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票號被稱為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英語中票號被稱為“Shangxi Bank”。今天我們更多關註的，不是它們輝煌的業績，而是它們在歷史長河中曾走過的興衰成敗，留給後人的思考。
山西票號存在的歷史背景
票號，又稱為票莊或匯兌莊，是舊中國的壹種信用機構。
明末清初匯票作為匯兌的工具已有流行。乾隆、嘉慶以後，由於埠際貿易擴展，匯兌業務發展迅速，專營匯兌的票號應時產生。道光初年山西平遙縣日升昌顏料莊改組為日升昌票莊是最早的壹家。其後，平遙、祁縣、太谷三縣商人繼起，將原來由商號兼營的匯兌業務劃出或重新集資設立票號。形成山西人獨占的壹大新興行業，通稱山西票號。外國人稱之為山西銀行。
票號的產生同其他事物壹樣，是由主客觀條件決定的。就客觀條件——即背景來說，是在明末清初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中和民間書信不通的歷史結束的時刻產生的。具體來說是：明末清初，中國資本主義有了壹定的發展，工商業進入工場手工業和大商業發展階段，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實現了分離；商品經濟的進壹步發展，工商業出現了自有資本與生產經營所需資本不平衡的矛盾，即經營資本的困難。工商業為尋求解決資本困難的途徑，企業之間相互以商品形態提供信用，從而發生了商業信用，並有了工商匯票的流通；商業信用可以調節某些企業的暫時資本困難，但充其量不過是工商業自有資本的充分利用，並不增加工商業資本的總量，所以商業信用不能完全解決工商業經營資本的困難，向社會提出信用支持的需求，從而在康熙、乾隆年間發生了銀行業——賬局，為工商業發放貸款和辦理存款。賬局發生於京城、冀、晉等地區。沒有賬局的地區，江南典當鋪為糧、棉、絲商人押物貸款；廣州上岸，外商借款給華商。這說明，工商業經營資本困難和需要社會提供借貸的普遍性。典當鋪雖“子息取輕”為糧棉絲商提供貸款，但它最後並未轉化為銀行。
乾隆嘉慶以來，商品生產和商品量都有了相應的發展，因此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發展較快，年度之內有大量的貨幣在各城鎮間流轉，依舊沿用著起鏢運現的結算方式。按說，大量貨幣的運來運去，商人是會要求改變運現方式為匯兌方式的，可是賬局只經營存款業務而不經營匯兌業務，故而賬局只設在壹城壹地沒有分支機構。這是因為，國內民間尚處在書信不通的歷史時代，故不具備經營匯兌業務的條件。
嘉慶道光年間，伴隨商品經濟的發展，大商業普遍實際著總分號制，以及出外經商做工人群增加，通訊成為社會的普遍要求，從而促成民信局的產生和發展，結束了我國民間書信不通的歷史，為銀行業經營異地匯兌業務是供了條件。民信局由浙江寧波商人創辦和主要經營，發生於“嘉道年間”，傳遞書信之外，也捎寄包裹和少數銀錢。民信局實行分支機構制，壹家信局在許多城鎮設莊，壹個城鎮有民信局幾家到壹二十家，故而能郵通天下。
這就是票號產生的最主要的背景。在這種背景下，山西平遙縣商人繼承工商匯票的經驗，於19世20年代（或道光初年）創辦了中國第壹家山西票號——日升昌。
山西票號邁向輝煌的成功經驗
壹、 明確的產權和公司治理結構
晉商當然不懂什麽現代企業理論，但票號作為壹個企業，其制度設計卻與這套理論有許多不謀而合之處。
現代企業理論強調，企業的效率來自產權明晰，而且最有效的產權形式是股份制。票號實行的正是股份制，票號的資本稱為銀股，分為正股與副股。正股是原始股，即初始的投資，通常由多個投資人出資。每股高者有1萬兩銀子，低者有2000兩銀子，中間有5000兩銀子。股東多者有20多個，少者也有近10個。例如太谷誌誠信***有21個股東。在這些股東中有壹家最大，稱為大東家。正股中還有倍本銀和護本銀，由原有股東所分的紅利轉化而來，以便增加資本，防範風險。正股不拿利息，只參加分紅。銀股中的副股是由東家、大掌櫃及其他高層管理人員的分紅轉化為股份，但副股只拿利息，不參與分紅，相當於向票號的貸款。由這種資本結構可以看出，它已經具備了現代股份制的兩個特點。股權多元化和股權相對集中。在票號中代表所有者決策的是大股東，其他股東僅是參與分紅。
