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節省十三中的記憶
創建省十三中的回憶
劉少卿
山東省第十三中學於1931年秋在諸城創辦，1937年底停辦。歷時七年，我自始至終擔任學校校長。今年是建校五十五周年，我已經八十九了。每當我回憶起當年的辦學場景和教學生活，都會感到懷舊。我想把我有生之年在十三中的親身經歷整理記錄下來，獻給熱心的讀者。
奉命修建壹所學校
1931年5月，我在省第壹女子師範學校任教育局長時，有壹天，省教育廳廳長何思遠找我談話，大意是省裏決定在諸城建立壹所六年義務教育的完全中學，調妳當校長，以便當年招收壹部分學生。學校位於魯東南幾個縣的中心，壹定要辦好。他還說，為了建這個學校，朱、高兩縣都比不過。高密要出五萬(銀)，諸城只能出兩萬。最後諸城為之而戰。他沒有談及諸城為之而戰的原因。我的估計是，除了諸城地理位置適中之外，很可能和國民黨的烈士有關，比如王樂平、盧幼玉(兩人都是諸城人)。我對諸城並不陌生。在省壹中上學的同學陸遊是諸城人。壹中的班主任李老師也是諸城人。我父親最好的朋友鄧登山，民國初年在諸城任縣令。歷代諸城都有很多著名的學者。在我的印象裏，是壹個人傑地靈的地方。所以壹聽說要去諸城，我就答應了。
經過短暫的準備，我和尹慧泉去了諸城。尹惠全是我聊城老家的，也是我父親的哥哥。這個人老實，老實，能幹。鄧登山在諸城任縣令時，當過教師，熟悉諸城的風土人情。選他做我的學校助理是最理想的。
到了諸城，見了縣政府和國民黨縣黨部，都很歡迎我。縣長李文利說，建立壹所中學是諸城人民的夙願，我將全心全意地幫助他們，任何困難我都將不遺余力。縣委書記徐XX和叔叔陸謙也非常支持。我在濟南的女老師的學生，真的是我的哥哥，而陸是陸幼玉的哥哥。經過長談，他們都願意盡地主之誼，為建立“十三中”而努力。
校址位於城東南的老文廟內，這裏有大成殿、明倫殿、藏經閣等古建築，還有舊軍閥修建的“九房”。雖然房子不多，但位置幽靜寬敞(約70畝)，是個理想的地方。這裏計劃建壹所普通中學，18個班，700多名學生。校址確定後，縣財政局、教育局、建設局和縣黨部等相關單位組成了校建委，由我任主任，迅速組織人力物力進行建設。到8月底，建成了兩個教室、部分教工辦公室和宿舍，招收了兩個班的壹等生。學校於10月正式開學。“九壹八事變”後，由於經費緊張，學校轉型為初級中學，規模也縮減為6個班。從那以後，我就壹邊建學校壹邊教書，每年都招收兩個班。到1936年，學校更名為山東省諸城初級中學。
組織機構的建立和教學人員的任命
根據省教育廳的規定，學校實行校長負責制，學校的正常工作由校長領導。遇到重大問題，校長召集全體人員討論決定。學校在校長領導下，下設教務、紀律、事務三個部門，各設壹名主任和壹至二名工作人員，分管教學業務、學生思想和行政事務。此外，還有壹名童子軍教練和壹名女教官。在校長的直接領導下，他們負責訓練童子軍和指導女學生的工作。
當時學校實行教職員工聘任制，除校長和球探教練由省教育廳直接任命外，其余均由校長任命。為了讓這所中學在全省排名最後，我從被任命開始，就壹直在想很多關於聘請教職員工的事情。選拔人才的條件是:具有大專學歷，真正有才能、有見識，有壹定的教學經驗，能勝任工作。選人才的方式主要是從我的同學、同事、老鄉、朋友那裏，也有壹些是別人推薦的。
全校先後聘用的30多名教職工，大部分本科畢業，水平比較高。比如，學科主任崔，是我在省壹中的同學。我是北大畢業的，我們很親近。1924年，通過陸右玉的介紹，我同時加入了國民黨。教務處主任蔣守謙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曾擔任省壹中教務處主任，教學成績突出。1932年他離開壹中時，煙臺八中和濟南壹師同時被我錄用，他自願隨我來到十三中。歷史老師孫北武是我在北師大的同學。他是壹個成熟穩重的人，知識淵博，精通英語。他是壹個不可多得的好老師。辛星元，理化教師，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理化系。他非常重視學生的實踐，在理化儀器不多的情況下，指導學生制作簡單的儀器。