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幾年的娛樂圈新聞和法制新聞中，“朝陽群眾”的存在感相當低。
有人統計過朝陽群眾舉報違法犯罪的明星，多達十幾人，其中不乏像財神寧這樣的知名編劇。可見，朝陽群眾在違法犯罪面前是絕對“壹視同仁”的，所有舉報都沒有商量的余地。
在習慣了“朝陽群眾”的神秘和力量後，甚至有網友調侃“朝陽群眾”是世界第五大王牌情報組織——P . S，另外四張王牌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蘇聯克格勃、以色列摩薩德、英國軍情六處。
鮮為人知的是，朝陽群眾曾經與另壹個王牌情報組織之壹“戰鬥”——1 974年，朝陽群眾幫助警方抓到了蘇聯克格勃的間諜。
6月5日晚，1974+1，壹輛車牌號為“石01-0044”的白色伏爾加轎車，在夜幕的掩護下，悄然離開蘇聯駐華大使館，向北京東北郊區駛去，最後停在西壩河大橋附近壹個陰暗的地方。
不久後，兩個人下了橋。他們好像背著什麽東西，從西壩河橋下走過。兩人走後，伏爾加車也快速離開。
能坐使館車的90%以上都是使館工作人員。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麽蘇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在很晚的時候去了北京壹個相對偏僻的地方，而不是在大使館裏好好休息。
答案很快就揭曉了:過了壹會兒，西壩河大橋的另壹邊又出現了兩個人。簡單寒暄幾句後，他們交換了隨身物品——新人把自己的口罩給了使館工作人員，使館工作人員把自己的深色旅行包遞給了對方。
幾個人見面交流，快速換貨，顯然不是第壹次了。但這壹次略有不同:就在他們準備離開時，紅色信號彈直沖雲霄，朝陽區300名警察和民眾沖了過來，將這四人繩之以法。
直到被抓，蘇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接頭是怎麽泄露的。
不久，中國緊急召見蘇聯駐華大使，將5名從事間諜活動的蘇聯使館人員列為“不受歡迎的人”，並將其驅逐出境。
五天後《人民日報》報道了整個事件。65438+6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蘇修間諜被抓》的報道。作為中國黨報的代表，中國官方的態度舉世矚目，中國相當於揭開了蘇聯的遮羞布。
據說這件事讓當時的克格勃首腦安德羅波夫非常生氣。他認為這件事讓克格勃很沒面子。
然而，在很長壹段時間裏，間諜是如何暴露的，對蘇聯來說是個謎。當然，中方很清楚，這起特大間諜案的關鍵是間諜本人——李鴻書。
關於李洪書的來歷，眾說紛紜。有媒體報道，他原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解放後家裏分了地主。他還不滿足於此，於1967年非法越境進入蘇聯。
據李洪書自己交代，他是黑龍江雙鴨山人。他偷渡過來“探親”——他的哥哥和嫂子幾年前偷渡到邊境，去蘇聯生活。
早年潛入蘇聯的兄嫂，成了李鴻章叛國的理由:他說他必須為蘇聯特務機關工作，因為他的親人在蘇修手裏，否則親人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這種說法的真實性已無法證實。
“走私”現在對我們來說是壹個遙遠的詞。我們通常看到的是其他國家的人想通過邊境偷渡到中國。但在六七十年代，從中蘇邊境偷渡到蘇聯的並不少見。
但在任何時候，“走私”都是正當的犯罪行為，壹旦被發現，肯定要承擔法律責任。在中蘇關系惡化的70年代，偷渡到蘇聯的人會被視為叛國投敵。