票號實行完全的兩權分離，即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東家作為所有者只管兩件事：任命大掌櫃（總經理）和主持3-4年壹個賬期的分紅，不參與票號的經營與管理（山西人把這種東家稱為“甩手掌櫃”）。有些票號在東家與大掌櫃定的合約中還明文規定，東家平時不準去票號，不能向票號推薦人員，東家的三爺—少爺（兒子）、姑爺（女婿）、舅爺（小舅子）——不準進票號從業。這些規定旨在限制東家對實際經營管理的幹預。東家最主要的責任就是選壹個德才兼備的大掌櫃，然後全權授權經營。這體現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則。這種全權授權使票號出現了壹批極為優秀的職業經理人。在這種委托——代理關系下，東家承擔無限責任，大掌櫃有經營管理實權，但不承擔經營中的風險。這也決定了東家在選擇大掌櫃時是極為慎重的。在票號的歷史上，選人不當的事基本沒有發生過。
在大掌櫃選定之後，就由大掌櫃選擇並組成自己的管理團隊。大掌櫃是票號經營管理的最高領導，全權處理號內外事務，既有決策權，又有執行權，包括內部制度的制定與執行、人員的選用、分號的設立與管理、資本調度及其它決策。大掌櫃下設二掌櫃，協助大掌櫃處理全號事務，尤其是內部制度實施以及員工的考勤、生活安排等事務。有些票號還設有三掌櫃，協助二掌櫃工作，主要負責櫃臺（即對外）業務。這三人屬於高級管理層，是票號管理團體的核心，但以大掌櫃為中心。
為了適應票號在全國甚至外國進行業務的需要，在總號之下又設分號（亦稱分莊）。分號的設立由大掌櫃決定，人員由總號派出。但分號並不獨立從事業務，僅僅是整個票號這盤棋上的壹個棋子。其業務由總號調度，也不單獨考核分號的業績。這表明，票號采用了垂直式管理的集權組織模式。這是因為票號的原則是“酌盈濟虛，抽疲轉快”，以加速資本的流轉與運營。業務多為“南銀北存”，即吸收北方達官貴人的存款，到南部商業發達地區放貸。票號實行垂直式集權管理與它們的業務特點是壹致的。這就是現代組織行為學中所講的戰略目標決定組織架構。
二、采取科學的內部管理制度
票號在全權授權經營的治理結構下，沒有出現過銀號經理人貪汙、攜款私逃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這在世界企業史上也是壹個奇跡。這個奇跡的出現首先在於有壹套嚴格的管理制度。這套制度包括對員工的管理，財會制度、防偽制度，以及相應的督察制度。
票號中對員工的管理是極為嚴格的。這包括進入票號要有鋪保（由與票號有業務關系的店鋪提供擔保），擔保者對被擔保者負全責，以及嚴格的規章制度。票號要求員工“重信義，除虛偽；節情欲，敦品行；貴忠誠，鄙利己；奉博愛，薄嫉恨；喜辛苦，戒奢華。“這種要求還明確為“十不準”：不準攜帶家屬，不準嫖妓宿娼，不準參與賭博，不準吸食鴉片，不準營私舞弊，不準假公濟私，不準私蓄放貸，不準貪汙盜竊，不準懈怠號事，不準打架鬥毆。違反者開除，不僅本票號，而且同行亦永不錄用。這種對人的管理強調了員工的身份等級和對員工的人身控制。也許它不符合現代以人為本的觀念，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允許的，也是有效的。
票號有壹套相當完善的財務制度。晉商的簿記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創立的龍門賬。它把全部商業活動按性質、渠道劃分為進、繳、存、該四類，分別設立賬簿核算。“進”指全部收入，“繳”指全部支出，“存”指包括債權在內的全部資產，“該”指包括投資在內的債務。其原則是：進壹繳二存壹該，或者該十進二存十繳。賬目的平衡稱為“合龍門”，故有龍門賬之稱。這壹套會計賬目在本質上類似意大利人創立的會計體系。票號的財務賬目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但賬目更為詳細。賬目總體上分為作為原始記錄的流水賬，分門別類的分類賬（這種賬按門類又分為20余種），以及記載現金來往的現金賬。同壹筆經營活動分別記入不同賬目中，互相核對就可以防止內部人貪汙等行為。1879年山西大旱，有外地捐款1萬兩由三晉源匯至太原的壹家小票號百興源，官府未及取出，被該號王鑒、車躍龍、賈世源私吞，此事在1883年查賬時查出。這表明票號的財務簿記制度是有效的。
