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壹個消息來源: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新興的分子考古學為最終解決這壹問題提供了切實有效的幫助。分子考古通過提取各種遠古生物的DNA，對比其測序結果，可以找出內部的親緣關系，結論具有很強的科學性。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的、與中國醫學科學院的楊、劉春雲合作研究“分子考古學”課題時，契丹後裔的研究被列為重要內容。課題組先采集了達斡爾族、鄂溫克族、蒙古族、漢族等民族的血樣，然後南下雲南保山，提取了“我”的100份血樣，再取道四川樂山，在那裏從內蒙古耶律玉家族墓出土的契丹女屍中提取了壹小塊標本。在完成契丹遺骨、達斡爾人、蒙古族、鄂倫春族、漢族和雲南“我”的DNA測序後，課題組進行了嚴格的比對試驗，最終得出結論:在達斡爾人、鄂溫克族、蒙古族和漢族中，達斡爾人與契丹人的親緣關系最近，而雲南保山施甸的“我”與達斡爾人的父系起源相似。跟隨女真族蒙古到處打仗，契丹後裔散居全國。
達斡爾族歷史文化悠久，具有豐富的內涵和獨特的民俗文化。達斡爾族民俗是達斡爾族人民在日常生產生活中處理具體問題的真實觀念和行為。它具有壹定的穩定性和典範性，代代相傳，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發展。清代達斡爾族形成了以農牧漁獵多元化經營為基礎的民俗文化，既保留了古老的民俗內容，又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完善，具有綜合體現農牧漁獵經濟因素的民俗文化特征。這在眾多民族中並不多見，是達斡爾族對人類民俗文化的獨特貢獻。到20世紀初，生活在嫩江中上遊的達斡爾族仍全面保持著本民族原有的民俗文化，而生活在其他地區的達斡爾族，受生活環境和生產方式變化的影響，雖保持著本民族原有的民俗文化，但已形成了適應當地環境和經濟條件的民俗文化。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達斡爾族民俗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此，根據我們不完全的調查材料，對達斡爾族民俗在近代的傳承與變遷進行簡要論述。
壹、達斡爾族民俗的傳承與變遷
(1)生產習俗與經濟發展
根據我們在莫旗和紮蘭屯達斡爾族聚居區的調查，達斡爾族經濟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變化，已經改變了傳統的多種經營的經濟特征，形成了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以莫旗騰克鄉的特莫胡珠村、莫旗西瓦圖鎮的雙龍堡村、紮蘭屯市達斡爾族鄉的巴圖村為例。
特莫胡珠村地處偏僻，是典型的山村。1997有103戶，人口475人，其中達斡爾族90戶，鄂溫克族4戶，蒙古族3戶，漢族6戶。20世紀三四十年代，村裏的達斡爾人在呼倫貝爾草原上從事農耕、狩獵、卸貨、制作輪車換馬等多種經營。據我們所知，這裏30年沒有排，20年沒有大輪式車輛，10年沒有大輪式車輛。
1982實行生產責任制後，農業成了這裏最主要的生產方向。1982，全村耕地面積4000畝，生產隊有拖拉機兩臺，頭畜150頭。到1997，村裏壹個土地多的家庭就有100多公頃(1000畝)的耕地，這是過去壹個生產隊的耕地量。村裏有4萬畝耕地，300頭大牲畜，100多只山羊，95%有奶牛，壹半以上有馬，主要用於騎行。村裏的主要農作物是大豆，占耕地面積的80%以上，其他還有小麥、玉米、谷子。村裏有16大型拖拉機，40多臺小四輪拖拉機，還有播種機等配套機械。70%到80%的耕地用播種機，也有機器翻地。去地的時候只用牲畜。大多數家庭已經在沒有牲畜的情況下耕作了十多年。過去，在生產隊，沒有足夠的食物。在好的年份，每個人可以獲得360公斤的食物，在大多數年份，他們吃回賣的食物。現在家家賣糧。人均收入達到15600元。
這裏仍然保持著在花園裏種植蔬菜和玉米的傳統，但種植煙葉的人明顯減少了。原因是買煙葉的人少，中青年人抽的多。種煙葉的人也是壹次種夠兩三年的煙葉，隔年種，或者買別人的煙葉。
