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觀主義者看來，大眾媒體的迅速擴張會摧毀傳統文化。在時代的轉折點上，新文化會以勢不可擋的攻勢搶占傳統文化的主陣地，然後蠶食傳統文化的領地，最終取而代之；經濟強國的文化也會成為世界主流文化，淹沒其他弱勢族群的地域文化，形成世界文化趨同現象，失去個性和特色。克羅地亞文化部長博諾·比斯庫皮克(Bono Biskupic)諷刺道:“文化和生物壹樣，正瀕臨滅絕。”〔24〕
樂觀主義者認為，雖然存在“文化解體”的現象，但文化本身的歷史連續性使其能夠抵抗大眾傳播的沖擊，並進行自我重建。在建設新文化的過程中，傳統文化的精華會留存下來，在新舊之間總能找到平衡；同樣的現象也會出現在民族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因為媒介技術構建的世界文化圖景和表象，只是壹種強勢歐洲文化的虛擬放大。雖然它具有強烈的文化帝國主義性質，但與之並存的世界性多元文化主義仍在這壹框架中生成。當然，這必然是壹個曲折復雜的過程。
綜上所述，悲觀主義者看到了現代傳統文化的生存困境，給人們敲響了警鐘，具有積極的警示意義，呼籲我們采取必要的行動保護傳統文化，但他們忽視了文化的自生功能，陷入了壹邊倒的泥潭；樂觀主義者發現並重視文化的自發功能，卻缺乏必要的措施來促進和維持文化的自發和持續，有“放任”和“被動”之嫌。這兩種觀點給我們的啟示是，要理性看待傳統文化的發展。首先要承認我們重視“文化消化”的現狀。因為文化作為壹種精神存在方式，是社會的上層建築，是由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的。如果說後工業社會的到來已經成為現實，我們無法改變，那麽我們應該肯定這壹點:某種文化總是適應於某種社會。當然，這不能成為我們對文化發展失去信心的理由。事實上，我們應該對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進行合理的分析，保護和發揚傳統文化的精華，並抓住機遇促進文化的發展。
我們不能抹殺後工業社會的現實，而應該對傳統優秀文化的保護和弘揚做出更積極的回應。首先，要正確認識大眾傳播的正負功能，既要看到其營造虛擬環境、麻醉人們精神的消極壹面，也要看到其整合社會、傳播文化的有益壹面，從而采取相應措施抑制和減少大眾傳播的負面功能，引導和發揮其正面功能。比如，進行新聞立法，規範信息傳播，對媒體傳播的不良信息進行清理和嚴懲；另壹方面，要培養媒體從業者的職業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使其發揮“守門人”的關鍵作用，自覺提供更多符合大眾需求、能增進人們情操和思想的優秀節目，走群眾路線而不是低俗路線。其次，要註意影響大眾傳播效果的壹個關鍵環節——受眾。受眾對信息的選擇性接觸、理解和記憶程度是衡量傳播效果的重要尺度。從這個角度來說，保護傳統文化，也應該從提高受眾的審美情趣和素質水平入手，努力通過社會、學校等機構對受眾進行教育，讓受眾為自己愛護“信息”，主動回避不良信息，選擇、接觸、記憶更多符合自己需求的“好信息”。我們應該認識到大眾傳媒是壹把雙刃劍，在不同的條件下會發揮不同的作用。既能成就文化，又能消解文化。目前，在大眾傳播創造的環境中保護傳統文化，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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