票號實行“認票不認人，見票即付”的原則。為了防止假冒設計了壹套防偽制度。這套制度包括精心印制匯票，如蔚泰厚的匯票由平遙壹處印制，綠線紅格，並有水印“蔚泰厚”三字；票紙有數，如有報廢必報總號備案；書手固定，由壹人書寫，筆跡可辯；附加暗號，這種暗號類似今天的密碼，又稱密押制，其原則是“月對暗號，日對暗號，銀總暗號，對自暗號。”用“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這十二個字分別代表12個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這30個字代表30天；用“生客多察達，斟酌而後行”代表1到10，用“國寶流通”代表萬千百十。對自暗號是再加壹個暗號，如在匯票上寫“謹慎生盤”。這種暗號還定期更換，以免泄密。這種制度既保證了業務暢通，又防止了外部人造假詐騙。
為了保證這些制度的實施，票號中還有相應的督察制度，包括分號定期向總號匯報工作，既可以使總號了解各地情況，便於決策，又可以考察下面的工作，還包括總號派人去下面各分號考察業務和員工的業績、紀律等狀況。
這些制度保證了票號的成功。
三、註重對人才的培養和有效的激勵機制
制度要人執行，業務要人去做，企業說到底還是要有德才兼備的人。鼓勵這些人去努力工作要靠激勵機制。票號的成功亦不例外。
票號的用人原則可以概括為三條：用鄉不用親，即所有人員壹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鄉親關系實現同心同德；德才兼備，尤其重視職業道德；必須有鋪保，作為對員工的壹種制約。
在票號中最重要的是大掌櫃。大掌櫃由東家親自選定。東家對大掌櫃人選要多方考察，包括若幹次面談。東家對德才兼備的人才極為重視，發現人才不惜代價。在晉商票號中有壹批優秀的職業經理人，如日升昌的雷履泰、蔚泰厚的毛鴻翎、蔚豐厚的李宏齡、大德通的高鈺等，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相當優秀的。
票號的管理骨幹都是自己通過學徒制培養出來的。在選拔時就十分嚴格，如誌誠信招收學徒的標準是：15-20歲之間，身高5尺，家世清白（三代無從事不良職業者），五官端正，毫無殘缺，語言清晰，口齒伶俐，舉動靈敏，善珠算，精楷書，與票號有業務關系的店鋪擔保。進號要經過面試與筆試。學徒為期3年。第壹年幹雜活，以考察品德為主；第二年學習業務，包括文化、寫字、珠算、票號業務、騎馬、蒙古語等；第三年跟師傅跑業務，在實踐中學。票號內的許多中高層管理人員都是這樣壹步步提升上來的。他們忠於票號，忠於職守，且精通業務，保證了票號成功。
票號極其重視激勵機制。員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給制、薪金、休假以及獨特的身股制。員工除假期外平時吃住在票號內，壹日三餐水平相當高，衣著或由票號發，或給以現金補貼，日用品和度假的旅費亦由票號支付。薪金是讓員工養家的，壹般學徒期滿後即可領取，從年薪2兩或4兩銀子起，最高可至100兩銀子。據太谷協或乾的記載，100兩和10兩以下者並不多，70兩者占員工的三分之壹。這在當時已可維持小康的生活水平。
票號中最有特色的激勵機制是身股制。身股制就是全員分紅制，它把票號的整體利益與員工的利益緊密聯系在壹起，使員工為票號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票號員工還有休假待遇。
這些有效的選人、培訓人和激勵機制也是票號成功的重要原因。
山西票號走向衰敗的主要原因
壹、戰爭、貨幣、政治是影響票號興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因素