雙龍堡村是滿洲占領時修建的。當時以農業為主，也有畜牧業和排水業。1997共有58戶264人，其中達斡爾族51戶，漢族7戶。耕地9470畝，人均耕地面積從1989年的13.5畝增加到1997年的近36畝。六七十年代還種植蕎麥、小米等傳統作物。到1982，以谷子、玉米、小麥為主，少量種植谷子、蕎麥、燕麥。1983土地承包到戶後，開始以播種大豆為主。1997全村大豆種植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90%。小四輪拖拉機32臺，大型拖拉機1臺，耕作基本實現機械化。這個村子從1984開始使用除草劑，從1990開始廣泛使用。1986以後，很少用牛馬耕地了。村裏1983賣了20萬斤糖，1996賣了近200萬斤糧食。
1989年，這個村的放牧率超過120。1997共有牲畜47頭，其中馬7頭，其余為牛，其中牛80多頭。基本上每家每戶都養豬，平均兩頭打獵。以前家家種黃煙，家家賣幾百斤黃煙。由於銷路收窄，80年代以來黃煙基本不賣了，黃煙種植也逐漸減少，從65438到0997村裏只有五六株。1996、1997年，村裏有兩三戶人家開始種植菇娘(植物名)，畝產可達120公斤，效益可觀。
巴圖村是由40年代初從齊齊哈爾遷移過來的達斡爾人建立的。當時以農業為主，同時從事狩獵和制造大型輪式車輛。1997，278戶，人口1167，其中達斡爾族57戶，人口210。全村9866畝耕地，70%種大豆，10%種玉米，5%種葵花、白瓜、甜菜。在20世紀80年代，黃色煙草曾經是壹種重要的經濟作物。每家平均種壹畝黃煙，產量六七百斤。從1990開始，黃煙銷量減少，現在只有少數人種植。全村共有奶牛310頭，其中奶牛146頭，馬221匹，羊770只。牲畜也被用來耕地和拉車。全村擁有小四輪拖拉機、播種機、自動犁的有40戶，占總戶數的14%。
上述三個村落的生產基本情況，反映了大興安嶺東麓達斡爾族的生產現狀和生產民俗的變遷。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達斡爾族經濟從傳統的農牧漁獵多種經營轉變為以農業為主的經濟。
2.達斡爾族農業經濟本身也在經歷著歷史性的轉變。首先是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轉變。其次，農業生產的科技含量和機械化程度日益提高。
3.畜牧業和經濟作物種植在農業條件下相應發展起來。各地養的牲畜增多，出現了養十幾頭甚至幾十頭牲畜的大戶。發展畜牧業具有充分利用自然條件、農牧結合的優勢，應成為達斡爾族經濟發展的重要方面。發展經濟作物對調整種植結構和增加收入是必不可少的。
(2)服裝習俗
達斡爾族有穿長袍皮衣的習俗，傳統服飾在用料、款式、裝飾上都有自己的民族風格。直到20世紀50年代，達斡爾族還保持著相對完整的傳統服飾。到了20世紀70年代，老年人仍然穿著長袍，人們穿著用麅子腿的皮制成的“Qikami”(靴子)。當時達斡爾族婦女制作的“齊卡米”很有市場。到了90年代，達斡爾族聚居區已經沒有人穿傳統民族服裝了。據我們所知，在達斡爾族中，至今仍有穿民族服裝作為已故老人壽衣的習俗。此外，傳統民族服飾也成了存放在櫃子裏的“文物”。
隨著近年來對民族文化活動的重視，達斡爾族服飾也在傳承中得到發展，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壹，舞臺服裝。在各級文藝演出中，只要表演達斡爾族的歌舞，演員都穿著達斡爾族風格的服裝。舞臺服裝經過專業人士設計，在款式、風格、色彩、裝飾等方面突出了民族特色和審美藝術性，增強了時代氣息。這種傳統服裝得到了改進和發展。二是運動服。莫旗達斡爾族等少數民族青年組成的* * *棒球隊，參加比賽和表演時都穿著有特色的運動服。第三是禮儀服裝。出席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CPPCC等重要會議的達斡爾族代表和委員，在會議期間總是穿著民族服裝。在莫旗等達斡爾族聚居的地方，在壹些禮儀活動中，主持人和服務人員往往穿著民族服裝。第四是大眾娛樂活動的服裝。在群眾性的民間舞蹈表演和娛樂活動中，參加者都穿著民族服裝。在莫旗40周年慶典開幕式表演和敖包集市表演中，與會者所穿達斡爾族服飾款式和色彩達到了壹個高峰。這些都表明，達斡爾族服飾已經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和勞動中，並開始主要用於展示民族文化和民族風格。這個展覽暗示了人們對民族服飾標誌作用的認識和民族文化的回歸。
(3)飲食習俗
達斡爾族傳統飲食中的主食是小米、蕎面、燕麥片，副食是肉、奶、菜、野菜，口味多樣，具有民族特色。20世紀後，白面、小米、玉米進入達斡爾族的飲食。這些主食與傳統飲食相結合的飲食習俗基本維持到70年代。
