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幸福指數(GNH)最早是由南亞的不丹王國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該關註幸福，應該以實現幸福為目標”，“生活中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包括科技的好處)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壹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數，該指數由良好的政府治理、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個層面組成。
如果說“生產總值”體現的是物質導向和生產導向，“幸福總值”體現的是以人為本。世界銀行負責南亞事務的副行長米耶科·尼水高度評價了不丹的倡議。她說，完全受經濟增長影響的政策，往往會讓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難以自拔。幾乎所有國家都有同樣的問題，但我們絕不能悲觀。因為“世界上只有壹個國家把物質和精神財富作為國家經濟發展政策的源泉並取得了成功，這就是不丹王國。國家謳歌的‘國民幸福總值’遠比國民生產總值重要。40年前，不丹還處於沒有貨幣的易貨經濟。但壹直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現在已經超過印度等其他國家，是南亞國家中國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國家。在世界銀行的排名中，也大大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成為第壹。盡管如此，去過不丹的人都會異口同聲地說，仿佛回到了精神的故鄉。不丹向我們展示了許多深不可測的東西。”
說到旅遊，不丹並不是“來的人越多越好”，而是采取了規模有限的旅遊發展模式，從來沒有在國際上搞過大規模的推廣。不丹限制入境遊客總量，實行“優質優價全包價”的做法。政府制定了旅遊經營者工作手冊和遊客行為守則。雖然不丹每年的旅遊收入只有300萬美元，但足以維持旅遊業的穩定發展，對社會和自然影響不大。
國際社會已經有很多類似GNH的嘗試，如“綠色GDP”、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標、英國的“國內發展指數”(MDP)，扣除抵消社會和環境成本的費用，考慮長期環境破壞和自然資本貶值，肯定壹系列經濟調整以確保審慎的投資和貿易平衡，反映1英鎊的收入增加對窮人比對富人更有意義。這些指標的產生反映了單壹GDP指標的局限性，也顯示了人類的新需求。
“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數、群眾滿意度等新的評價指標。總的來說，雖然有點簡單，但做總比不做好。”去年年初，中國科學院院士程提出了落實“以人為本”，計算“國民幸福指數”的建議，建議國家組織有關部門研究制定“國民幸福指數”的評價體系。
2004年，中國人均GDP已經是65438美元+0270。1980以來，中國GDP年均增長9.3%，創造了東亞新的經濟奇跡。經濟成就舉世矚目，但整體人類發展狀況呈現出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不協調的負面趨勢。2003年，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占當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數超過了0.4的社會失衡臨界點。
據荷蘭伊拉斯謨大學RuutVeenhoven教授介紹，1990年中國的國民幸福指數為6.64(1-10標度)，1995年上升到7.08，2006年5438+0下降到6.60。數據顯示，即使是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也無法保證國民幸福感的持續增加。
是什麽影響了人的幸福感？
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人們主觀幸福感的測量成為心理學的壹個熱門研究領域。心理學家對主觀幸福感的討論來源於三個學科:生活質量、心理健康和社會老年學。隨著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加入幸福研究的行列，幸福的豐富內涵和表現形式被更多地揭示出來。
應該說，幸福感作為社會心理系統的壹部分，受到很多復雜因素的影響，包括:就業狀況、收入水平等經濟因素；受教育程度、婚姻質量等社會因素；性別、年齡等人口統計因素；價值觀、傳統習慣等文化因素；國民性格、自尊、生活態度、人格特征、成就動機等心理因素。民主權利、參與機會等政治因素。
另外，對主觀幸福感的理解涉及很多分析層面，包括認知與情感、個體與群體、橫向與縱向、時間與時間等等。在主觀幸福感與社會心理系統諸多因素和層面的密切關系中，以下幾點是非常獨特和重要的:
第壹，心理參照系。在社會層面上，其成員的幸福感會受到其心理參照系的很大影響。例如，在壹個封閉的社會中，由於缺乏與其他社會的比較，雖然這個社會的物質發展水平不高，但由於心理保守主義和習慣性刻板印象的作用，其成員可能會心滿意足，表現出較高的幸福感；而壹個開放之初的社會，面對國外發達社會的各種沖擊，開始對外指。所以其成員的幸福感可能會呈現下降趨勢，因為此時他們原有的自尊已經受到了創傷。