從全部中國近代金融歷史的發展演變來看，戰爭、貨幣、政治(政策)是影響金融業興衰存亡的三大外部原因。
票號的發展在“八國聯軍”侵入和辛亥革命風暴中受到的戰爭炮火和政治變革的猛烈沖擊，對它造成了巨大創傷乃至致命打擊。庚子之變後，山西票號雖還有過壹次恢復性的興隆，但這終究不過是“回光返照”，內部受損壞程度已經相當可觀，勉強支撐了10年，到武昌起義成功，清朝統治被推翻，民國政府成立，它所有的特權和優勢均不存在，就再也支撐不住這壹大廈的傾塌。
政治變革對金融業影響如此之大，但為什麽性質相似的上海錢莊並沒有因此而全面崩垮。這是因為錢莊並不象山西票號那樣依附於清朝政府。票號結納官吏，與政府關系密切，壹旦革命爆發，政府的存款、匯款停止，匯兌協餉等無法再承做，資金來原斷絕，而另壹方面貸款不能收回，貸款只重個人信用不講究物質抵押的風險完全暴露出來。既喪失了營業基礎，又復遭受巨大的賠累和虧損，等待票號的就只有淘汰和消亡的命運。
再上溯到太平天國時期，因戰爭阻滯，使各省應解京都的銀兩銀元無法運到北京，清廷才允許票號承匯官款，這實際是為票號帶來了新機遇。它由此擴大了營業規模，並由此建立和加深了與政府及官吏的特殊關系，票號又興盛了數十年。說結納官吏、與現政權關系密切是它興盛的原因，也是它終於消亡的根緣，是合乎邏輯的推斷。
二、 山西票號制度不可客服的局限性
山西票號走向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原因很多，有太平天國的影響，有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打擊，有甲午戰爭的摧殘，有外國銀行的排擠，也有自身內部的競爭。然而，很重要的壹點，甚至是最根本的壹點在於，山西票號的制度中，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以致於不能適應此後社會的發展。這種局限性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山西票號壹般均采用無限責任制，這是其衰敗的主要原因之壹。實行無限責任制，就意味著資本家以其全部的家產做為票號債務的擔保。壹旦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資本家極可能壹貧如洗，永世不得翻身，這使得其抗風險能力十分薄弱。而且，它實行聯號制，與其它的產業有密切聯系，更增加了導致其經營風險外部因素的多樣化與復雜化。票號壹旦破產，涉及面極廣，會影響許多其它股東和工商業實體。
第二，山西票號雖然做到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卻沒有形成更為科學合理的票號內部權力均衡機制。在總經理負責制的家長制特色下，總經理會擁有威脅到票號前途、從而威脅到股東利益的權力，但股東則只能依靠解聘做為懲罰手段。這種二元的權力制約機制很難達到壹種合理的均衡。在以後的發展中，由於封建制的影響，沒有能夠進壹步向三元制極力制衡結構發展，也正是其制度的失敗性所在。
第三，各個票號各自為政，難以聯合起來組成具有較強抗風險能力的大金融集團，而且資本量小，所以競爭力就很弱，無法與後起的銀行抗衡。各票號由於顧及到自身的利益，只把其他票號作為競爭對手對待，很難產生壹種向心力。同時，由於單個的票號資本小，但業務量小，在采用無限責任制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經營危險。所以，加上清末這個戰亂紛爭的時期，其迅速倒閉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
另外，山西票號總部偏居壹隅，信息占有量少，反應遲緩，也是它的弊端之壹。它與封建官僚集團千絲萬縷的聯系， 使得其受政局影響也很大。這壹切就成為山西票號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到清末，時代發生大變動，而舊式票號卻依然只看到票號表面的繁榮，沒有能主動地順應社會改革對近代沿海銀行管理體制進行積極借鑒，以求自存，進行自我革新。這樣，山西票號終因守舊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而為時代所淘汰。
