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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如何依法提高和保證產品質量?

"產品質量關系到壹個國家發展國民經濟的生死存亡."這種說法無疑是正確的,國內外經濟建設的經驗充分證明了它的正確性。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提高和保證我們的產品質量?許多學者和專家對這個問題有精辟的論述和良好的意見。我在這裏談談我個人的粗淺看法,以示對他們辛勤研究和探討的尊重和支持。我希望更多的學者和專家對這壹重要問題進行更廣泛和更深入的研究,找到提高我國工業產品特別是機械產品質量的有效途徑。我想談以下四個問題:

壹、產品質量的構成和基礎

把產品質量看成是壹個由規劃、設計、原材料和原器件、制造、檢驗、裝配、包裝、儲存、運輸、安裝、服務的質量組成的球,基於“科技知識”和“就業熱情”(責任感和榮譽感),漂浮在水面上。也就是說,構成產品質量的每壹道工序的質量都包含著豐富的科技知識和員工的積極性(責任感和榮譽感)。壹般來說,產品質量是建立在科技和就業熱情的基礎上的,兩者之間是“水和球”的關系,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水漲船高”。我覺得很有道理,抓住了產品質量問題的本質,指出了提高產品質量的根本途徑在於提高科技水平和員工的積極性。如果拋棄了這兩個基礎,再談各種提高產品質量的措施,無異於舍本求末,很難有顯著成效,得不到根本改善。縱觀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我們還可以得出壹個結論,凡是能生產高質量產品的國家,都是科技水平高的國家;科技水平低的國家生產出享譽世界的高質量產品並不少見。這壹事實也充分證明,提高科技水平是提高產品質量的根本途徑。此外,激發和保持員工的積極性,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也同樣重要。甚至可以說,熱情是提高科技水平的前提,是提高產品質量的基礎。工人們將以熱情和責任感,認真學習科學技術,充分發揮他們所獲得的科學技術知識和才能,並將其用於提高產品質量的各項工作中。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無論是產品的主管部門,還是生產單位,在抓產品質量各方面的工作時,首先想到的是提高科技水平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根本途徑,並盡最大努力開辟這條途徑。從1967開始,蘇聯實行了全面的“國家產品質量驗證制度”,其中有兩項重要措施,即試圖用“提高科技水平和職工積極性”的原則來促進產品質量的提高。這兩項措施是:

(1)在國家產品質量核定的同時,對工廠的技術水平和生產設備的質量進行系統的審查,指導各行業、公司、企業的領導擔負起提高工廠技術水平和革新生產設備的責任。

(2)產品國家檢定分為質量等級評定,結合獎懲制度,實行優質優價、利潤提成、劣質降價、限期改造或淘汰的政策。這些都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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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作為振興經濟的戰略方針和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要使我國工農業總產值從1980翻兩番到2000年,從資金、能源、材料等條件來看,如果按照現在已經達到的技術經濟指標來計算,是嚴重不足的。我們必須盡快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在這二十年的建設過程中,把各項技術經濟指標提高到壹個新的水平,以保證工農業產值翻兩番。也就是說,必須依靠科學技術開發產品品種,提高產品質量和經濟效益,彌補資金和精力的不足。我們必須努力向先進的技術基礎轉移,這樣才能更好地利用現有的財力和物力,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翻兩番就可以了。我們的科學技術很快就會有壹個嶄新的局面,我們工業產品的質量也會提高到壹個新的水平。

