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壹直維持在戰勝國制定的國際貨幣體制“布雷頓森林體制”下，當時實行的是1美元兌360日元的固定匯率。在經歷了經濟復興期（1949－1954年）後，日本確立了“追上並超過歐美”的戰略目標，采用“出口投資主導型高速增長”的戰術，終於實現了平均每年以10％遞進的“奇跡的高速增長”（1955－1973年）。與此同時，日本在這期間的批發物價也成功地保持在年平均上漲率為1％，這也引起了海外的驚訝。
正是這連續保持近22年之久的固定匯率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使得日本企業能夠長時期不必理會匯率的變化，將全部註意力集中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產品質量和擴大產品出口等方面，最終使日本產業獲得了重返國際市場的機會。由此日本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也由1946年－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到1956年－1960年的23.4％。
進入60年代以後，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出口貿易急劇增長。據統計，1961－1965年，日本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率為17.9％，1966－1970年為15.1％，幾乎為同期世界貿易增長速度的兩倍。1965年，日本對美出口和進口分別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28.3％和25％，並首次出現順差。1966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英國，1967年超過法國。在“依奘諾景氣”的1968年，日本的經常收支在1美元兌360日元的匯率下，出現了“長期的黑字”，GNP規模也超過德國，達到世界第二位。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與1960年相比增長了10倍以上，成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1971年，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僅分別相當於美國同期成本的56%、70%和68%。日本的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誌著日本“追趕型產業化”已經得以完成。日本的外匯儲備開始大幅度增加，日本終於進入“先進國家”的行列。
日本的長期黑字即意味著主要貿易國美國的赤字增加，被兌換的黃金數額也會增加。1968年，美國對外出口340億美元，逆差17億美元。美國為了降低貿易赤字，避免黃金大量流出，再三要求外國貨幣、尤其是日元對美元升值。然而日本沒有加以理睬。
1971年8月15日，在日本投降26周年紀念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單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和黃金的兌換，迫使日本和西歐先進國家提高對美元的匯率。這就是所謂的“尼克松沖擊”。緊接著，在同年12月，西方十國財政部長在華盛頓史密森博物館召開會議，決定將日元匯率提高16.88％，達到1美元兌308日元，並以此作為基準匯率，可上下浮動2.25％。以“史密森協議”為起點，日本繼續由固定匯率制向浮動匯率制轉換。被日本視為權威堅守的“布雷頓森林體制”就這樣被美國單方面廢棄了。壹般認為，這是日元升值中的第壹個階段。在發生“尼克松沖擊”的當年，日本經濟壹度出現衰退，增長率由上壹年的10.2％降低至4.3%。但是在固定匯率制下出現長期黑字的日本經濟實力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脆弱。日元升值16.88％後，日本並沒有陷入大蕭條。景氣在1972年1－3月期間達到谷底後開始回升。1972年日本出口的增長率仍保持在19％的水平，貿易順差達到51億美元。
