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是指壹個人對壹個事物或壹個對象的認知和看法，對自己的看法，對他人的想法，對環境的認識，對事件的看法。
認知行為療法認為，人的情緒來自於人們對所遇到的事物的信念、評價、解釋或哲學觀點，而不是來自於事物本身。
正如認知療法的主要代表A·T·貝克所說，“失調的行為和情緒都源於失調的認知”。
比如，壹個人總“認為”自己表現不夠好，連父母都不喜歡他。所以他做任何事情都沒有信心，自卑，心情不好。治療的策略是幫助他重建認知結構，重新評價自己，重建對自己的信心，改變自己“不好”的認知。
認知行為療法認為，治療的目標不僅是處理行為和情緒的外在表現，而且是分析患者的思維活動和應對現實的策略，找出錯誤的認知並加以糾正。
基本概念
“ABC”理論:
埃利斯提議的。
a指激活與情緒相關的事件；
b指信仰，包括理性或非理性的信仰；
c是指與事件相關的情緒後果和行為反應。
事件和反應之間的關系:
壹般認為事件a直接引起反應c，事實上並非如此。在A和C之間有壹個中介因素B..A對個體的意義或是否引起反應受B的影響，即由人們的認知態度和信念決定。
例如:
壹幅抽象派的畫；有的人很欣賞，反應很愉快；有些人覺得這些只是無意義的線條和顏色，既不會產生快感，也不會產生厭惡感。繪畫是事件A，但反應C不同，這是由於人們對繪畫的認知評價B不同。
認知評價或信念對情緒反應或行為有重要影響。非理性或錯誤的認知導致異常的情緒或行為，而不是事件本身。
自動思考:
事件發生後出現在大腦中的想法叫做自動思維。
例如:
看到狗會產生恐懼。在看到狗和狗會咬我的恐懼反應之間有壹個想法，可能會有狗咬人的恐怖想象。狗咬我是自動思維。
自動思維沒有好壞，只有適應性和非適應性。非適應部分也叫扭曲思維或錯誤思維。
扭曲錯誤的思維包括主觀臆測，它以“自動思維”的形式出現，即這些錯誤的思想往往是無意識地、習慣性地進行的，因此不容易被識別出來。
不同的心理障礙有不同的認知扭曲。比如，抑郁癥患者大多對自己、對現實、對未來的態度消極，有偏見，認為自己是失敗者，壹切都不如意，認為未來沒有希望。焦慮是對現實中的威脅產生偏見，誇大事情的後果，面對問題時只強調不利因素而忽略有利因素。
常見的認知扭曲:
(1)主觀臆測:
缺乏證據，主觀臆測。如果壹個病人沒有做好工作，那就假設所有的同事都會看不起她。
(2)壹葉障礙:
不考慮整體的脈絡和背景，只看細節或暫時的表現而下結論。如果壹個學生在壹次考試中答不出壹個問題，他只會在事後思考這個沒有回答的問題，覺得所有的考試都失敗了。
(3)亂貼標簽:
也就是對自己或他人的片面提法。比如壹個患者把孩子學習不好的原因歸結到自己身上，認為自己是壹個“壞媽媽”。
(4)非此即彼的絕對觀念:
認為非黑即白，不好就不好，不能容忍錯誤，要求完美。比如壹個病人有壹次考試沒有達到預定的目標，然後他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壹切都結束了。
核心信念:
核心信念是支撐每壹個自動思維的核心部分，類似於世界觀、價值觀等。他們是引導和推動生活的動力。這些信念被人們奉為絕對真理，認為事情就應該是這樣的。
大多數人都會保持積極的核心信念，比如“我有價值”。
有心理困擾的人往往有消極的核心信念。比如壹個人的核心信念是“我無能”，那麽他在生活中就會傾向於選擇性地關註壹些與這個核心信念相關的信息。即使有正面信息，他也會傾向於負面解釋，會繼續相信並維持這種信念。
大多數消極的核心信念都與早期的成長經歷有關。與自動思維不同的是，核心信念深藏在人們心中，不容易被清晰地表達出來。壹般只能在治療中，在治療師的不斷詢問中才能了解。
？測試假設:
識別和糾正認知扭曲和錯誤想法的壹種方法是檢查支持和不支持某個錯誤假設的證據。
比如，壹個患者在受到挫折後，認為自己“壹事無成”，“別人看不起我”，非常沮喪。其實他已經成功做了很多事情，大學畢業，曾經做過業務經理。
檢驗假設的過程，不僅有助於患者認識事實，也有助於發現自己對事物扭曲的認識和消極的態度。
檢查證據:
比如消極思想——積極思想；我很笨——我會更聰明；我從來不知道怎麽說話——我總能清晰地思考和表達自己；我沒救了——只要努力，我會改的；我太虛弱了。-我會堅強的。
辯護律師:
“在挑戰妳的想法時，妳可以想象妳被帶上了審判臺，原告(自動思維)壹直在起訴妳，給妳貼上無能和懦弱的標簽。現在妳的任務是扮演辯護律師，攻擊證據。妳必須認真對待這份工作。”
家庭作業:
根據治療流程，給當事人布置作業，壹般包括個人資料的收集、假設的檢驗和認知治療技術的實踐。
適應癥:
認知行為療法可用於治療多種疾病和心理障礙，如抑郁癥、焦慮癥、神經性厭食癥、性功能障礙、藥物依賴、恐懼癥、慢性疼痛、精神疾病等。
最重要的是對情緒抑郁癥患者進行治療，尤其是對成年單相抑郁癥患者，這是壹種有效的短期治療方法。
沮喪
認知主題:
剝奪，挫折，損失。
不合理的認知:
極度抑郁的人在受挫後會無端自責，誇大自己的缺點，縮小自己的優點；
自責——把所有的責任都歸咎於自己，表現出壹種認知上的不合邏輯和不切實際。
核心信念:
我不好。我不受歡迎。人們不喜歡我。
核心信念與個人經歷、他對重要人物的認知以及他對他人態度的感知有關。
比如，如果壹個孩子在童年時期有過重大的經驗喪失，這個孩子就無法理解事情與他無關。相反，他會認為他們和他有關系，認為是他的不良行為造成的，從而形成“我不好”的核心信念。
抑郁癥最大的風險是自殺。
自殺的認知主題:
壹是高度的絕望感(貝克認為“絕望”是指“消極的想法、消極的預期或對未來的悲觀”)，絕望程度越高，自殺的可能性越大；
二是覺得自己應付不了生活的問題，斷定遇到的問題不可能解決，覺得沒有出路。所以在危機幹預中讓他們知道事情是可能的、可行的，可以糾正不合理的認知，降低自殺的風險。
焦慮癥
焦慮癥的認知主題；
1，誇大危險:
對壹個人感覺到的危險的誇張反應；給事情失控壹個災難性的解釋。他們的認知內容大多圍繞著身體或心理以及社會的危險，如對死亡的恐懼、瘋狂、失控、昏厥、被監視、犯錯、意外等。他們會選擇性地關註那些因為生理或心理原因而被篩選出來的威脅信息。
比如當事人的壹個親戚死於心肌梗塞。目睹了搶救過程後，她腦子裏產生了“如果心臟病發作就太可怕了”的想法。當晚她在睡夢中醒來，感覺到心跳和胸悶，於是認為“她心臟病發作了”。這種災難性的想法和解釋，把她的焦慮推向了頂峰，形成了第壹次驚恐發作。
焦慮癥患者的核心信念:
我沒有自信，我無能，外面的世界很危險。核心信念的主題是“危險”。危險的核心信念在軀體感覺和認知誤解中起著重要作用。危險的核心信念帶來危險的自動思維，進而引發焦慮。
強迫癥
認知模型:
(1)，責任感太高不合適
對責任的錯誤理解是強迫癥的獨特表現。他們對事件有高度的責任感，對失職的恐懼和高度的使命感、負罪感和罪惡感。
(2)、威脅評估
強迫癥患者高估了危險和危害後果，低估了個人應對能力。
(3)完美主義
完美主義的思維模式——壹種控制和減少傷害的方式，也是產生和維持強迫癥狀的主要因素，這種認知模式會增加對危險的高估。強迫癥完美主義的表現形式包括:對事物的理解必須完美；每件事都必須做得恰到好處；絕對對稱、確定性和意識形態控制。
(4)思維的重要性
強迫癥患者過分關註和控制自己的思維，是因為害怕對不好的後果負責。思維和行為的界限不清，他們認為某種思維會導致某種行為。
(5)、對控制的過度需求
強迫癥的核心是他們的生活需要外部控制，他們需要絕對控制自己的環境，把每件事做得完美是減少危險和避免批評的壹種方式。強迫癥患者也要求有自己的思想，以避免危險和傷害。強迫觀念是過度控制不允許思維的正常心理系統的崩潰。
(6)、壹切都需要確定
強迫癥患者無法忍受完美和危險感知的不確定性，自我效能懷疑是強迫癥的認知方式之壹。當客戶要求確定性時，他會反復說:“萬壹出了問題，我可能就是那個人。”認知治療師承認這種存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事實上，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麽客戶很難接受不確定性。這個問題的討論會引出用確定性來預測事物需求的討論，這說明當事人有完全控制的需求，否則災難就來了。
神經性厭食癥
認知主題:
