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又稱《詩三百》，是我國第壹部具有濃郁的現實主義風格的詩歌總集，收錄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6世紀）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311首，其中6篇有題目而無內容，可能為當時的笙詩，因此後人取其整數，稱之為“詩三百”。先秦時期，《詩經》稱為《詩》，西漢時《詩》被儒家辟為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此外，由於西漢學者毛亨、毛萇師徒曾對《詩經》作過詳實的註疏，因此後世通行版的《詩經》又稱《毛詩》。
《詩經》的作者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作者生活的地域主要是黃河流域，即西起今甘肅東部，北到河北西南，東至山東，南及江漢流域的古中原地區。
關於《詩經》的集結，歷代說法眾多，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種主流的說法：
其壹，王官采詩說。該說法最早見於《左傳·孔叢子·巡狩篇》，其中載說：“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謠，以觀民風。”因而有人據此推斷，當年周天子為了了解民情，常常在農忙時派出專門的使者到全國各地采集民謠，再由史官匯集整理後獻給天子，當時的采詩官被稱為“行人”。而其後的《漢書·食貨誌》也載說：“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西漢學者劉歆在《與揚雄書》中也稱：“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
其二，公卿獻詩說。該說法稱，當年周天子為了考查各諸侯國的民風和國君政績的得失，“考其俗尚之美惡”，下令諸侯獻詩。比如《國語·周語》載說：“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師箴，瞍賦，曚誦。”
其三，孔子刪詩說。該說法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其中載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意思是說，孔子在世時，當時社會上流行有古詩3000余篇，後來孔子根據禮義的標準編選了其中305篇，編成《詩經》。而對於這壹說法，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彜尊、清代魏源等均持懷疑態度，理由是，《左傳》中記載，孔子不到10歲時就有了定型的《詩》書。比如，公元前544年魯國的樂工為吳公子季劄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
綜合以上三種說法，現在我們通常認為，《詩經》系當時各諸侯國協助周天子的史官采集而得，之後經由史官整理、樂師編纂配樂而成，後來孔子可能對其作過進壹步的整理。
關於《詩經》中詩的分類自古即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是指列位“風”、“大雅”、“小雅”、“頌”篇首的四首詩，這四首詩可以看作《詩經》的靈魂所在；“六義”則指與《詩經》息息相關的六個關鍵詞：“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詩經》截然不同的三種體裁；“賦、比、興”則是《詩經》中最主要的三種修辭手法。
“風”的原意是“風俗”的意思，這裏借指民謠，它是相對於“王畿”——周天子的直轄區的民歌而言的，包括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huì）、曹、豳（bīn），即今黃河流域之山西、陜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15個方國或地區的民歌，稱“十五國風”，凡160篇，為《詩經》的核心內容。可以推知的是，這些民歌收入詩經時，多半是經過了潤色處理的。
“雅”即是“王畿”音樂。周人稱“王畿”為“夏”，古代“雅”和“夏”通用。因此有雅樂壹說。此外，“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周人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的典範，猶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都是帶有壹種尊崇的意味。比如，朱熹在《詩集傳》中說：“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辭氣不同，音節亦異。故而大小雅之異乃在於其內容。”
“雅”樂按音樂的形式又可細分為“大雅”和“小雅”，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凡105篇。這其中，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類似民謠的作品，如《黃鳥》、《我行其野》、《谷風》、《何草不黃》等。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豐功偉績的。《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王國維說：“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說的就這類是祭祀音樂的節奏特點。“頌”分“周頌”、“魯頌”和“商頌”。其中，“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凡40篇。雖說頌是祭祀時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不過也有例外，比如魯頌4篇全是頌美活著的魯僖公，商頌中也有阿諛時君的詩。
“賦”，按朱熹《詩集傳》中的說法，“賦者，敷也，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說，賦是鋪陳敘事的，是最基本的表現手法。如“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即是直接表達自己的感情。
“比”，按朱熹的解釋，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屬此類。《詩經》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於變化。如《氓》用桑樹從繁茂到雕落的變化來比喻愛情的盛衰；《鶴鳴》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比喻治國要用賢人；《碩人》連續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膚，“瓠犀”喻美人之齒，等等，都是《詩經》中用“比”的佳例。
“興”，用朱熹的解釋，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為所詠之內容作鋪墊。它往往用於壹首詩或壹章詩的開頭。有時壹句詩中的句子看似比似興時，可用是否用於句首或段首來判斷是否是興。比如，《衛風·氓》中“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就是“興”。大約最原始的“興”，只是壹種發端，同下文並無意義上的關系，表現出思緒無端地飄移聯想。就像秦風的《晨風》，開頭“鴥彼晨風，郁彼北林”，與下文“未見君子，憂心欽欽”雲雲，很難發現彼此間的意義聯系。雖然就這實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時代懸隔才不可理解，但這種情況壹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現代的歌謠中，仍可看到這樣的“興”。由於“興”是這樣壹種微妙的、可以自由運用的手法，後代喜歡詩歌的含蓄委婉韻致的詩人，對此也就特別有興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陳出新，不壹而足，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的壹種特殊韻味。
《詩經》全面地展示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社會生活，真實地反映了我國奴隸社會從興盛到衰敗的歷史全貌：它不僅展示了古代勞動人民被剝削被壓迫的悲慘命運和他們的反抗鬥爭，也反映了沈重的兵役和徭役給勞動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它不僅忠實反映普通人的愛情和婚姻，也忠實地反映歷史上許多的重大事件。這壹切，對於我們考察周代的歷史、宗教、文化習俗無疑有很大價值。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詩經》其實就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大約五百年間社會生活的壹面鏡子。
孔子曾概括《詩經》的特色說：“詩三百，壹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並教育弟子誦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極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那麽何謂“思無邪”呢？後人註疏說：“蓋言詩三百篇，無論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於至情流溢，直寫衷曲，毫無偽托虛徐之意。”這裏的“思無邪”，就是“真情流露、毫不矯飾”的意思。這是無疑對《詩經》的最中肯的判詞，也是我們後人是理解《詩經》的關鍵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