此後，由於美國貿易逆差繼續擴大，美元匯率仍繼續下滑，1973年2月美國宣布美元對黃金貶值10％，日本也只得讓日元向浮動匯率制過渡。由此日元升值進入第二階段。可以說，日本由固定匯率改為浮動匯率，實非自己所願。日元匯率從固定匯率制過渡到浮動匯率制，是在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後才實現的。並且到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日本產業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這是日本有條件允許日元升值的強大物質基礎。而日本產業競爭力提高和出口增加主要靠本國企業的發展，日本企業的許多核心技術都是自己開發的，這也使得日本企業日後能夠承受日元升值帶來的壓力。盡管實施浮動匯率，1971年至1985年日元的升值過程還是比較平緩的，從1：315升至1：200的水平，這壹階段的日元升值並沒有阻礙日本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
從70年代初期開始，國際經濟形勢開始發生很大的變化。尤其是石油危機的影響致使各核心國為滯脹所困擾。日本在1974年和1975年的兩年內也受到“通貨膨脹”、“蕭條”和“國際收支赤字”這“三重困難”的困撓。面對這三個經濟困難，日本采取了嚴厲的金融緊縮政策，終於克服了由進口通貨膨脹引起的國產通貨膨脹，並使國內通貨膨脹率下降。
與此同時，日本進壹步加快了其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及高開放度的進程。其國際競爭力逐漸得以恢復，出口開始增加，並且完成了景氣恢復和經常收支的黑字轉換，經濟增長率開始穩定在4％－5％，成為最早擺脫“三重困難”的國家。
其中增長最為突出的是日本的汽車產業。由於日本汽車產業依靠合理化手段解決了石油危機造成的原料價格和工資的上漲，日本車的低生產成本和高質量使其出口迅速增加，市場占有率迅速上升。1975年，日本壹躍成為世界汽車出口的第壹大國。在日本車的大舉進攻下，歐美汽車企業的經營開始惡化，失業激增。於是他們設立了限制進口、出口自行限制等歧視日本的壁壘。盡管如此，1981年，日本的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聯邦德國僅為215萬輛，號稱汽車大國的美國當年也僅出口了69萬輛。汽車產業稱霸世界市場成為促進化學工業精細化的主要因素，同時也給日本的鋼鐵工業及電子工業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影響。
80年代前半期，國家及地區間的貿易收支和經常收支的不平衡顯著擴大。1985年，作為20世紀體系中心國家的美國，在出現1244億美元巨額貿易赤字的同時，又出現了所謂經常收支赤字與財政赤字並存的“雙胞胎赤字”。美國自第壹次世界大戰後75年來第壹次淪為純債務國，對外債權余額達到1119億美元。
而另壹方面，日本為適應石油危機之後資本積累條件的變化而推行的產業調整進行得非常順利，到了80年代則出現了巨額的貿易順差，1981年順差為87億美元，到1985年順差已增至461億美元，5年之間增加了近6倍，其中對美出口的增加率達74％。
美國的貿易逆差與日本的貿易順差的增大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美國的貿易逆差中近40％是在對日貿易中發生的。正是這樣壹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後長達數年的日美貿易摩擦。在美國底特律，失業者們被日本的進口汽車所激怒，搗毀並焚燒日本汽車以泄其憤。隨著日本經濟的日漸增長，這樣的事件在美國屢見不鮮。
在這壹過程中，日本政府對美國采取了“口惠實不至”的對外貿易政策，給本國產業發展爭取了更多的時間。仍以汽車為例。1980年5月，日美雙方達成鼓勵日本汽車企業到美國投資設廠的協議。但這個軟弱的協議對日本企業幾乎沒有任何約束力。1981年以後，盡管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行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失衡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仍在不斷擴大。到80年代中期，日本的經濟規模已有兩個德國那麽大，在汽車、鋼鐵、電子產品、機器人、半導體、液晶顯示器和其他工業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美國人更是驚呼日本的“威脅”。在這種經濟危機的壓力下，像尼克松壹樣，裏根政府也寄希望於利用匯率——以美元貶值來加強美國產品的對外競爭力，降低貿易赤字。