票號存在的歷史不到100年，真正的輝煌也就是30多年。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我們也不能希望票號成為現代企業，它有其本身無法克服的時代局限性和弱點。許多使它成功的因素也成為使它走向衰亡的因素,但票號這位“鄉下祖父”的許多做法仍值得我們借鑒。越走近票號，妳就越會覺得它是壹筆可貴的精神遺產。
參考書目
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商務印書館，上海，1937。
楊端之：《清代貨幣金融史稿》，三聯書店，北京，1962。
孔祥毅：《金融貿易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98年6月版。
黃鑒暉：《山西票號史》，山西經濟出版社1992年8月版。
陳其田（臺）：《山西票莊考略》，華世出版社 “中華民國67年”2月臺壹版。
張國輝：晚清錢莊和票號研究[M].中華書局，1989.
明代會票制度和山西票號的關系[A].山西地方研究[C].第二輯。
五、賬簿制度
組織完備，登記詳密。賬簿多至十幾種 萬金賬（東夥開辦合同、股利分配等）、 流水賬（借貸、匯款、雜支、匯費、利息，與各 莊來往匯款）、 老賬（即流水分類記）、 浮賬（即活期存款）、匯兌賬、存款賬、 放款賬及各地往來總賬、本埠往來總賬。我國會計發展史
同世界上許多國家壹樣，我國的會計發展經歷了原始記錄計量、單式簿記和復式簿記三個主要的階段。大約在西周王朝前後，我國進入了單式簿記階段。
根據《周禮》記載，早在西周時代，就已經建立起壹套完整的會計工作組織系統，有"司會"、"司書"等會計官員專門從事會計工作。職內、職歲和職幣等會計官員分別記錄收入、支出和結余會計賬簿。並建立了定期會計報表制度、專倉出納制度、財物稽核制度等。
東漢及以後，我國逐步形成了壹套以"四柱清冊”為核心的記賬算賬會計方法。在11世紀，中國的會計方法在當時世界上依然具有先導性作用。
進入12世紀後，南宋的"審計院"設置，以及明朝的"都察院制度"、財物出納印信勘合制度、黃冊制度，以及繼承兩宋之制所實行的《會計錄》編纂制度與錢糧"四柱清冊"編報制度等，也依然閃爍著中式會計的歷史光輝，為世界會計史研究者所肯定。
公元1O世紀至15世紀中葉，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和資本經濟萌芽在沿海地區的出現，中國的民間會計也有了壹定發展，在此期間，不僅以"四柱結算法"為核心的中式會計的方法體系建立完善，而且賬房組織制度已經形成，故中式會計在當時世界會計發展史上依然占有壹定地位。明末清初還出現了以四柱為基礎的"龍門賬法"和"天地合賬法"等記賬方法。
從15世紀中葉起，中國開始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科學技術方面落後於西方國家，自此，文明古國的會計占主導地位的時代過去了，近500年左右的世界會計史壹直朝著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方向發展。新中國建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會計在吸收西方會計精華的同時，自身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假以時日，中國會計壹定能重現歷史的輝煌。
考察百年的會計歷程
時無論遠近，地毋分南北，凡粗通會計者，成知會計言行在記賬、並賬事務上；
計較世紀的會計結果：
民弗別內外，人莫辨長幼，凡研習會計者，皆曉會計思維於復式、平衡關系間。
國仿效會計常用公式之形式，草擬會計演變進程及其成就之構成要素，計六項，曰：
會計實績：在特定時日反映出的通過專業行為取得的會計工作成果，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的專業貢獻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影響的綜合狀態。
