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中有壹種說法，我們不應該在歷史中留下空白。雖然我們不能留下空白，但我盡量少留下遺憾。”10 10月30日，在工人日報，記者見到了第十三屆長江韜奮獎獲得者、《工人日報》高級記者、攝影部主任於文國。他仍然自稱為“草根記者”，曾六次獲得中國新聞獎，88次獲得全國和世界紀實攝影獎。36年來，他走遍了祖國31個省市。無論是在抗洪抗震壹線，還是在國家重大新聞現場，哪裏有新聞，哪裏就有他的身影...
貧困中的現代文明啟發下的“農村寶貝”
65438年至0956年，於文國出生於山東省桓臺縣壇子村。他父親原本是當地壹家國企的工人。60年代初經濟困難時期，物價飛漲，人民生活困難，特別是工人工資經常入不敷出。
“我父親是當地的七級木工、瓦工，但當時社會上流行壹種說法，‘七級工八級工不如農民’。”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父親選擇回家務農，我也從壹個工人的孩子變成了農村娃。”於文國說道。雖然父親工作的突然變動給余文國少年時期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落差，但余文國回憶起那段經歷還是心存感激。”我能走到今天這壹步，其實得益於在這樣壹個既不優越也不封閉的小城長大。山東省桓臺縣雖然窮，但地理位置並不偏僻，能接觸到大城市的信息。這樣的環境使我在貧困中受到現代文明的啟發，我決心改變命運。"
追求知識融入血液的自考大學生。
1976年，於文國高中畢業。因為沒有恢復高考，於文國選擇了參軍，成為壹名基建工程師。“因為我從小學學過壹些美術，水彩畫，油畫，正好是宣傳單位的負責人來接新兵。他讓我加入了軍事機關的宣傳單位，在電影組做放映員和美工。”
從65438到0978，部隊宣傳單位攝影幹事跳槽，余文國經過三個多月的新聞攝影培訓被選中帶班，從此走上了新聞攝影的道路。1980年，於文國隨機械工兵團去上海建寶鋼。經過多年在部隊宣傳工作的鍛煉，余文國的攝影作品經常可以在上海主流的《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看到。其中，拍攝於熱軋廠工地的作品《榮譽之前》獲得人民日報首屆新聞攝影大賽壹等獎。雖然已經在寶鋼宣傳戰線小有名氣，但高中畢業參軍的於文國壹直沒有放下自己的大學夢。1983當於文國得知國家開始允許自學考試時，他興奮地報考了第壹批上海教育學院和復旦大學。“當時除了完成工作上的宣傳報道任務，剩下的時間都用來學習了。”於文國說。
上世紀80年代，寶鋼所在的地區被上海人視為荒野。為了不耽誤晚上的學習，於文國下午4點半就離開了單位，直到晚上12點多才回家，每天如此。“寶鋼在上海東北角，復旦更近。教育學院在上海的西南角。有時候去那裏上課就相當於對角穿過上海。半夜回家後，第二天還要早起上班。”於文國說:“那時候我真的很想學習，想學知識，所以就堅持下來了。”也就是從那時起，崇尚文化、追求知識的思想就深深地融進了於文國的血液裏。“記者是壹個需要終身學習的職業。現在壹天不學習就有點受不了了。”
於文國辦公室的鐵皮櫃子裏，放滿了他從業以來拍攝的數萬張紙和數不清的攝影作品。
36年來壹直堅守壹線的良心攝影師
在他36年的電影生涯中，余文國6次獲得中國新聞獎，連續3次獲得中國攝影記者金眼獎，88次獲得國家和國際紀實攝影獎。目前，他是中國唯壹獲得中國新聞獎“攝影、傳播、論文”獎的“兩棲”記者。這些榮譽的背後，是於文國無盡的付出和生與死的考驗。
在青藏公路五道梁道班采訪時，他在接近零下30度的環境下掉進了5米多深的溝裏，左臉沾滿了鮮血。他曾經因為過度勞累，在兩會期間暈倒在人民大會堂。他還被繩子吊在太行山深處的懸崖上射殺壹個開山刺人的工人，深淵就在腳下...