1985年9月22日，在美國的發動下，OECD七國財長與中央銀行行長在美國廣場飯店簽訂了日本人迄今仍耿耿於懷的“廣場協議”(Plaza Agreement)。其主要內容為，將美元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的比率在兩年內貶值30％，從而逼迫日元升值。此後，日元匯率開始迅速上升，進入了長達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這便是日元升值的第三階段。這期間日元大幅升值，在1985年到1996年的10年間，日元兌美元比率由250：1升至87：1，升值近3倍。1995年4月，日元曾壹度達到1：80的水平。廣場協議，開啟了日本企業的海外並購風與泡沫經濟的興起，後來被眾多學者公認為引發日本經濟衰退至今的罪魁禍首之壹。
走向泡沫
廣場協議之後，日元加速升值，1986年下半年，日元升值到1美元兌150－160日元。隨著匯率比價上升，日貨國際市場價格也大幅上升，這削弱了日本產品的競爭力，致使其出口增長減緩，對日本以出口為主導的產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日本的出口企業使出渾身解數維持生存。1985年10－12月期間與前壹年相比，出口呈負增長。1986年4－6月期間，名義出口額減少了19.5％，實際出口額減少了7.8％。由於出口的減少和進口的增加，日本經濟陷入了由日元升值帶來的不景氣，1986年的經濟增長率由前壹年的4.4％降低至3.0％。這就是所謂的“日元升值蕭條”。
到了1987年，美元匯率趨於穩定，日本終於擺脫了“日元升值蕭條”，經濟開始好轉，並於1986年12月開始了以“平成景氣”為開端的經濟上升，步入了景氣恢復的正軌，經濟回升開始加速，對外貿易增長迅速。1984年貿易規模超過了3000億美元，到1988年、1990年和1993年其規模分別擴大到4000億美元、5000億美元、6000億美元以上，且自1986年起，日本多數年份的貿易順差規模都保持在500億美元以上。日元升值並沒有給日本的對外貿易造成實際的負面影響，這成為壹個悖論，是學術界經常討論的熱門話題之壹。
強勢日元導致了日本勞動力成本急劇升高，國內物價飛漲。在這種背景下，為了降低成本，利用海外廉價的勞動力，大批日本傳統的制造業企業向海外轉移勞動密集型生產，而且這種趨勢越演越烈。不但日本大企業紛紛到海外投資辦廠，而且為這些大企業提供零部件的中小企業為了自己的生存，也被迫隨之向海外轉移。日本在海外的大舉投資，相應地縮小了國內的生產規模，致使國內產業空洞化現象逐漸加深。加速對外投資，同時也導致日本內需不足。長期以來，日本企業大量裁員，大批中小企業破產，這在壹定程度上造成國內失業率逐年升高。去年日本失業率已創下了5.4％的歷史最高水平，比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高出了兩三倍。
壹位專家認為，由於當時日本新興產業尚未成氣候，不能接替傳統產業挑起日本經濟的大梁，因此日本傳統企業大規模投資海外才會對日本國內的需求和就業造成很大的影響。而內需不足反過來又影響企業在國內的投資需求，最終形成惡性循環，這是致使日本經濟陷入長達十幾年的低迷狀態而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之壹。
“壹個國家的貨幣如果走強，自然就會有向外擴張的趨勢。如果碰巧利率又下跌，那就是火上澆油了。”
1986年，日本的經濟開始呈現下降趨勢。為了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日本大藏省和日本銀行試圖通過大幅降息等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維持國內經濟的景氣。這壹年，日本四次降低利率，累計調低了近2％，由1986年1月的4.5％下調至1986年年末的3.0％，使日美間的利息差由廣場協議時的5％縮小到2％。1987年2月，日本再壹次將利率降低至2.5％這壹聞所未聞的超低利率。
銀行利率的大幅下降，使得國內剩余資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產等非生產工具上。房地產公司利用低息貸款投機，搶購有限的城市房地產，致使日本的房地產價格瘋狂上漲，惡化了制造業的發展環境。城市土地價格的投機性上漲，成為投機性泡沫的基礎。土地成為銀行貸出巨額資金的抵押，這些資金又被用來購買土地或東京證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時，這些新獲得的土地或股票又被作為抵押從銀行裏獲得更多的資金。