第二,關於采用國際標準

為了迎接、促進和加速這壹新形勢的到來,在我們的產品質量工作中,不僅要千方百計提高科技水平,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和熱情,而且要采取壹系列與提高和保證產品質量直接相關的戰略和戰術措施,這些措施與加強上述基礎是相輔相成的。我認為最迫切的措施之壹是加強中國的產品標準化。產品質量和標準化有著密切的關系,這是常識。沒必要細說。我只是想表達壹下我個人對采用國際標準的看法。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標準化基本建立。三十年來,特別是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和成就。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標準化工作快速健康發展。據資料報道,我國工農業產品國家標準從1976有845項,到1980有2331。四年時間幾乎翻了三倍,這是壹個驚人的高速發展。此外,現在我國各工業部門制定的部頒標準有15000多項,這些成績非常顯著。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壹是標準種類和數量少,先進工業國家的國家標準壹般都在1萬項以上;二是標準水平低。我國大部分國家標準和部頒標準都很陳舊,只相當於國際上五六十年代的水平。產品標準化的這兩個差距實際上反映了中國與先進工業國家在產品質量上的差距。這種情況不符合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確實到了該抓的時候了。目前,我國壹項重要的技術經濟政策是認真研究和積極采用國外名牌產品的國際通用標準和先進標準。我認為這個政策是正確的,應該大力執行。因為采用國際標準,壹方面可以縮短制定標準的過程;另壹方面,可以提高中國標準的水平,促進產品質量的提高。這兩個方面正好可以彌補以上兩個缺口,其意義非常重大。

關於采用國際標準,目前比較流行的問題和觀點有兩種:壹是我認為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和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制定的國際標準不完整,特別是很多產品標準還沒有制定。我該怎麽辦?二是認為中國制造技術水平低,目前很多產品達不到國際標準要求的質量水平。我們能降低標準或推遲采用國際標準嗎?第壹個問題是事實。到1980時,ISO制定的國際標準I * *只有4269項,且多為通用技術標準,產品質量標準少之又少,明顯不夠。我個人認為,所謂的“國際標準”不壹定局限於ISO、IEC制定的標準,應該包括其他國際公認的國際學會制定的更先進的標準或規定。比如API gravity(美國石油學會)制定的石油產品和石油生產及煉油機械設備的標準規程,具有國際權威性,被很多國家采用或參考。CCITT(國際焊接學會)等制定的壹些標準、規範和導則在國際上經常被認可和引用。我們采用所謂的“國際標準”,如果有ISO和IEC,就會采用。如果ISO和IEC都沒有,不妨對比壹下上述國家學會制定的標準或國外先進標準,如美國ANSI、德國DIN、日本JIS、法國NF、蘇聯TOCT等,並取長補短,棄長補短,做出合理的參考組合成為我們自己的標準。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並確保這種組合符合科學原則,技術要求和經濟效益為最高標準。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認為,由於我國的壹些技術水平暫時還比較低,暫停實施采用國際標準的政策或降低標準以適應當前形勢是不可取的。因為“暫緩采用”往往會變成“無限期不采用”,這只會讓采用國際標準的政策“胎死腹中”。在新形勢的呼喚下,我們必須有壹種迫切的緊迫感來提高產品質量。由於采用國際標準是提高產品質量的壹項戰略方針,它只能在壹個期限內實現,而不能推遲。所謂“限期實現”,就是如果由於目前制造水平較低,某壹產品的質量暫時達不到國際標準的要求,就要責成企業和主管部門千方百計提高技術水平,在規定的期限內把產品質量提高到相應國際標準所要求的水平。我國有句古話:“我們可以從上面得到最好的,但只能從中間得到最差的。”只有堅持高標準的政策,並大力推行,我們才能提高產品質量。當然,工作和條件壹定要跟上。

目前,我認為最迫切的問題是組織有能力的人力,盡快收集各種產品的相應國際標準,翻譯出來,進行科學的分析比較。既要掌握國外先進標準的要求和產品的實際質量與我國現有標準和產品質量的差異和差距,又要了解世界各國標準和產品質量的差異和差距以及各自的優缺點,然後再做決定:是采用國際標準,還是參照國際標準對我國現行標準進行局部修訂。我覺得這是壹項非常復雜艱巨的工作,工作量也是相當巨大的。但必須先盡快完成,這樣產品質量才能提高,保障工作才能跟進。

三、關於“在職培訓”和“素質教育”

專業知識的淘汰周期正在縮短。在過去的十年裏,工業部門有30%的技術手段已經過時並被淘汰。電子行業這個數字高達50%以上。當前,各種理論和學說正在受到壹次又壹次的沖擊和動搖,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理論和學說,更準確、更定量地描述客觀的自然規律和現象。過去十年,科技發明和發現比過去兩千年加起來還多。下壹個十年將是現在的兩倍。