當時中蘇關系惡化到什麽程度？金銀島事件後，蘇聯組織了數萬人的遊行隊伍，輪流在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前示威。
說是“示威”，實際上無異於襲擊——遊行隊伍向使館投擲磚塊、墨水瓶等硬物，導致主樓壹至三樓以及兩側宿舍樓的窗戶幾乎全部被打碎，四樓的窗戶有的地方也被打碎。
當中國大使館試圖緩和關系，邀請蘇聯外交部有關人員於1971年2月9日到使館時，蘇聯報紙《消息報》迅速發表文章抨擊京劇。
顯然，作為蘇聯官方報紙，《消息報》的態度代表了蘇聯官方的態度。因此，我國大使館在提出要求後取消了電影招待會，並嚴厲指責蘇聯的行為影響了兩國關系正常化。
在這種情況下，偷渡到蘇聯的人被判定為“叛國”並沒有錯。
這些非法移民中有很多人確實背叛了自己的祖國——第壹批非法移民向蘇聯提供了壹些信息，包括當地黨組織的結構、人員名單、駐軍情況等。這讓蘇聯情報部門意識到了其中隱藏的機會。
因此，蘇聯開始對非法移民進行分類，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第壹類是幾乎不能給蘇聯提供任何信息，本身沒有價值的人。他們將被送回中國。
第二類是壹些中俄混血兒，或者地方黨政幹部，允許在蘇聯定居。
第三類是聰明，有特殊地位或者有壹些特殊技能的人。經過情報部門的調查和訓練，這些人將成為間諜，被遣送回國。
李洪書屬於最後壹類。專案組成員劉福誌在回憶錄中寫道，為什麽會被重視——李洪書是吉林大學化學系的畢業生。
據李洪書本人供述，1967年4月潛入蘇聯，1970年6月被派往莫斯科，被蘇聯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訓練為間諜。1972年6月，被派從新疆額爾齊斯河口越境潛回中國。
看得出這是壹個成熟的訓練過程和偷渡回國的港口選擇，可想而知，李洪書雖然是這批訓練中最有名的偷渡者，但絕不是唯壹的壹個。
當時中國的公安部門也清楚地看到了這壹點。於是，李洪書潛回中國二十天後，中國安全機關秘密將其逮捕。
叛逃國外並在蘇聯接受過幾年訓練的李鴻書，在思想上對自己的祖國壹直很抵觸。
所以，當我國安全機關試圖反向使用他時，李洪書表現出了極度的不配合——他始終保持沈默，不聽任何人的勸告，不配合任何行動。中途，他甚至偷偷溜了壹次。
之前被抓的時候，因為事發突然，李鴻書沒來得及通知他失察。這次出逃，李洪書趁機給蘇聯大使館打了壹個電話。
但是，不知道為什麽蘇聯大使館沒有把他的求助電話當回事——也許是因為時間緊，他沒有說清楚；更有可能的是，蘇聯並不缺這個“棋子”。
不久，在壹片高粱地裏，李洪書再次被抓獲。仍然不合作，他甚至沒有在開始時解釋他已經打電話給蘇聯大使館尋求幫助。
他不知道的是，他已經引起了中央最高層的註意——周總理親自指揮此案，並成立了以解放軍李震為首的專案組。班子成員包括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北京警備區司令員、北京市公安局正負局長。
可見，當時，中國肯定是在反間諜方面下了苦功。
李洪書本人並沒有那麽重要。畢竟他剛剛偷渡回國，還沒來得及向蘇聯傳遞任何有價值的情報。
重要的是他是壹個突破口:證明蘇聯在不斷向中國派遣間諜，也是中國對蘇聯在華情報組織的壹個突破口。
可惜這個“豁口”在第二次被抓，知道逃跑希望很渺茫的情況下，依然保持沈默，表現出不合作的態度。
這也難怪，畢竟他壹方面被蘇聯洗腦多年，另壹方面也擔心自己的安全和前途:誰會相信壹個投敵叛國的人？
專案組為了撬開他的嘴，讓他反過來被我們利用，可謂絞盡腦汁。最後，我決定采取軟化政策。
成員們和李洪書同吃同住，即使辦案也不避他；中央還特別指出，任何人都不要敵視李鴻章，在他面前說話不要吞吞吐吐，不要制造新的隔閡。
專案組成員極力把李洪書當成自己真正的“同誌”。他們壹起吃飯喝酒，甚至壹起打撲克聊天。