與此同時，由於利率太低，日本銀行也向房地產市場和房地產金融公司等高風險和投機的借款人貸款，投向生產領域的銀行貸款急劇衰退，貸款投向的比重發生逆轉。到1990年，生產領域的貸款比重下降為25％，而非生產領域的貸款比重上升為37％。此期間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長率（以日元計算）每年只有5.7％，而股票（1986－1989年）、住宅用地（1987－1990年）、商業用地（1987－1990年）的價格年均增長率分別高達31.3％、14.41％和15.6％。“非生產領域的日資擴張引發了虛擬資產的價值膨脹，進而被高估，形成泡沫經濟。”企業、銀行和證券公司都被“泡沫”所包圍，這種狀態嚴重影響了實質經濟的正常循環，並為1990年的股市大跌、企業倒閉、泡沫經濟崩潰埋下了伏筆。
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I·麥金農認為，較低的名義利率給日本的貨幣政策設置了流動性陷阱，使利率工具失去了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通過貨幣政策這壹重要的調控工具已難以達到預期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恢復經濟就只剩下壹條出路，那就是讓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地產價格持續上升。泡沫經濟變成了救命稻草。日元升值最終誘發了泡沫經濟，並為日本宏觀經濟管理留下了後遺癥。
自廣場協議後的10年間，日元匯率平均每年上升5.2%。這意味著，如果國際資本在日本買入某壹資產，如股票、房地產、債券、日元），即使這壹資產沒有盈利，它也可以通過匯率的變化獲得每年5.2%的增值。在日元升值的早期，只有少量國際資本進入日本，買入日本的股票。此後日元升值，股票上漲，吸引了更多的國際資本進入日本。這進壹步刺激了日元的升值，使日本國內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再加上當時日本國內實行的是非常寬松的低利率貨幣政策，這些因素的***同作用刺激了日本的地價、股價及高級繪畫作品等的價格持續看漲。價格的持續上漲，助長了投機行為，最後終於在1988年到1989年間發生了無法用其本身條件來解釋的飛漲。
“搭著樂隊的車子吹吹打打著行進，好奇的人們跟在後面探尋究竟，看到車子和有人跟著，更多的人因好奇而加入，終於毫無理由地跟在車子後面的人越來越壯大。”對日本這個時期的投機現象，日本金融專家鈴木淑夫做出了這樣形象的解釋。
1987年7月，凡高的名畫《向日葵》被運到日本。同年10月23日《日本經濟新聞》這樣報道：“……今年是高額繪畫作品的進口高峰年。至8月為止，繪畫的進口總額已創歷史最高紀錄，從歐美進口的繪畫作品的平均單價達到538萬日元，約為去年的3倍……”
與此同時，日本的股市和房地產雙雙創出了令人咋舌的戰後最高紀錄。1989年底，日經平均股價上漲到38915.87日元的歷史最高水平。當時日本流行這麽壹種說法，“工薪族投資家枕著股票睡覺過年，辦公室小姐抱著股票海外旅行”。
1986－1989年，東京市中心地價提高了2.7倍。如果將東京23個區的土地全部賣了，可以買下整個美國。1988－1990年的3年間，大阪、名古屋的地價，在住宅地皮公開價格上分別暴漲了2.2倍和1.6倍。許多人認為，日本房地產的泡沫始於東京原宿表參道土地價格的暴漲。表參道曾經只是壹條昏暗幽靜的小路，但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這兒逐漸發展成為壹條繁華的商業街。在此之前，原宿表參道的地價為壹坪（相當於3.3平方米）2、3百萬日元，但到80年代末，壹坪已上漲至數千萬日元。
此外，日元的大幅升值還使日本人手中的日元資產價值猛漲，助長了全社會虛假的繁榮現象。1990年，日本人均GNP和資產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資產凈收入國、頭號債權大國和金融大國，“日本人開始升起了走向全世界和買下全世界的萬丈豪情。”他們將其巨額海外投資轉向美國國債和房地產，開始大量購買美國企業，購買帝國大廈，購買夏威夷的不動產，以至於美國人驚呼日本人在“購買美國”！
1989年9月，索尼公司以34億美元的高價買下了哥倫比亞影片公司，後更名為索尼影像娛樂公司。松下電器產業公司則購買了美國音樂公司。三菱公司購買了洛克菲勒財團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廈。為了避免美國輿論的沖擊，三菱集團與洛克菲勒集團簽訂了“購買80％股份的秘密協議。”在夏威夷，每到旅遊旺季，飯店裏的常客大約有壹半是日本人。還有壹位從日本來的億萬富翁在壹年之間就投入1.5億美元，在美國購買了178套房子。然而，實際上這壹時期正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的頂峰時期，房地產價格過度膨脹，美國的投機家紛紛拋售。日本只是順利地接過了美國的經濟泡沫而已。