當時收音機很少，他親自組裝了壹臺五管收音機。圖師張玉潭不僅是省內著名的國畫師，還擅長軍樂。他是十三中軍樂的創始人。齊哲，體育老師，畢業於上海東亞體育學院。他是體育方面的多面手。他熱情地指導學生開展體育活動，出現了許多球類運動和田徑運動員。在過去七年中任教的所有科目的教師都能勝任各自的工作。沒有發生過學生提拔老師的事件，也沒有發生過因不稱職被辭退的事件。當時教職員工的待遇以授課時數為主，校長月薪150元，每周兼職課六小時以內不額外加薪。總監月薪60元，外加兼職課程每周壹小時5元。各科老師每周授課壹小時，月薪五元。壹般壹周教20個小時，壹個月能拿壹百塊錢的工資。兼職教師，每月補貼十元。工作人員月薪40元，兼職課和老師壹樣，按授課時數計酬。計時制的實施，調動了教職員工的積極性，使人盡其才。
嚴格學習培養人才
十三中自成立以來，堅持嚴格學習，有嚴格的作息、考勤、考試制度。學校每天早上舉行集體升旗儀式，然後跑步二十分鐘，晚上降旗，晚上學習兩個小時，九點熄燈。每周壹舉行紀念周，唱國歌，念總理(孫中山)遺囑，校長講話。每周六下午打掃衛生。這些都是固定的。學校規定每天下午降旗前學生不得離校，其他時間離校需請假，接待室掛名牌。缺課超過三分之壹者將被除名。學校對考試、升學、畢業都有嚴格的要求。有臨考、月考、期中考、畢業考等考試。如果考場上有舞弊行為，試卷會得零分。普通話、數學、英語三門主課，兩門不準升級，壹門不準畢業。1934年，十三中初壹學生畢業時參加省考，數學平均成績80多分，全省壹班二班學生王喜見各科平均成績85分。他是省優秀畢業生，受到了省教育廳的表揚。
學校非常重視學生的體育活動，這壹點我深有體會。我在北師大讀書的時候，有五六個同學累到畢業都吐血了。他們踏足社會不久，就有壹部分人死了，沒有繳納會費。慘痛的教訓讓我看到，辦教育壹定要把體育搞好。沒有良好的身體素質，我們再多的知識也是沒有用的。有鑒於此，我來到十三中，就把體育活動和體力勞動作為壹件大事來抓。我和教學人員壹起帶領學生開辟了兩個操場，壹個是體育場，壹個是田徑場，添置了各種體育器材，要求每個學生每周至少參加兩個小時的課外體育活動。所以當時十三中的體育活動開展的不錯，學生體質也不錯。他們曾經派隊參加省運會，學生的跳高、百米跑、三級跳都在全省名列前茅。
當時也註重學生的道德素質教育。各級學生都有“公民”課(相當於現在的政治課)，進行道德素質教育，講三民主義，忠、孝、仁、愛、信、義、和，尊敬父母，尊敬師長，團結同學。發現不良傾向，隨時糾正。每學期期末，級教師會對每個學生的操行進行評價，開展“三優”(學、行、體)和“兩優”(學、行)評選活動，對入選學生頒發證書，在全校範圍內進行表揚。
根據青少年的特點，學校組織學生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學校有像樣的軍樂隊和高雅的樂隊，有銅鼓、圓號、京胡、二胡、笛子等樂器，經常舉辦音樂會。壹些娛樂活動的主要成員還組織了戲劇小組，在課後排練節目。每兩周的壹個周日，學校集體組織郊區旅遊或者越野賽。這些活動對開闊學生的視野，豐富學生的知識，陶冶學生的情操，培養學生的集體精神起到了壹定的作用。
勤儉辦學，綠化環境
學校自成立以來，十分註重勤儉辦學。凡是能做的，盡量自己做，盡量不花錢或少花錢為國家省錢。當時所有學生每周都有兩個小時的勞動課和壹個小時的勞動課。我們充分利用這段時間和業余時間，組織教師生活操場，修道路，建花壇，種菜園。在學校的東西兩側，曾經有兩個很大的學園，坑坑窪窪，到處都是碎磚瓦。師生們通過自己的勞動，剪下了高矮墊子，改造成了兩個大操場。學校還開辟了兩畝菜園，種植茄子、扁豆、西紅柿和大白菜。每個班的學生由老師輪流帶領管理，生產的蔬菜由師生分享。師生基本不需要在廚房買菜，學生可以吃壹些蔬菜，改善了生活，減少了生活費，受到師生的歡迎。由於資金的限制，學校建設的進度並不快。壹次，香洲的王翔千先生去學校看望他的孩子。我和他談了這個問題。他提出利用工作課動員學生搓土坯。我們采納了他的建議，組織學生大量搓土坯。學校後面，外面砌磚，裏面襯土坯，建了兩間教室和學生宿舍。