我們經常聽到“知識老化”的說法。有人說原來的知識每五年就會過時20%或者50%等等。這種知識老化程度的數值表達不壹定準確,但它形象地說明了在當今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知識老化確實是壹個嚴重的問題。如果不盡快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就不會提高,產品質量也不會提高。我認為“在職培訓”和普及素質教育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途徑。

在20世紀之前,教育和培訓是“壹生壹次”的概念。壹個大學生大學畢業,壹個學徒學了壹門手藝,就去工作了。從此,他只靠積累工作經驗來獲取知識。

壹個學校學生從18歲到20歲所獲得的知識,以及在後期工作中通過經驗獲得的知識,基本可以滿足20世紀以前工作的要求。而僅靠學校學習和工作經驗獲得的知識,跟不上科技的進步,滿足不了新工作的需要。人們必須不斷學習以獲取新知識。所以在職培訓是非常必要的。發達工業國家的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都非常重視員工(從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到工人)的在職培訓,各種類型、專業和期限(從幾天到幾個月)的培訓課程如雨後春筍般紛紛開設,對員工增長知識、技能和才幹,發展職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國內,近年來各單位都開始重視員工的在職培訓,但不是很普遍,特別是計劃性不強,臨時性強,使得教材編寫、教學方法等方面出現很多問題,影響了效果。這是壹個值得好好研究的問題。

我認為:對員工進行在職培訓和素質教育,要註意灌輸新觀念,傳授新技術技能。甚至可以有兩種培訓班。所謂新技術技能教學,是指壹些專門技術的教學,比如無損檢測技術、焊接加工技術或者質檢取樣技術,這是我們也非常重視的壹種培訓形式。至於觀念灌輸的壹種訓練形式,在國內看似沒有引起普遍重視,其實意義重大。“觀念”是壹種無形的力量,指導著人們的行動。如果沒有概念或者概念模糊,人們就不會對某個事物有正確的認識,更不會對其采取正確的行動。比如1980年8月,美國聯邦商務委員會向美國眾議院提出了關於《產品責任法》的法律提案。這個法律提案對產品質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產品生產企業對質量事故承擔很大責任,包含了很多新的法律概念。美國機械工程學會(ASME)、美國制造工程師學會(SME)和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CPSC)聘請了壹些專家配合《產品責任法》的實施,花了幾年時間分別為產品設計者、制造商、進口商、批發商和經銷商擬定培訓計劃和教材,向他們灌輸《產品責任法》的法律概念和技術概念。在產品設計師的培訓計劃中,強調要改變未來產品設計的主導理念,以適應這部法律的新要求。未來的產品設計除了技術設計,還必須包括風險分析和可靠性分析。危害分析應充分預測產品的誤用和誤操作及其可能產生的後果,並做出書面說明。可靠性分析要確定產品各項質量指標(特別是安全質量指標)的可靠性和置信度,對安全使用壽命做出可靠的估計。危險和可靠性分析應基於故障分析和實驗。為了實施這壹法律,美國動員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了大規模的培訓,灌輸了必要的基本理念,使這壹法律的實施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當相關人員對這壹法律有了明確的概念後,就可以在各自的工作中采取相應的行動來滿足法律的要求。再比如法國的“國民消費觀”,這是壹個保護消費者利益和監督產品質量的機構。為開展產品質量教育,與法國教育部合作編寫了中小學“消費者知識”普及教材,以期使人們從國民基礎教育開始就樹立重視產品質量的觀念。還編寫了許多視聽教材,向消費者和工廠企業廣泛宣傳產品質量、安全、法律道德和知識。這些教育方法值得我們關註。

四、關於建立產品質量監督和保證體系。

工業產品能造福人類,生產產品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精神和物質生活的需要以及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而質量差的產品達不到這個目的,還隱藏著很多危害人類的因素。如產品的機械損傷、爆炸、燃燒、漏電觸電、噪音、逸毒、輻射、環境汙染等,往往是無法估量的,不僅僅限於人身傷害、財產損失、能源和自然資源的浪費,還能使整個民用經濟嚴重崩潰,甚至給人類賴以生存的空間留下無盡的後患。因此,產品質量問題絕不是生產者可以隨意為之的事情,而是關系到公眾切身利益和國計民生的大問題。不僅產品的生產者對此負有很大責任,公眾和國家也有權介入,要求對產品質量進行監督驗證,確保不產生有害因素。為此,應建立完善的產品質量保證體系和監督體系,將產品問題置於科學管理和法制的控制之下,防止劣質產品流入市場危害社會,甚至限制不合格產品生產,避免白白浪費寶貴的能源和自然資源。