雖然人均GNP和資產超過了美國，但這並不意味著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也超過了美國。實際上，日本國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有所惡化。與日本人“購買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由於資產膨脹，地價高漲，在本土購買住宅對日本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已成為遙不可及的夢。進口壁壘和流通機構的競爭阻礙，擴大了國內外價格差別。而與生活相關聯的社會資本的落後，致使上下班電車、公路的混亂更加激化。此外，勞動時間過長的這種現象仍沒有改變，過度勞累致死已成為現代日本的壹大社會問題。
在1988年9月日本首相辦公室進行的壹項“關於經濟結構調整的民意測驗”中，針對“是否真正體會到與世界最高收入水平相當的富有生活”這壹提問，只有22.4％的人回答了“是”，69.2％的人對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在由經濟企劃廳提供的《人民生活白皮書》（1990）中，總體上對生活感到滿意的年輕人和中年人的比例很低，只有30％－50％。在所有的被采訪者中，居住在東京、30多歲的男性對生活最不滿意。
“泡沫經濟”在1989年底達到頂峰。日本政府認識到土地價格嚴重偏離實際價值，便開始實行緊縮貨幣政策來阻止銀行向投機者貸款。1989年11月25日，日本銀行將貼現率提高到4．25％，1990年8月再次提高到6％，宣告了金融緩和時代的終結。霎時如晴天霹靂壹般，日經平均股價從1989年12月至1990年1月的3.8萬日元暴跌為1990年2月至4月的2.9萬日元，日本陷入債券、股票和日元這三種行市壹齊暴跌的“三重疲軟”之中。這個時候，土地價格的“泡沫”也開始破滅。東京、大阪等大城市的地價轉為回落，並從1991年開始壹路跌落下去。根據標價，1991年至1992年，東京地區住宅土地的下降幅度為22％，大阪地區為36％，名古屋地區為13％。而普通地價跌落的實際情況可能比這還要更嚴重。
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許多人因償還不了債務而自殺。日本50歲左右的“工薪族”的狀況尤其可憐。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借錢買的房子，但泡沫經濟崩潰後，房子的價格下降了壹半，即使將房子賣了也只能償還半數借款。另外，這些人手中持有的本公司股票的價格也降低了2/3。由於經濟零增長，不但工資得不到提高，他們還得面臨“失業”的壓力。
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軟著陸產生了不良貸款危機和對整個銀行體系無法清償的威脅，金融機構和房地產公司倒閉現象時有發生，日本經濟隨之進入長達10年之久的衰退之中，至今仍沒有恢復。日本人稱此10年為“失去的10年”。
日元升值綜合癥
“廣場協議”之後的日元升值對日本經濟產生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日元升值最大的負面影響即體現在日本的對外貿易上。對這個依靠“外向型經濟”的國家來說，出口商遭受的打擊是首當其沖的。
據《朝日新聞》報道，日本企業以120：1的日元兌美元匯率為前提進行生產和營業時，匯率每升高1日元，日立公司的銷售額就減少230億日元，營業利潤減少30億日元，索尼公司的銷售額和營業利潤分別減少330億日元和80億日元，豐田汽車公司的營業利潤將減少250億日元。
日元的震蕩上行降低了國際貿易的微觀經濟效率，並導致日本宏觀經濟嚴重不穩定。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日元升值嚴重惡化了日本本國的投資環境，使國內外投資者的投資成本大幅上升，投資大量外流，國內投資急劇下降。從而進壹步導致日本國內通貨緊縮和價格下降，如1985年2月到1988年2月日元名義有效匯率升值40％，而同期日本出口價格指數下降31％，批發價格下降17％，消費物價僅上漲2％。
在日元研究領域非常有權威的經濟學家麥金農將日元升值後出現的壹系列反常現象定義為“日元升值綜合癥”。他認為，1971年以來，美日兩國政府在執行商業政策、匯率政策及貨幣政策過程中相互影響，形成了“日元升值綜合癥”。日美兩國出現貿易摩擦時，美國政府對日元升值施加壓力，最終扭曲了資源分配，造成兩國的經濟和福利均蒙受了損失。日元升值綜合癥是導致日本經濟1986－1987年和1993－1995年兩次衰退的決定性因素。1986年日本股票和土地價格飛漲雖使其短期內避免陷入嚴重衰退，但接踵而至的是1990－1991年的泡沫經濟破滅，使其1993－1995年經濟陷入更嚴重的衰退。