“只要妳選擇了攝影記者，妳就是在做壹線工作，妳要吃苦，要耐得住寂寞，要經得起危險。”於文國說:“壹天的工作下來，我常常把相機放在壹邊，腿都擡不起來了，但只要專註於相機取景器，所有的疲憊和危險都拋在腦後。”
2001起，於文國擔任中國新聞獎攝影板塊評委。此後，他再也沒有發過自己的照片參加評選。“雖然我這幾年拍了很多那個水平的作品，但我不可能同時當運動員和裁判。”
在郭雯的辦公室裏，我看不到任何獎狀。他告訴記者，那些東西都塞在鐵皮櫃子裏，甚至沒有帶回家。相比那些光鮮亮麗、光彩奪目、不平凡的經歷，於文國更願意把話題引向中國新聞攝影行業的發展和從業人員素質的提高。
於文國向記者講述了壹個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2008年汶川地震後，於文國作為第壹批災區攝影記者到達映秀鎮。在映秀鎮倒塌的電廠廢墟前，他在宿舍樓的廢墟下找到了壹個女人和她的侄女。當時已經是震後第三天了，姑姑和侄子都快不行了。來自上海和山東泰安的兩支救援隊雖在現場不停救援，但已不堪重負，建築受損嚴重。小小的挖掘會導致第二次滑坡。被壓迫女子的丈夫從都江堰回來，雙眼布滿血絲。時間壹分壹秒過去，救援卻毫無進展。“最後，我親耳聽到救援隊長對女子的丈夫說，妳要做好最壞的打算。”於文國說。男子聽到救援隊長的話，蒼白的臉壹下子變紫了。顫抖著，他從褲兜裏摸著被捏成壹團的香煙，試圖用打火機點燃，但手裏的打火機無論如何也不允許他把香煙含在嘴裏。“當時的空氣好像是停滯的，大氣都看不出來。”於文國說。“我從事攝影。從專業的角度來說，我拿起相機就想拍，但當時我無論如何也拿不出手裏的相機，更不能把相機舉在面前按快門。回想起那張照片不是我拍的，我現在不後悔！”
從映秀鎮出來壹兩天後，於文國又去了漢旺中學的救援現場。在廢墟和還沒挖出來的屍體面前，積攢多日的情緒終於化作了淚水。這位山東漢子在地震日記中含淚寫道:“那些孩子都是十七八歲的學生，父母都四十多歲了，也就是說，死了壹個，就死了壹家人！”當時，這些學生的屍體被停放在壹塊空地上，供家屬辨認。余文國遠遠地看到，他也是壹名攝影師，壹張張地拍著那些死去的孩子的臉。“我旁邊的壹個新華社記者看到這壹幕，破口大罵。我還用相機拍了幾張照片，記下了那個人。”於文國說:“攝影師不能是瘋子，不能是人，要先做人，再拍照，有時候不拍照，也是職業境界。”於文國認為，攝影記者不僅要會拍照，還要了解新聞視野和新聞傳播的規律，還要有與之相匹配的職業道德和修養，這樣當他們真正面對災難報道和突發事件時，才會知道如何向社會傳遞自己應有的價值和正能量。
從業36年，於文國從未離開過壹線。他說:“記者中有壹種說法，歷史不應該留白。雖然我們不能留下空白，但我盡量少留下遺憾。”
“如果有壹天我跑不動了，我還可以整理和研究我在生活中拍攝的影像。這個時候，以我這麽多年跑壹線的本事和積累的經驗，我可能會把問題看得更深。但現在，每當有新聞事件發生，還是有壹種發自內心的力量，推動著我想盡壹切辦法沖到第壹線。如果我不去現場，我會覺得極其難受。”於文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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