學校非常註重節約，精打細算，嚴格控制。1932年初，殷惠泉為節省取暖費，用木炭代替煤炭，中毒而死。當時更是禁止受賄。送信人葉收受瓦工隊長賄賂10元，校方隨即將其開除。葉不願意和其他工人罷工，員工只好自己做雜務，學校照常上課，不受影響。
為了給師生創造良好的教學和學習環境，在我的倡導下，學校開展了大規模的綠化美化活動。整個學校建了兩個花壇和壹個花園。首先，我們去曹州購買了20多種牡丹花，並建立了壹個牡丹池。後來我們加了很多種花，梅花，茉莉，杜鵑，玫瑰，梔子花，櫻花。每當春天來臨，各種各樣的花競相開放，五顏六色，真的別有壹番滋味。我喜歡花，尤其是菊花。學校引進栽培的菊花多達400至500種，其中不乏珍稀品種。我記得有個品種叫“玉盤持珠”，花徑34厘米。菊花盛開的時候，學校裏總會舉辦菊花展，參觀者絡繹不絕。1936年，天津《大公報》副刊用半版篇幅刊登了菊展的壹角，《北洋畫報》也刊登了壹些著名菊花的照片。除了每年春天植樹，從二年級畢業生開始，要求每個人畢業前都要種壹棵紀念樹，所以學校的綠化壹年比壹年好。1937年事件前夕，整個學校基本都是綠樹成蔭。
結合美化環境和生物教學，學校還飼養了壹些小動物，包括鵝、鵝、野生浣熊、虎皮鸚鵡等。印象最深的是學校買了六個南妮缸養金魚，有的銀白色，有的紅色赤紅。出現了“壹品在今”的罕見品種，全身銀白色，頭頂三個鮮紅的小點就像“品”字壹樣，十分可愛。學校每年培育成千上萬的金魚苗，全部提供給社會。
從1934年開始，學校靠賣菊花壹年就有100多元的收入，這筆錢被用來種樹種花，進壹步擴大了綠化美化的規模，實現了學校的公園化。
師生的愛國熱情
1931年，“九壹八事變”震驚中外，侵華日軍踏上中國東北三省。此時初壹學生剛剛入學，國難就在眼前。每個人的心裏都像壹塊大石頭。當大家得知蔣介石下令不抵抗，張學良還在北京悠閑地跳舞時，煩悶和惆悵壹下子變成了憤怒。師生們下課後議論紛紛，大家舉著海報，上演了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罪行的話劇，揭露了蔣介石“外忙中必有內定”的反動政策。然而，由於國民黨執政當局的嚴格控制，學校未能舉行公開譴責會議或組織大型宣傳活動。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日益增長的侵略野心，抗日救亡活動逐漸深入。綏遠抗戰開始後，傅於1936年發動全國各地支援，學校也起草了援助綏遠的活動計劃。壹方面在師生中募捐，另壹方面組織學生分成幾個宣傳隊上街宣傳，發動群眾抗日救國，抵制日貨，用實際行動支持綏遠抗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師生的反日憤怒更加強烈。全校師生走上街頭宣傳，在西江灘搭臺並連續三天上演《壹個愛國》等劇目，觀眾達數千人。
當時國民黨實行的是消極的抗日政策和積極的反* * *政策。壹開始老師和學生都不理解，表現出壹種猶豫和壓抑的感覺。後來他們逐漸從迷茫中清醒過來，開始認識到問題的本質。在壹些進步的教師和學生中不時表現出渴望光明和要求進步的情緒。1932年，日照黨組織發動五連山起義，十三中壹等生趙津生秘密前往參加，未能追到。不幸的是，這件事被國民黨縣政府知道了，趙津生被捕了。縣長李成壽因為兒子在十三中上學，拒絕去學校直接抓他。他特意通知我派趙津生去。在路上，我告訴趙津生:別害怕，我會盡力救妳，就說妳瘋了。見到李成壽後，我對李說:這個學生很老實，有時候說話很變態。請多加註意。過了壹會兒，我去李要求釋放。李說，我不是負責人。可以直接向縣黨部求情。我於是去找了縣黨部的趙繼勛，讓他盡快搬過來放了。趙當場就答應了。後來，我以為趙津生被釋放回家了，就沒再詳細問。誰知趙津生被從諸城轉移到濟南，不久就死在濟南監獄。過了很多年我才聽說這件事。