重點是對自己的外貌、臉型、體重的不合理認知。“我胖”“我不漂亮”“瘦才是美”。
核心信念:
外貌決定壹切。如果我不漂亮，沒有人喜歡我。我沒有吸引力。
禁忌:
包括有幻覺、妄想、嚴重精神疾病或抑郁癥的患者，家庭系統不穩定的患者不適合進行認知行為治療。
很多人認為我心情不好的原因是遇到了不吉利的事情，好像是壹件不好的事情造成的心理困擾。在ABC理論中，由於認知功能的原因，不確定不良事件是否會帶來心理困擾，甚至可能帶來成長和好的機會。這是認知行為療法的壹個重要概念:非理性或錯誤的認知會導致異常的情緒或行為，而不僅僅是事件本身。
自動思維與核心信念的關系:如果把心理活動比作壹棵樹，那麽自動思維就是壹片樹葉，核心信念就是壹根根。不合理的認知方式或自動思維來自於其深層的核心信念。核心信念的形成與早期的經歷有關，壹旦形成，就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人的思維和行為。這種影響太隱蔽，不容易被人意識到，所以我們在生活中經常聽到“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說法。當遇到壹些類似事件時，會觸發核心信念。
例如:
早年喪母的人，長大後可能會受到不良生活事件的打擊，比如重大考試失利、身患重病、遇到嚴重困難等。，這可能會引發他們潛在的失落感，表現在很多消極的自動思維上。在不合理想法的影響下，他們會逐漸喪失客觀判斷的能力，最終完全確認核心信念，那就是“我很壞，沒有人能幫我。”我是個失敗者。"
所以單純改變自動思維是不夠的。為了徹底放棄壹些不合理的認知，還必須從改變核心信念入手。
(1)認知行為療法需要在行動中識別不合理的認知，在行動中替代不合理的認知，在行動中改變核心信念，所以行動很重要。
(2)治療師會布置作業，要求每天都要做。不合理的認知是日積月累形成的，需要不斷的練習和實踐來改變它們。所以，認知行為療法不是簡單的改變認知，而是在行動中體驗和修正認知。很多人只重視認知，忽視行動，結果成為“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成為認知理論家，卻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
只有壹些人能經歷創傷卻變得更堅強。
“相反，只有那些選擇深刻記住它們、理解它們的人，才選擇認真生活，並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平靜和力量。比起命運，他們更相信自己。
當我們談到“創傷”這個詞時，我們往往會將其與對個體發展的各種不利影響聯系在壹起。
然而，近年來，心理學家發現，壹些經歷過創傷性事件如長期羞辱或虐待、絕癥、親人去世、戰爭、恐怖襲擊等的人。，從這些經歷中獲得了積極的個人成長。這些人被稱為“幸存者”。
幸存者這個詞，壹方面代表了他們負面的人生經歷，同時也是壹種力量的體現——這個詞強調的是“他們對那些負面事件進行了強烈的衡量。”
1995年，理查德·泰德斯基和勞倫斯·卡爾霍恩提出了“創傷後成長”的概念。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是指壹些人在與極具挑戰性的生活情境作鬥爭後所經歷的積極的心理變化:創傷後，個體發展出比以前更高水平的適應能力、心理功能和生命意識。
不是每壹個經歷過創傷的人都會有“創傷後成長”，那麽是什麽讓有些人有這樣的創傷後成長呢？怎麽發生的？
根據APA(1994)的定義，創傷性事件(traumatic events)是指與(實際的或威脅性的)死亡或嚴重傷害相關的事件，接觸這類事件會使人感到恐懼、害怕和無助。
泰德斯基(2012)認為，能造成創傷的事件通常包括以下特征:
A.事件的發生是突然的、意外的或不尋常的；
B.它通常涉及身體傷害或感覺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
C.會讓人覺得失控。
人生某些階段的創傷性事件更容易讓人變得脆弱，比如童年和20歲左右。
然而，研究人員在壹些幸存者身上發現，在對抗創傷性事件的過程中，盡管疼痛並沒有消失，但他們也經歷了壹些新的積極的心理變化。
