異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都難以消除。如果我們承認文化傳統會對會計人員的價值取向和會計準則的制定產生影響，那麽我們也不能否認不同國家的會計準則會存在差異。換句話說，中國的會計準則可以接近國際會計慣例，借鑒國際經驗，但不能等同於任何其他國家的會計準則或國際會計準則。在中國的會計準則中，會保留壹些由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決定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會計理念和會計處理方法。
需要註意的是，本文只是對中國會計準則制定中的問題和特點給出了壹個文化上的解釋，並不是壹個結論性的意見。因為在實踐中，會計準則是壹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的政治、經濟等因素對會計準則的影響往往大於文化，所以我們對會計準則的文化解釋並不壹定代表壹種可行的、必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