趙津生事件對學校震動很大，我也感到很被動。此後，我和訓導主任商量，想摸摸學生的思想基礎，避免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當時抱著全心全意辦教育的想法，不想過問政治。我對壹些進步老師的言行也有同感，但不敢公開支持，只好講和，對內防範，對外保密。我記得教務主任蔣守謙多次說過，“新生活運動”的標誌就像打在牛外陰上的壹拳。孫倍武老師經常當著崔的面說，我又罵妳們國民黨了。有壹年，理化生辛星元在青島娶了壹個名叫王鳳英的妃子。她思想進步，知識豐富，對魯迅作品相當熟悉，經常接觸進步學生。當時很多人都知道她是* * *生產黨的地下工作者，但是沒有人告訴任何人。果然七七事變後，她公開了自己的身份。
因為膽小，做了壹些錯事。關於趙津生，他屈服於縣執政當局的壓力，說服他的兄弟趙金成離開學校。學校的勞動老師蔣寶鼎思想進步，傾向革命。他經常教學生唱進步歌曲，比如《路之歌》，還指導學生表演進步劇。1935年元旦帶領學生表演，引起了縣城反動當局的註意。為了防止事態擴大，對學校不利，不允許他們指揮演出。大約在1936年寒假期間，他因為招妓留校的錯誤而被開除。之後，蔣寶鼎到萊陽第二鄉村師範學校任教。
七七事變帶來的厄運。
1937年“七七事變”後，學校照常招收新生。今年報考的人數特別多，達到700多人，而學校只能錄取100人。名單中落榜的人太多了，以至於家長要求學校加自費班。我幾次向省廳請示，都沒有得到批準。壹怒之下，我向何思遠辭職，被留用。經過與教工反復討論，最終決定加開壹個班，增加50名新生。老師們盡職盡責，不收時薪。這時，魯西北的學校開始被命令南移。諸城遠離前線，照常上課。同時做好南進準備，舉行行軍野餐演習，防備敵人空襲，防空洞，防空演習。11月，萊陽省立第二鄉鎮師範專科學校、煙臺省立第八中學、葉縣省立第九中學、蓬萊省立第八鄉鎮師範專科學校部分師生南下，途經諸城，集中在臨沂。沒想到，他們到了臨沂後，負責南遷的省教育廳巡視員吳蘭普死在濟南，無人過問。部分師生經諸城返鄉，給我校師生潑了壹盆冷水，南遷的願望逐漸消失。
12月下旬，侵華日軍占領黃河北岸，政局十分緊張。在這種情況下，學校不得不暫時關閉，教職員工和學生不得不暫時撤離回家。離校時，每個學生帶走壹套課桌椅，每個教職員工把歷年結余的50元送人，只留下崔和崔龍春以及諸城人李澤芳和丁守校。離別前夕，師生們悲憤交加，依依不舍。最後，他們含淚分手。我和老師江澤生、秦文宇、程勝三、莊曉燕、張竹生、張玉潭坐最後壹班車去了吉焦路。後來，崔和崔龍春也離開了學校。1938年春，諸城乃至整個山東被占領，剛剛創辦7年的省立第十三中學因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而不幸夭折。
十三中停辦至今已有四十九年。幸運的是，大部分教師在解放後仍然從事人民教育工作。據我所知，文革前，孫倍武是曲阜師範學院副院長，蔣守謙是師範學院院長，齊哲、顏忠榮是山東師範學院教師，崔、莊小燕、程生三、張仁蘇、徐傑民都是中小學教師。現在這些人除了少數還活著，大部分都死了。那時候十三中的學生，現在都已經進入花甲或者七十歲了。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我們黨、政府和軍隊中擔任重要職務，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每次想到這些，我都感到無限欣慰。
附:本文寫於1986，基於作者的談話錄音和手稿，發表前由本人修改補充。
回憶十三中的學生生活
王喜見
高中畢業的時候，正好趕上13中在諸城開學後的第壹次招生。那時候中學很少，省中學在全省加13個名額，大部分都只是初中。不過省立學校條件好壹些，我能考上這個學校，很幸運。校址是原來的文廟，剛開始設備不全，但是聘請的老師還是挺標準的。我們的班主任孫北武是壹個和藹可親的人。他膚色黝黑，胡須長滿臉頰和鬢角。他教得很好，他教英語和地理。對我們學生來說，英語是最難的課程。他教的很耐心，每天都復習我們的日記和學習筆記，還經常和我們個別談話，詢問我們的家庭情況和學習中的問題。後來才知道，他在抗戰後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入黨了。解放後，任曲阜師範學院副院長。我在1954年的CPPCC工作會議上見過他。