例如，在對被關押在越南監獄八年的前戰犯的研究中，令人驚訝地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獲釋後都經歷了持續的積極的個人成長。而且，那些經歷過最糟糕情況——反復折磨、饑餓和身體傷害的人，會比其他人更積極地成長(Fretwell，2013)。
卡爾霍恩說，在他研究的案例中，大約35-75%的幸存者經歷了不同程度的創傷後成長(庫什納，2016)。
這種增長是如何發生的？是外傷的直接結果嗎？
答案是否定的。
泰德斯基(2004)認為，雖然被稱為“創傷後成長”，但促成成長的最關鍵因素並不是創傷本身，而是生存的過程——努力對抗創傷並最終生存下來的過程，這決定了我們能夠成長到什麽程度。雖然我們很少有人有意識、有系統地試圖賦予創傷以意義，或者尋求創傷的益處，但這種成長在我們努力的時候是真實存在的。
在每壹個經歷創傷的個體中，創傷的負面影響和正面影響並存。只是兩者的比例對每個人來說都不壹樣。有些人可以通過“生存”的過程來克服負面效應，讓自己有更多的正面效應。從這個角度來說，創傷後成長既是壹個過程，也是這個過程的結果。
泰德斯基和卡爾霍恩(1996)認為，當我們與創傷性事件作鬥爭時，我們會獲得以下三個方面的成長:
1.自我的改變
不知道妳有沒有經歷過創傷，有沒有想過:“最壞的情況不可能比現在更糟。即使面對這樣的困難，我也能處理好。還有什麽是我處理不了的？”
在努力熬過創傷後，我們都會發現，我們比想象中更堅強。研究發現，應對和處理創傷的經歷使幸存者更加自立，提高了自我效能感和價值感，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
簡單來說，他們對自己應對困難能力的自我評價會有所提高，他們會更有信心在未來有能力應對困難(泰德斯基，1996)。這是因為我們會更廣泛地總結和推斷自己在困境中的生存過程。
2.人際關系的變化。
對患有嚴重疾病的新生兒的母親和失去父母的個人的研究發現，60%的人認為他們從這壹過程中受益。20%的人反映，這段經歷讓他們的家庭關系更加親密(阿弗萊克，1985)。這是因為創傷經歷讓他們意識到與他人的關系有多重要，失去壹個親近的人可以有多快，從而更加珍惜與他人的關系(Malinak，1979)。
壹些被父母忽視和虐待過的孩子，也會珍惜和感激那些在家庭之外付出過愛的人(朋友、老師、愛人)。這種珍惜會讓他們的關系更親密。
此外，創傷也是我們重新發現被忽視的社會支持系統的機會。當我們受到創傷時，我們會比以前更願意暴露自己。這種自我暴露會讓我們找到合適的社會支持。當我們得到回應的時候，我們就會明白，我們可以依靠別人，在遇到困難的時候也願意接受別人的幫助。在被強奸女性的報告中，有25%的人表示因為受到傷害而改善了與疏遠的家庭成員的關系(Burt，1987)。
同時，我們也會因為經歷過而對別人的痛苦更加敏感，所以我們會成為壹個更有愛心的人。這樣也會給我們帶來更好的關系。
3.人生哲學的改變。
除了改變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看法，對抗創傷的過程也會改變我們對生活的看法。在被確診為癌癥的女性身上，有這樣的變化:她們開始調整自己的生活重心，對自己應該關註的事情有了新的判斷，比如會更加欣賞自己的人生價值，讓自己活得更輕松，享受生活(泰勒，1984)。
從長遠來看，與創傷作鬥爭的過程最終堅定了幸存者的精神信仰，增強了他們對生活的意義感。他們會得到情感上的解脫，建立新的人生哲學，比如相信好事壞事都會發生在同壹個人身上，而這沒什麽(奧爾德溫，1994)。
創傷後成長是如何發生的？
-“創傷後成長模式”
關於創傷後成長是如何發生的，泰德斯基和卡爾霍恩(2014)提出了創傷後成長模型:
1.首先，當個體經歷創傷性事件時，我們會在三個方面受到巨大挑戰:
管理悲傷的挑戰，即如何控制和處理自己的極端負面情緒；
生活圖式、信念和目標方面的挑戰，即如何應對自己對世界基本認識和信念的懷疑，建立新的更高的價值觀和目標；當創傷讓妳懷疑人生的時候，妳就得想辦法重新建立對世界的基本認識和信念。