我認為,“產品質量保證體系”應該包括“企業內部質量管理”和“社會監督”。企業內部質量管理和社會監督各有優劣,相輔相成,形成壹個“圓”滿而有生命力的體系。

“內部質量管理”的質量保證職能壹方面是維護企業自身的利益,另壹方面是企業對公眾和國家利益負責的表現。“社會監督”的質量保證功能直接在於維護公眾和國家的利益,間接有利於保護企業的利益。“企業內部質量管理”蘊含著博大精深的知識,這正是中國質量管理協會和相關專家學者應該潛心研究的內容。我將集中討論“社會監督”,這是質量保證體系的壹部分。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產品質量的“社會監督”可以說是由“消費者自由選擇結構”和“第三方監督驗證”構成的。在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制”下,消費者的自由選擇和購買對抑制劣質產品進入市場起著巨大的天然作用,迫使產品生產者不遺余力地提高產品質量以贏得市場競爭力。然而,廣大消費者,尤其是普通消費者,並不都具備鑒別產品質量的判斷能力,更不具備從產品中檢測缺陷和有害因素的技能和設施,因此仍然容易受到有意或無意投入市場的劣質產品造成的大量損失和傷害。為了保護消費者、公眾和國家的利益,西方壹些先進工業國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建立了各種形式的監督驗證機構,站在“第三方”(既不是生產者也不是使用者)的立場上對各種產品進行法定的質量監督驗證,並為此制定和頒布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如《產品責任法》、《產品質量法》等。這樣,從社會的角度,設置了壹道嚴密的防線,防止偽劣產品和劣質產品流入市場,從外部對產品生產者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迫使生產者認識到在獲利的同時,對消費者、公眾和國家的利益承擔了巨大的責任,不得不做好自身的質量管理,提高和保證產品質量。目前世界各國都是以法定第三方的身份對工業產品質量進行驗證和監督,比較廣泛的制度有“技術監督制度”和“產品認證制度”。類似的“國家產品質量驗證制度”在蘇聯和東歐國家也實施過。他們都有嚴格的制度,合法的執行程序和相對現代化的檢測中心和站分布在全國各地。這些系統的機構架構和工作內容限於篇幅,在此無法詳細介紹。我之所以提到這些西方工業國家實行的產品質量監督驗證制度,主要是這些先進的工業國家在其漫長的經濟和工業建設歷史中積累的有效經驗,或許有壹些值得借鑒的地方。

產品質量是壹個“多因素”的復雜問題。似乎不是“單槍匹馬”就能解決的,要從多方面出擊才能取得更大的效果。中國是壹個社會主義國家。雖然中國和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結構上有很多不同,但在產品質量保證上似乎不能忽視“社會監督”的巨大力量。然而,目前我國產品質量的社會監督非常薄弱。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政策,消費者自由選購產品的余地很小,所以它對產品質量所能起到的天然監督作用必然很小,所以“第三方核查監督”就更為重要,應該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嚴謹和完善,但中國對產品質量的“第三方核查監督”設施似乎為零,這實在是中國工業建設的壹大缺陷。看來這是有必要的,有必要建立壹個強有力的機構。我們產品質量低的原因有很多,不能歸咎於缺乏第三方的驗證和監管。但劣質產品能流入市場,導致質量事故頻發,與第三方核查和監管的缺失有直接關系。

至於中國應該建立什麽樣的第三方核查監督體系,就像中國應該實行什麽樣的“內部質量管理”壹樣,是壹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大問題。兩者都要符合產品質量發展的科學規律,與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相適應。我自己也沒有深入思考過,也想不出什麽好辦法。今天,我在這裏提出這個問題,希望所有的質量管理專家和學者在研究企業質量管理的同時,能夠討論這個問題。還想請各位專家學者對蘇聯的“產品質量國家驗證制度”做壹個調查,或許有值得借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