土地價格和股票價格的下跌，使在泡沫經濟時期貸款的金融機構（幾乎所有的金融機構）都為呆帳所苦惱，呆帳、壞帳率超過了全部貸款的10％，這使日本銀行陷入了金融不穩的境地。此外，泡沫時期狂亂的土地投資和財政政策的失敗導致了日本國內產生了巨額不良貸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住宅金融專門會社（住專）破產引起的不良貸款處理案件。在泡沫經濟崩潰的影響逐漸淡薄的1996年以後，日本全國的銀行***處理了約57兆日元的不良貸款。
壹些專家認為，在日元升值的情況下，日本恰當的經濟政策應該是采取改革措施擴大內需，將它的經濟重點轉向依靠國內需求而不是出口。20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同樣有很多擴大內需的機會，如住房、醫療、城市規劃、城市交通很有開發潛力，但日本沒有走這條路線，而是更緊地將自己和美國綁在壹起。為了減少匯率升值的影響，日本當局貨幣政策的反應是試圖消除匯率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日本銀行大幅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資。據東京的德意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估算，1986-1991年，日本***向新企業、設備和研究投入了約3.6兆美元，目的是將生產成本減少40－50％。結果，由於沒有考慮國際和國內消費者的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生產能力過剩。這導致了日本至今仍沒有克服的銀行危機和經濟滯脹。
日本宏觀經濟管理的最大教訓在於應對外部沖擊不當。在外部強大的貿易壓力下，日本被迫做出了國際協調政策優先的選擇，使日元長期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或升值預期，而宏觀調控當局對其日積月累的負面影響估計不足，甚至還為日元升值帶來的虛假繁榮和其他短期利益所迷惑，不能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其最終結果導致日元升值綜合癥日益加深，造成巨大的破壞性影響。
但是，日元的每次升值也均不同程度地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壹些利益。由於日本的進出口均以美元計價，因此美元的貶值、日元的升值使日本在進口原材料和石油等方面節省了大量外匯。出口損失和進口利益相抵，結果還能使日本獲得巨大的“日元升值差益“。1985年日元升值差益達到3.5萬億日元。
日元升值還使日本的國內總產值以美元計價相應增加，經濟實力迅速接近美國。2002年日本的國內總產值為5381206億日元，約為美國的40％。日本的國際收支盈余也大大增加。1998年，日本的海外凈資產余額超過了1萬億美元，這使日本成為世界首富。與此同時，日本的外匯儲備也急劇增加，到如今已超過3000億美元，成為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
充足的外匯又極大地促進了資本輸出和日元的國際化進程，並給日元對外借貸帶來增值效益，減輕了還貸負擔。1986年以後，日本掀起了“購買美國”熱，日本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商品輸出階段開始轉向資本輸出階段。
國內外商品價格的相對變化、出口環境的惡化在使日本的出口企業受到沖擊的同時，也促使其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和勞動生產率。面對日元升值的不利影響，日本企業實施了合理化經營措施。如從虧損領域撤退，實行多邊經營，增加研究開發投資，改善產品結構，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等等。日本企業在克服日元升值的負面影響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出口貿易額連年上漲。
日本政府正是看到了上述這些利益，才在廣場會議上最終做出了國際協調政策優先的選擇，試圖以此緩和日美貿易摩擦、避免兩國關系惡化，並借機提高日元國際地位，進而提高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幸的是，由於日本宏觀經濟政策的失利，最終引發了日元升值綜合癥，給日本經濟造成了致命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