蔣守謙是我們的第二任教務主任，他也教中文。他很瘦，皮膚很白，沒有胡子，講課聲音像女人壹樣刺耳。他在古典文學方面很有修養，在當時的教育界頗有名氣。抗日戰爭後，他壹直參加革命隊伍，並長期擔任膠東公學校長，為解放區的教育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體育老師齊哲，各項運動都有壹定基礎。在他的培養下，學生中湧現出了壹批優秀的運動員，如王國棟的跳高、孫普新的三級跳遠和王貴本的撐桿跳高，都在全省名列前茅。美術老師張玉壇，專業也很好，學生壹會兒活躍素描，壹會兒活躍水彩畫，壹會兒活躍書法，壹會兒活躍軍樂等活動。
雖然我們的校長劉少卿在政治上沒有什麽進步，但他是壹個重視人才並致力於教育的人。他也是兼職數學老師。我當時數學最好，壹直被他看重。全國解放後，他回到濟南，仍在教育領域工作。退休後，他潛心研究花卉栽培，八十多歲身體依然很強壯。
我進入高等學校的那壹年，是九壹八事變發生的那壹年。在各校學生中成立了救國聯合會的組織。有壹次我被選為代表參加壹個小聚會，各個學校的代表也分工。但是以後就沒有活動了，這顯然是壹個符合需求的官辦機構。當時十三中只有兩個新招收的初壹學生。人數很少，而且他們很年輕。在當局的嚴格控制下，無法組織任何活動，所以壹直很平靜。只是在五蓮山暴動那壹年，我們班的壹個同學，趙津生，獨自壹人接觸了這座山，被官兵哨兵抓獲，不久就死在了監獄裏。他的哥哥趙金成被迫輟學，這在學生中引起了壹場風波，隨後平息。
盡管如此，青年學生是熱情的，有理想的。他們上學時，不斷受到進步思想的熏陶。抗日戰爭爆發後，在臨時縣委的領導下，低年級的(魯平飾)、孫守貞(樸峰飾)、(張儀飾)、龔(軍民飾)、王芬(王吉飾)、王乃珍和陳(陳憲飾)、許崇沖等參加了遊擊隊。此外，還有壹批畢業生留在青島等地任教，如王宏建、裴景炎、、鄭等，他們解放後也參加了革命工作。這些是我知道的，但肯定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
十三中培養教育的大批人才，在上層崗位做出了巨大貢獻。如王冬年任濱北行署專員，張毅任航校政委，王乃珍任吉林軍區副司令員，徐渭任部隊政委，陳憲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王洛任濟南軍區政治部部長，孫普豐任青島市委宣傳部長，魯平任膠東日報社社長，龔俊民、王吉長期在中央教育部工作等。他們的成長和十三中壹樣。
在十三中讀書的三年，正是我求知欲強烈，學習打基礎的時期。記得剛入學時，秦老師介紹給我的第壹本書是李的《魯迅論》，那是我第壹次知道魯迅這個名字。後來魯迅的作品《三閑集》、《二心集》、《為了自由》都是大家趨之若鶩的讀，郭沫若、茅盾、郁達夫的作品我們也讀。但是，我當時的學習興趣並不主要在文學方面。我幾乎每天翻壹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世界圖書館。數學方面，我曾經研究過尺子和尺子作圖的問題和伽羅瓦的群論。在哲學和社會學方面，我似乎從來啃不下普列漢諾夫的《歷史的壹元論》這本書和博格·達諾夫的社會發展史，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現在回想起來，十三中是我少年時代求知欲的搖籃，直到今天依然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8年初，我參加遊擊隊，進城，正好在十三中的空大院裏，校舍也不再管了。盡管我很忙，但我也發現了堆滿淩亂書籍的小屋。此時，我已無暇去把握宇宙的無限奧秘。臨走的時候，我只勉強帶走了兩本厚厚的書，壹本是中國各省的詳細地圖，另壹本是範長江的《中國西北角》。當時我就想，我們可能會遊遍全世界，可能會爬雪山過草地，可能會去延安，所以我就把這兩本書帶在身邊，壹直帶在身邊。
抗戰勝利後，我每次來諸城縣，總要去看看母校舊址，那裏有我少年時的美好生活。第壹次是1946年，十三中的家鄉破敗荒涼，除了多幾間日本人用膠合板蓋的房子，還沒拆。第二次是1963年，十三中舊址改造成師範學校，大部分房子都重建了，除了後面的“九間房”，那是我們當年的學生宿舍，我曾經在那裏度過了幻想的少年時代生活。第三次是最近，舊的痕跡都沒了，但我和幾個老同學還是進去散了散步，重溫了壹次幼稚的中學生活。(作者時任山東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