第二，成就動機的程度。人的成就需要決定了成就動機，成就動機又決定了預期抱負。其中，人對自己成就的認知是重要的壹環，因為如果人意識到自己的成就高於自己預期的抱負，那麽就會產生強烈的幸福感；另壹方面，如果人們意識到他們的成就水平低於他們預期的抱負，那麽就不會有幸福。
第三，本體安全感。它是指個體對自我認同的連續性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的信心。這種來自人和事物的可靠感對於個體信任的形成極其重要，而對外部世界的信任不僅是個體安全感的基礎，也是個體抵抗焦慮、產生主觀幸福感的基礎。所以，人的幸福感和自己的經濟狀況或者收入水平並不存在簡單的正相關關系。現實生活中，有些經濟狀況不好的人幸福感很高，而有些百萬富翁則整天憂心忡忡。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麽在過去的10年裏，中國人的幸福感先升後降，呈現出與經濟發展軌跡的不同步。主要原因是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初期，物質發展的效應明顯呈現。當時的社會分化程度並不大，社會成員更多的是進行心理上的縱向比較，與過去的生活水平相比，更容易感到滿足。近10年，社會結構轉型加速，各領域體制改革日益觸及深層利益，社會分化程度加大，特別是貧富差距凸顯；在社會心理方面，隨著生活條件的逐步改善，人們的需求水平日益提高，並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所以能滿足需求的標準相對提高；然而，由於資源的相對短缺、競爭的加劇和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的壓力感大大增加，強烈影響了人們的幸福感。
值得特別關註的是，有調查結果顯示，近年來，人們對社會問題的關註傾向於與民生相關，民生問題成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最關註的社會問題。這種重心的轉移，反映了人們對社會發展趨勢的判斷。對民生的日益關註尤其反映出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對人民的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產生了最強烈的影響。這些都對人們的安全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即社會生活安全感需求增加，從而影響人們的幸福感。
對“幸福指數”的壹些誤解
近年來，“幸福指數”成為我國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也成為壹些政府部門的實踐課題。
幸福指數是指以主觀幸福感為指標，運用專門的測量工具，獲得人們主觀幸福感的量化結果。但是，如果幸福指數會在生活質量指標體系乃至壹個地方、壹個國家的發展規劃中發揮重要而合理的作用，那麽，尋求對幸福指數的充分理解，避免各種誤解，無疑是最基本的前提。
首先，對幸福的理解涉及到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等多個學科，顯示了社會心理系統的高度復雜性，而這種復雜的主觀世界要用量化的工具來衡量和解釋，這無疑對現代社會科學的局限性提出了重大挑戰。因此，對幸福指數的壹個可能的誤解是簡化幸福指數的傾向。其中壹個典型的表現是，我們希望通過壹份問卷來實現對主觀幸福感的全面準確把握。幸福感測量中的壹個重要問題是，人們在測量時所表達的生活感受能否代表他們在壹個時期內的整體生活感受。
其次，幸福指數是社會發展及其問題的“風向標”和“晴雨表”。如果社會心理系統包括理性層面的認知評價和感性層面的情感感受，那麽情感感受往往在幸福中占據主導地位，幸福有時是壹個非常個性化的主觀領域。因此，在實踐領域，幸福指數可以是生活質量指標體系中的壹個重要方面，但不是唯壹方面。在這裏，關於幸福指數的壹個可能的誤解在於，可以把幸福指數看成是反映個人生活質量、衡量社會進步程度的絕對指數，從而忽略了對社會發展內涵和人類精神領域豐富程度的考慮。
再次，作為制定發展規劃和社會政策的重要參考因素，幸福指數與GDP的關系應該是辯證的。GDP是硬指標，幸福指數是軟指標，二者在發展規劃和社會政策中都有其獨特的地位和作用。能夠關心幸福，說明發展理論和實踐已經上升到壹個更高的層次，發展的內涵更加豐富。但我們絕不能在GDP和幸福指數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所以，對幸福指數的另壹個可能的誤解在於“對幸福指數的崇拜”，即把幸福指數的意義無條件地誇大、片面、極端化。
幾十年來，西方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壹直在探索幸福的測量方法，積累了壹定的知識和經驗。即便如此，還沒有壹個幸福測量工具得到普遍認可，許多量表仍在改進中。中西方在社會文化背景、社會心理等方面存在差異，這是反映形式之壹，所以對幸福的理解不會完全壹樣，感受幸福的方式也會不壹樣。因此，要想開發出壹套既反映國際水平又符合中國國情的幸福測量工具，特別是獲得壹個可以作為發展規劃和社會政策參考的幸福指數，還需要進行高水平、創新性的多學科合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