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不識字，為何翻書？
從秦朝的焚書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獄，我們的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為了更好的禁錮人們的思想，統治階級除了人為制造文字獄這樣的世界悲劇還能做什麽？
文化大災難給我們帶來了無盡的災難和落後。誰能說這些不是阻礙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原因？
文字獄，顧名思義，是由文字引發的犯罪。在中國封建專制社會，對專制統治的考驗往往用“有影響嫌疑的言詞”來羅列罪狀，濫殺無辜，以此來肅清異端，約束思想，維護專制統治。歷史上，因書寫而定罪的案例屢見不鮮，而且數量之大，株連之廣，懲罰之殘酷，尤其是在清代。文字獄壹詞來源於清朝。
清代文字獄是在政權基本穩定後，隨著統治者對思想文化領域控制的加強而產生的。始於康熙，發展於雍正，在乾隆時期達到頂峰。乾隆時期，不僅文字獄的定罪範圍超過了康雍時期，而且案件數量也增加到康雍歷代總數的數倍。特別是乾隆查抄上交禁書期間，各種文字獄層出不窮，數量劇增。
清代出現了許多文字獄，有其特殊的歷史因素。李自成推翻明朝，吳三桂率清軍入關。後來大清統壹中國，對漁民有利。按照漢族的傳統觀念，清朝統治者是帶著少數民族進入中原的。這就叫“甘昆重復，陳箓在中原”。幾千年來形成的中國正統思想，是清朝統治者無法靠武力贏得的。漢族知識分子強烈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識體現在明末清初的各種著述中，流傳甚廣，影響深遠。這無疑是對清朝統治者的潛在威脅，讓他們坐立不安。雍正帝曾說:“有許多人從來沒有繼承過異姓，前朝的祖姓都臣服於後代。他們從來沒有像本朝這樣奸淫百姓，冒充朱姓，震動人心，如果是這樣的話。”清朝統治者為了鞏固清朝的統治地位，害怕對漢族的反清思想不嚴加防範，打擊不力。他們在乾隆時甚至發展成病態的懷疑和恐懼，決心徹底湮滅漢族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氣節。民族矛盾和民族鬥爭與滿族貴族和漢族地主階級的非當權者的矛盾和鬥爭交織在壹起，與農民階級反對封建壓迫的階級鬥爭交織在壹起，這種鬥爭在清初最為激烈。順治至乾隆年間，文字獄案件約160件，其中大部分或反清，或因羅誌蓄意反清罪名而鋃鐺入獄，清楚地表明了清代文字獄的特殊歷史背景是民族矛盾和鬥爭的持續。
清朝統治者試圖加強他們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統治，同時吸引各民族的上層階級成員。統治者大力提倡朱成的理學，並積極誘導其思想。為此征集了壹些理學家，編著了《自然的本質》等書籍，在世界範圍內出版發行，企圖普及理學中的“忠”“孝”思想，以此來束縛人們的思想，麻痹人們的鬥誌。對不利於其統治的思想、言行進行嚴厲鉗制和殘酷打壓。凡是文字作品，只要清朝統治者認為其侵犯了君權或妨礙了自己的統治，就被視為“犬吠”、“異端”、“抗命”，必然導致牢獄之災和重刑的興起，往往壹案涉及數百人。
1663年(康熙二年)，發生了壹件整個清朝罕見的文字獄災案——莊史明監獄。莊家是浙江湖州有名的富家。他本人是個盲人，對歷史了解不多，但“左丘是個盲人，已經不會普通話了”的想法讓他備受鼓舞。我也想向左丘明學習，做壹部傳世的歷史著作。於是他出錢買了壹本明末朱國楨寫的未完成的《明史》，又招募了當地有誌於編纂明前史的人才，補寫崇禎朝和南明的歷史。談到南明的歷史，他依然信奉南明的正統。不承認清朝的正統地位。書中還提到明末女真與明朝的關系，這是清朝統治者極為忌諱的。《明史》出版後，因受賄被革職的知縣看到後，買了壹本書去恐嚇莊的父親，此時他已經死了，但被推了回去。這是因為莊的父親已經買通了政府，沒有什麽可隱瞞的。吳之榮壹氣之下起訴了中國政府。清廷自然高度重視，嚴查。莊根據大逆不道的法律被斬首處死。70多人被殺，數百人被流放到邊疆。