滿懷激情地談論妳的母校
龔俊民
每當我回憶起我過去幾十年的革命生涯，我很自然地把它與省十三中聯系在壹起，省十三中在我的青春成長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今天，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回憶起我的母校，但畢竟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很多東西已經忘記了，只能做個總結性的交代。
(1)
省立第十三中學於1931年在諸城創辦，當年秋季開始招生。壹級有兩個班，80名學生。當時學校是煙臺(八中)、益都(十中)、臨沂(五中)、泰安(三中)排名最後的壹所中學。她為諸城、高密、交縣、安丘、沂水、莒縣、日照等地的青年就近就讀提供便利條件。那年我十六歲，剛好從縣城第壹小學畢業。能夠不出縣城就在省立中學讀書，我自然非常高興。
學校開辦時(直到最後)，校長是，教育局長是孫在恒，後來是蔣守謙和訓導主任崔。第壹任事務局長尹惠權，當年冬天用木炭取暖，死於壹氧化碳中毒。他的繼任者是崔龍春。師資力量比較強，很多都是北師大畢業的。校舍是在老文廟的地址上新建的。老房子只能供少數平房使用，如大成殿、明倫殿、藏經閣、“九房”等非孔廟建築。新校舍的建設始於1931年春天，到1934年第壹批學生畢業時，除了教職工宿舍和辦公樓，已經有六間教室了。學校設備是從零開始添置的。理化儀器少，連老師上課都不能滿足實驗的需要，更別說學生自己做實驗了。雖然圖書館也是新建的，但是發展很快。除了訂購壹本《萬物有靈》之外，學校還非常註重購買當代名著。只要是魯迅、郭沫若等進步作家的作品出版，學校書架上大多都能找到。初中的課程負擔不是很重。課後，我貪婪地閱讀許多名著，我對魯迅的作品特別感興趣。他的戰鬥散文，像《銳擲》、《搶奪》、《匕首》等，讀起來很刺激。壹個16、17歲的孩子，社會經驗極其膚淺，他的作品裏有很多他看似理解或者根本不理解的含義，但他壹直在認真閱讀。從那以後，我對魯迅的作品產生了愛好。直到接下來的幾年，誰聽說他的新書出版了，總是借或者買回來看。當然，我也看壹些對年輕人沒什麽好處的書。但總的來說，我初中三年的課外閱讀，從寫作到思考，都得到了壹些教訓。
(2)
壹般來說，學校從領導班子到老師都是認真辦學的，選擇的教材要求也很高。比如英語是啟蒙的英語讀本，算術是啟蒙的教材，幾何是“三S”幾何，語文是自選講義，其中古典文學占壹定比例，現代作品多為名著。學校非常重視學生語文讀寫能力的培養。除了課堂教學，還指導學生辦墻報，進行作文比賽，讓學生受益匪淺。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在語文、數學、外語方面打下了壹點基礎。
壹般來說，舊社會的學校都是鄙視勞動和勞動者的，更不用說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了。但是十三中更重視課外勞動。剛剛創辦的老文廟，到處都是廢墟和碎磚，連壹塊平整的土地都很難找到作為操場，於是學校組織學生利用課余時間清理廢墟，平整場地，親手修建籃球場和網球場。這些義務勞動不僅節省了學校的開支，也加快了學校的進度。更重要的是，學生們在工作中受到了教育和鍛煉。後來，當我們漫步在寬闊的操場上時，常常會有壹種舒服的自豪感，因為那裏面飽含著我們辛勤的汗水。在義務勞動中，劉少卿總統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通常穿著西裝，手上戴著金戒指。雖然講究排場，但每次工作，他總是脫下西裝，拿起工具，和同學壹起工作。這對全校師生來說，無疑是壹次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