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李洪書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他開始用不懷好意的眼神看著所有人，壹直擺出壹副防禦的姿態，這樣他就可以和所有人開玩笑，甚至玩耍。
有壹段時間，李洪書的糾結非常明顯。有時他和大家壹起笑，但有時他心情沈重地坐在角落裏；有時候和大家壹起吃喝，有時候絕食，什麽都不做。
誰都看得出來，李鴻書已經變了，正在和被蘇聯洗腦的自己作鬥爭。工作組成員向周總理報告了這壹可喜的變化，周總理回答說:“對李鴻書繼續實行緩刑。”
肘子油拋光效果最好。李洪書原籍中國。在感受到來自同胞的溫暖後，他改變了，同意被中國作為“雙面間諜”使用。
特遣部隊還采取了下壹步行動:癱瘓蘇聯情報組織。他們請求總理讓李鴻書向蘇聯情報組織發布壹些真假消息，以迷惑對方。
比如國防部長換人，李鴻書提前三天被告知誰繼任，三天後才公布消息。
雖然只是提前了三天，但這壹信息證明李鴻書能夠壹窺中央高層的任命，會讓蘇方感受到李鴻書的價值。
有些信息很神秘，比如最近東北某地突然升起壹個土包，可能是軍事工事之類的。還有壹些真真假假的兵力調動，既維護了李洪書的價值，又迷惑了蘇軍。
不久，李洪書接到新任務，要他到黑龍江甘南縣與蘇聯情報人員見面。這是他們壹早確認的接頭，但離北京太遠了。
專案組成員也很糾結——太遠了搬不動，又怕李洪書在路上跑了。經過深思熟慮，他們最終決定碰碰運氣:幾個專家陪同李洪書坐了壹天壹夜的火車，到達了甘南縣城。
每個人的努力都沒有白費。李洪書沒有逃脫。他在這裏也收到了最新的指示:1974 65438+10月15晚上八點半，在北京東郊西壩河橋下等待接頭。聯系人會給他最新的電臺，密碼，手槍，活動經費。
專案組努力了近兩年，不斷影響李洪書，“長線釣大魚”，終於有所收獲。他們興高采烈地向總理匯報了最新情況，總理也說:“我們能破案！”"
在警力不足的情況下，朝陽群眾自覺組織起來，幫助盯防、排查身邊可疑人員，服從專案組成員的安排，提前撤離西壩河地區。
就連附近居民的狗也被餵了酒饅頭，喝醉後塞在床底下。抓捕過程中，群眾主動成為待命力量，協助警方抓捕嫌疑人。
那天，蘇聯聯系人按計劃出發了。為了保證隱蔽性，他們做了很多準備。
使館車上有五個人，分別是蘇聯駐華使館壹秘馬·秦客夫婦，三秘謝苗諾夫夫婦，武官翻譯科洛索夫。
其中只有謝苗諾夫和科洛索夫負責下車和李洪書見面，其他三人是他們的掩護。為了中途停車時不容易被發現，他們還改裝了汽車的尾燈，讓它在踩剎車時不會發光。
大約晚上9點10分，中國大使館的兩名秘書藏在橋洞裏。大約二十五分鐘後，李洪書和另壹名同夥趕來會合。
幾個人簡單答完碼後，李洪書給出了準備好的線索——用密封的塑料底封住白色口罩的內部，謝苗諾夫給出了壹個旅行包，裏面裝著新電臺和資金。
這時，我們公安機關和民兵、群眾壹起蜂擁而上，成功抓獲了幾個人。證據沒有遺漏——謝苗諾夫為了擺脫罪行，把白色面具扔進附近的河溝裏，卻被朝陽群眾撈了上來。
這個上面寫著中國重要信息的白色口罩，還有手提袋裏的無線電聯絡頻率時間表，蘇聯特務機關的“指示信”，在中國秘密建立反革命組織的綱領，都成了最好的證據。幾個人從事間諜活動而不是其他“朋友聚會”的事實是肯定的。
而這壹切不僅被參與行動的人看到了，還被趕來的攝像機記錄了下來。
就在這時，車騎了壹圈回來了。它是來帶謝苗諾夫和科洛索夫回大使館的。
結果車上協助間諜活動的三人也被抓捕歸案。當晚車上的5人是後來被驅逐出中國的5名蘇聯外交官。
案子破獲後，總理很高興，說:“妳立了大功，李洪書也立了大功。”
於是，為了讓他過上安穩的生活，李洪書改名換姓，成了北京的小市民，被分配到北京的工廠工作，結婚生子。他傳奇的壹生到此結束。