1728年(雍正六年)，湖南士人曾靜、張西策動掌握兵權的四川巡撫嶽鐘琪叛亂，引發了呂留良案。作為雍正年間的第壹大案，呂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學家，浙江石門人。在他寫的許多詩歌和日記中，都有大量關於防暑的激烈言論。他在選科舉墨卷時，充分發揮儒家“防外夏”思想，闡述民族大義，自然有反抗清朝民族壓迫的壹面。但他沒有把“夷弟”當人看，甚至當動物看，未能擺脫大漢族主義的錯誤立場。在《文選》中，主張先區分“華”與“義”，然後再談君臣之間的倫理關系。“中國人和外國人的區別大於君主和大臣的關系。”曾靜讀了《呂留良選》的雜文，從《防夏》中提出清朝入中原是“義帝竊天”，進而引發了實際的反清行動。呂留良早逝，及其弟子張西受其思想影響，列舉了九條罪狀，力勸嶽飛後裔四川巡撫嶽鐘琪反清。結果，嶽鐘琪向法院通風報信，將呂留良的家人、導師和其他相關人員定罪。死人被宰，活人被砍頭，牽連者被殺或被流，或被送去做苦役，輕者也被杖責。次年九月，清廷將陸、嚴、曾、沈等人所寫的書，以及他們的講話稿和以前的敕語，匯編成冊，在世界各地出版發行。作為警告。並讓曾靜、張西親自到東南各省高校宣講，當眾認錯，以消除東南各省文人的反清情緒。
到乾隆中期，形成了文字獄高潮。1750，曾轟動壹時的偽造孫家幹手稿案。孫家幹先後在中央和地方擔任要職，如左都禦史、吏部尚書、刑部尚書、直隸總督、湖廣總督等。，並以敢言敢諫著稱，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譽。7月，江西乾宗陸綠生與駐軍劉世達合謀，編造了壹份誣告乾隆皇帝的奏章，由孫家淦代筆。陸和劉的意圖是煽動人心，制造輿論，阻止乾隆皇帝的第壹次南巡。到1751年6月，假稿傳到雲南時被乾隆皇帝發現。由此，全國範圍內開始了追查假稿作者的活動。結果在18的各省流傳，連統治階級的上層都參與進來了。尤其是在湖廣和江西。到了1753年2月，乾隆皇帝覺得再追查下去得不償失，下令處死陸綠生和劉世達，停止追查假文稿，草草結案。
乾隆皇帝接受了假文稿案的教訓，決心加強意識形態的控制。於是，查辦禁書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堅決展開。禁書範圍之廣、年代之久，歷史罕見。從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到四十八年，短短七年間，記載的文字獄多達五十座。這是清代文字獄乃至中國古代文字獄史無前例的高峰。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舉人王希厚修訂《康熙字典》，因沒有對乾隆皇帝“李鴻”這個名字進行分析和褒揚，被判“大逆不道”罪。海城總督請王希厚升官功名。乾隆認為處罰過輕，指控海城窩藏罪犯，擬將其斬首，所有使節被革職。四十三年，東臺縣令奏報，當地舉人徐樹奎寫了壹些詩，如“大明天子再相見，把鍋擱半”，“明代，壹舉震京師”等。乾隆皇帝認為他的詩有“興明去清”之意，下令屠戮隗及其子懷祖的屍體，將他的孫介敬正法，其詩毀於壹旦。當地的諸侯陶藝和其他人甚至坐在壹起，放置沈重的書籍。為許作序的禮部尚書也慘遭屠戮。
由於文字獄過於嚴酷，很多文人“以文為戒”，怕壹不小心觸犯禁忌，所以不敢寫詩或散文。即使寫出來，也是言不由衷，不知所雲，晦澀難懂。乾隆年間，禦史曹在壹篇文章中說:“自1990年以來，小人...經常懷恨在心，攻擊詩歌，用有影響力的話語批評文字。有熟悉風聲的事，許多人窮，或累師生，牽連親友，身敗名裂。”這就是當時恐怖的現實。
清代文字獄是封建專制主義空前強化的產物，其根本目的是在思想文化上確立君主專制和滿族貴族統治的絕對權威。這場文字獄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後果，影響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當歷史進入18世紀，西方國家紛紛掙脫封建制度的枷鎖，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政治、經濟、科技飛速發展。但由於特殊的歷史環境和現實原因，我們仍然頑固地關閉了與西方交流的大門，狂妄地推行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使用文字獄這種極端手段消滅異端，禁錮思想，控制言論，維護封建統治。直接和人為造成了整個社會的落後，拉大了與西方的差距，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最終導致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地位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