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美國失去了前蘇聯這個對手，也令美國的間諜電影或特工電影暫時少了好用的歹角。韓國電影人就沒這煩惱，朝鮮仍然堅不可摧，更換了新領袖金正恩。韓國片《柏林諜變》的兩國特工對決，就以金正恩上場為故事開始的契機。
柏林在冷戰期間分為東西，既是壹個城市有兩個政權、兩種意識形態，西柏林亦是鐵幕下的自由孤島，名義上並非西德管轄範圍，只能靠空路及數條特定陸路，穿過東德領土通往西德。
壹九六壹年圍墻落成，既把西柏林進壹步圍困，亦阻擋了東德人向西逃的路線。英美的間諜小說及電影，很快便掌握到柏林於美蘇冷戰的特殊位置，柏林成為上世紀六十年代間諜片的最佳背景，壹九六五年有《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壹九六六年更有三部：《Funeral in Berlin》、《The Quiller Memorandum》及希治閣的《Torn Curtain》。柏林既被圍困，但同時是進入鐵幕的刺探，或從鐵幕投奔自由的窗口。雖然冷戰不在，《柏林諜變》的英文片名“The Berlin File”，有點向上世紀六十年代間諜小說及電影致敬的意味，“檔案”（file）壹字唿應另壹部英國間諜名片《The Ipcress File》，而片中的韓國特工，與美國中情局特工交換資料時，便用壹本John le Carre的小說作掩護，John le Carre正是《諜網謎蹤》（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及《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的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