對於蘇聯和中國來說，逮捕和驅逐間諜只是壹個開始。接下來，中蘇之間還有壹場“戰役”——輿論宣傳戰。
中國詳細冗長的溝通在國際社會引起轟動，蘇聯的名聲壹時壹落千丈。雖然間諜活動在所有國家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已經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其他國家即使有必要維護自己的“正義”形象，也不得不譴責蘇聯。
壹向與蘇聯不和的西方報刊轉載了這篇通訊的全文，並拿出細節津津樂道。壹些報刊甚至評論說這是“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說在中國的現實版”。
中國間諜案也讓很多國家引以為戒，開始在本國尋找並驅逐蘇聯間諜。
為進壹步開展反間諜宣傳，公安部專門舉辦了“反蘇修間諜展”，壹些國家領導人和外國兄弟政黨負責人參觀了展覽。
1977期間，國內根據李洪書案拍攝了多部反國際間諜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壹部叫《熊跡》。
這些電影都揭露了克格勃特工的活動，受到國內外觀眾的壹致歡迎。
蘇聯也不甘示弱，曾經策劃了壹起“間諜案”來陷害中國大使館成員。這位不幸的外交官名叫關恒光。
當時中國已經預測到蘇聯可能會逮捕我們的壹名外交官，於是他緊急通知駐蘇使館做好相關應急準備，使館也通知所有人員不要外出，全部在家休息。
但是，有壹個人被抓住了，那個人就是關恒光。經過蘇聯的廣泛調查，這位中國外交官最終在回家探親的路上被找到。那時，他的火車已經到達西伯利亞。
克格勃立即派特工飛赴關亨所在的列車後，準備利用他“交差”，反誣陷中國。
1974 65438+10月19中國抓獲蘇聯間諜四天後，在靠近中蘇邊境的蘇聯伊爾庫茨克，蘇聯特工終於登上了關恒光所在的火車，直奔他的車廂。
巧了，關恒光旁邊的座位沒人。於是，克格勃的計劃上演了:
無辜的關恒光隨即被克格勃特工逮捕，並被直升機押解回莫斯科。隨後，蘇聯效仿中國，以“企圖從蘇聯女性公民處獲取軍事情報”的罪名宣布關恒光為“不受歡迎的人”，並責令其限期離開莫斯科。
當然，回國後，關恒光受到了熱烈歡迎，帶來了壹朵大紅花，並告知:“妳受委屈了！”
蘇聯的“反擊”並沒有就此停止。時隔40年，俄羅斯“絕密”在2014年2月又披露了當年的另壹個內幕:蘇聯中央書記處還決定“用從特殊渠道獲得的壹些材料拍壹部電影，揭露中國情報人員的活動。”
安德羅波夫的想法很好，但遺憾的是，正如《絕密》的文章所指出的，這些間諜資料幾乎不包含任何細節，明眼人壹看就知道是毫無根據的宣傳資料。
所以他想像中國的反間諜宣傳片壹樣被大眾所知，甚至向全世界播出，基本上是天方夜譚。
甚至，安德羅波夫曾幻想這類影視作品可以“縮小中國情報機構反蘇偵察破壞活動的規模”，在國際社會“營造有利於我們(蘇聯)的輿論氛圍”。
顯然，粗制濫造的電影和真實的故事是不壹樣的，安德羅波夫設想的壹切都不可能成真。
事實也證明了這壹點:克格勃出品的第壹部反映“中國間諜”的作品《郭秀山的自白》在蘇聯獲得的評論最多:“無聊的作品！”
隨著中蘇關系的緊張，這樣的宣傳和反宣傳活動更多的是出於政治目的。好在這場鬧劇終於落下帷幕: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意識到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在生命的最後壹年為彌合中蘇關系做了很多努力。
繼任的安德羅波夫面對大勢並沒有堅持個人立場，而是主張“改善中蘇關系”。因此，這場間諜宣傳戰告壹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