生活敘事中的挑戰:如何擺脫痛苦敘事，建立新的敘事方法？敘事，即我們如何講述自己的故事，我們在故事中關註什麽，如何解讀細節，不僅表現了我們是什麽樣的人，也塑造了我們將成為什麽樣的人。創傷的敘事對象可能是別人(比如在壹個支持團體裏)也可能是我們自己(比如寫日記)，但兩者都會迫使我們直接面對創傷事件，直接追問生命的意義。
2.大多數個體會進入反復思考，也就是反芻。起初，冥想大多是自動的和侵入性的(侵入性是指妳不受妳的控制，但妳不想去想它，但妳總是進入妳的頭腦)。這些想法會自動進入我們的腦海，讓我們不由自主地反復思考創傷。
在冥想的過程中，有些人可以緩解悲傷，管理被動的冥想過程，進入主動的深思熟慮的冥想。其他人會去外面的世界尋求支持。他們會通過溝通和祈禱將自己暴露給別人，並從其他榜樣(如心理咨詢師)那裏獲得如何認知、如何應對的模範學習和支持，獲得人生敘事的新視角，從而進入主動冥想。
3.個體進入意向性冥想後，可以逐漸改變自己的認知圖式(即妳認識世界的壹些基本框架)和敘事方式，進行新的意義發現，從而獲得創傷後的成長和人生智慧。生命智慧的獲得是壹個持續的過程，它將使我們“不斷平衡反思與行動，衡量已知與未知，更能接受生命的矛盾，以更加開放的心態理解與人類生存相關的基本問題”。
創傷後成長中的認知策略
Zoellner(2006)認為“創傷後成長模型”包含了幾個重要的認知策略，它們在促進創傷後成長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積極的認知重新評估。
積極認知重評是指以更積極的方式去理解產生負面情緒的事件。它是壹種“先註意”的情緒調節策略，即不要等到對情緒做出反應，而是在情緒產生和接收的時候重新解釋。
認知重評是最有效的策略，讓幸存者感到強大，能夠控制和管理困難的局面(Castro，2016)。
認知重評的過程包括:當我們遇到壹個讓我們產生負面情緒的事件時，我們首先試圖識別自己的負面情緒，並給它們貼上標簽，比如“我開始感到憤怒了”或者“我感到非常焦慮”。然後，系統地重新分析這壹事件對個人的影響，以壹種新的、樂觀的方式描述和評價創傷，分析其對我們現在和未來生活的積極意義。
深思熟慮:
對於創傷後成長，意向性沈思是指“對意義尋求、問題解決、記憶和期望的反復思考”(馬丁，1996)。如上所述，在壹次創傷性事件後，我們往往會先進入無意的冥想，然後進入有意的、建設性的冥想。當有意冥想和積極重評相繼發生時，創傷後成長的程度最高。
驗收壓頂(驗收壓頂):
在9.11創傷人群的研究中，運用“接受應對”策略，即平靜地接受已經發生的創傷事件，接受應對創傷時無法改變的事情，是促進創傷後成長的重要策略(Butler et al .，2005)。相反，如果采取防禦性應對，即對災難性事件表現出否認和憤怒，則不利於個體的積極成長。
追求意義感
發表在《PNAS》2065 438+03的研究發現，幸福和意義往往不重疊，幸福往往更關註當下和利己，而意義是更長遠和利他的；並不是說幸福感高的人就壹定有更高的意義感，反之亦然。那些報告消極事件和痛苦掙紮(不太快樂)的個體對生活有更強的意義感。他們需要壹種意義感，在逆境中保持信念，相信自己得到的是更長遠、更宏大的人生回報。
研究還證明，如果壹個人有強烈的意義感，他們可能會獲得更好的創傷後成長。在對脊髓損傷者和失去孩子的父母的研究中發現，如果個體具有強烈的意義感(認為世界是有意義的，積極和消極的經歷都是有意義的，他們願意追求意義，具有挑戰性的情況也值得投入)，那麽他們將更好地獲得創傷性成長(Zoellner，2006)。
“那時候自殺不死，現在每天都像重生壹樣。”由此我們發現，類似故事的主人都知道自己的不幸，但卻念念不忘過去。過去不是用來忘記的——讓妳“忘記過去，忘記痛苦”的建議總是無力的。相反，只有選擇深刻記住它們、理解它們的人，才選擇認真生活，並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平靜和力量。比起命運，他們更相信自己。
丁桂軍
2019年4月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