會計學術：指導會計行為的專業理論。
會計規範：制約會計行為的專業行事標準。
會計變革：壹定時期內會計行為綜合變化的結果。
會計進步：促進會計取得優異成果，為社會經濟提供良好貢獻以及由此產生積極社會影響的會計專業行為。
會計弊端：阻礙會計取得工作成果，為社會經濟提供劣質貢獻以及由此產生消極社會影響的會計專業行為。
在上述六要素中，會計實績、會計學術、會計規範等要素、從靜態方面反映著特定日期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會計狀況，代表了特定日期會計的壹般水平。會計實績狀態與同時的會計學術、會計規範水平相匹配，特定的會計實績狀態為與之同時存在的會計學術、會計規範水
平所制約，而會計學術、會計規範則決定著同時的會計實績狀態。其中：會計學術的豐富、發達程度在專業理論和技術意義上引導、指導會計行為的發展趨勢，從而決定著同時的會計實績狀態；而會計規範的涵蓋、健全程度則在行事標準和操作依據意義上約定、判斷會計行
為的正確和有序，從而決定著同時的會計實績狀態。上述諸要素間的相互關系可表述為：
會計實績=會計學術十會計規範
六要素中的會計變革、會計進步、會計弊端等要素，從動態方面反映著壹定時期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會計發展狀況，代表了壹定時期內會計的變化程度。會計變革情況取決於同時期的會計進步和會計弊端兩要素的***同作用，壹定的會計變革結果被與之同期存在的會計進
步、會計弊端程度所左右。其中：會計進步在促進會計為社會經濟發揮積極作用的意義上，推動著會計與社會進步相適應地同步健康發展，從而決定著同期的會計變革情況；而會計弊端則在阻礙會計為社會經濟履行應有職能的意義上，導致會計與社會進步不相適應，甚或出現與社會發展相背離，從而決定著同期的會計變革情況。上述諸要素間的相互關系可表述為：
會計變革=會計進步—會計弊端
縱觀百年的會計歷程，會計的每壹進、退步伐，無不驗證著上述諸要素的存在及其相互關系。例如：20世紀30年代，面對著社會經濟的迅速變化，植根於長期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中式簿記面臨著西式復式簿記嚴峻的挑戰和沖擊。有鑒於此，會計界的有識之士發起改良中式簿記運動，對傳統的中式簿記首次考察其歷史，分析其現狀，肯定其可用，剔除其不利，並參以西式復式簿記的精華，形成對中式簿記的系統總結與改良，重塑為集中式、西式簿記長處於壹身的改良中式簿記。壹時間，習者似潮，從者如流，亦為後來推行西式復式簿記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此乃由會計進步而致會計變革修得善果、及致會計實績獲積極狀態之證明。再例如：20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歷經十載，社會生活失序，人民思維單壹，法治蕩然無存，經濟瀕於崩潰。於會計領域：理論研究空白，規範大破不立，運行秩序失調，操作缺依乏據，基於此，會計幾致癱瘓。此乃由會計倒退而致會計變革終獲惡果、累致會計實績處消極狀態之證明。
古訓有雲：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李世民《舊唐書。魏征傳》）；故典言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戰國策。趙策壹》）；西哲亦稱：讀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F.Bacon《Essays》）。值此世紀更替之際，反顧百年會計歷程，咀嚼個中辛甘滋味，以此告慰昨天、啟迪來日，堪為益事！
今試以百年會計進程為對象，揭其犖犖大者，赫赫顯者，借用世紀憑證、世紀賬簿和世紀報告的形式，連綴成文，以為中國世紀會計之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