農村生產責任制實施20年來，達斡爾族的飲食生活發生了變化。白面和大米在主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大於小米和玉米，已經構成了主食含量的變化。在農村，相當壹部分達斡爾族家庭出售自己種植的大豆，然後購買白面粉和大米，成為主食的來源。在上述兩種變化的同時，傳統的飲食習俗也在傳承，並以其獨特的風味為人們所留戀和喜愛。用新鮮酸牛奶做米飯、煮“脫骨列”(牛奶煮面條)、煮“昆比勒”(柳芽)等野菜、吃傳統鹵菜的傳統方法，“Indison Nouva”(蔬菜粉)、“Wazire Larry”(牛初乳粥)等仍被保留。在農村，仍有壹些達斡爾人種植少量的小米、蕎麥和紫蘇。
烹飪設施發生了變化。雖然很多人還保留著大鍋做飯的習慣，但是新房都是多竈小竈，用小鍋和炒菜勺做飯。夏天，個別家庭也像城裏人壹樣用液化氣做飯，用冰箱儲存食物。在特莫胡珠村，十幾家都有冰箱和冰櫃，電話1997。
(4)生活習俗
新中國成立後，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大多數達斡爾族農牧民的住房基本保持著傳統習俗。這壹時期建造的房屋繼承了土木結構和傳統風格。怕房子的南墻是磚砌的，或者屋頂貼瓷磚，窗戶裝玻璃。改革開放20年來，達斡爾族村落和院落整體上仍保持著原有的格局和風貌。但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達斡爾族的生活習俗也發生了壹些變化。主要是在住房的建設上，壹是改變傳統住房的內部結構。有的人把原來房子的北炕或者南炕拆了。北炕拆了以後，放上了組合家具，南炕還是很受尊重的。拆南康的人被放在書桌和電視櫃上。有人在室內建了防火墻，改變了冬天只靠炕和火盆取暖的方式。因為幹炕不是用來加工小米和蕎麥的，所以很難看到以前基本家家都有的“Elwu”(池炕)。第二，新建的住房不再是傳統的外觀和內部結構，而是從過去的基本壹致的結構變成了多樣化的結構。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建房屋多為磚結構，正面、側面、背面均有開門，門外建有門廳。室內隔斷結構多樣，北屋有廚房、貨倉、衛生間，南有客廳、起居室。雖然火炕仍然是為老年人建造在室內，但年輕人已經在使用木床、鐵床和防火墻或地暖來取暖。雙龍堡村58戶14是磚房，5戶是磚房，都不是三面炕結構。在巴圖村的57戶達斡爾族家庭中，只有四五戶住在舊式的三面炕屋裏。
村民的構成也在發生變化。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由於土匪和強盜的騷擾，以及依靠親戚和朋友維持生計，哈拉和莫昆的其他成員正在搬進結構單壹的傳統村莊。時至今日，雖然原村民的後裔仍居住在他們的村子裏，但大部分達斡爾族村落已經成為“哈拉”和“莫昆”大部分成員居住的村落。壹個村莊屬於某個“哈拉”或“莫昆”的概念正在消退。同時，其他民族成員在達斡爾族村落定居，達斡爾族居民在其他民族村落定居。比如特莫乎珠村，原來是恩恩哈拉建立的村落，現在的哈拉成員比較多，有莫力登(孟)、敖拉(敖)、蘇都傑(蘇)、郭伯勒(郭)，還有鄂溫克族、蒙古族、漢族居民。雙龍堡村51個達斡爾族家庭中，約有壹半是建材Moridenhala的居民，其余是其他hala的居民。
(5)交通習俗
達斡爾族傳統的水上交通工具是木槽船和木板船，在淺緩的河流中架設渡口，在小河上架設橋梁。陸上交通工具包括雪橇、滑雪板、騎馬、輪式車輛、單輪車等。其中，大型輪式車輛是最常用的。它曾經是山區和草原最先進的交通工具。
新中國成立後，達斡爾族地區的交通有了很大的發展。到了70年代，農村牧區的生產隊雖然有了人力車和拖拉機，但使用最多的還是大輪式車輛。到80年代中期，莫旗已經很少有人使用大型輪式車輛，小四輪拖拉機是個人的主要運輸方式。改變了單純依靠畜力運輸的局面，開始以機動車為主要交通工具。1997年，特莫胡珠村有大型拖拉機16輛，小四輪拖拉機40輛，吉普車4輛，摩托車掛車8輛。在實行生產責任制之前，莫旗騰克鄉提古拉村只有兩臺大型拖拉機和47頭奶牛。1997全村58戶有大型拖拉機22臺，小四輪拖拉機56臺，吉普車8輛，東風轎車2輛。雙龍堡村58戶有32臺小四輪拖拉機，7臺摩托車。從1995到1997，村裏投資15萬，修建了壹條5公裏的公路穿村而過。村裏壹個達斡爾族家庭自己買了輛面包車做客運，往返於雙龍堡村和莫旗政府所在地尼爾基之間。莫旗西瓦圖鎮小庫莫村71戶有小四輪拖拉機32臺，大型拖拉機9臺，吉普車2輛，達斡爾族1戶從事客運，往返於卓洛尼村和尼爾基之間。
㈥文化生活習俗
達斡爾族有舉辦歌舞晚會、評書會、古典文學翻譯會、體育、娛樂等活動的傳統，傳統文化生活內容豐富。直到20世紀60年代，在壹些達斡爾族村落，人們還在講民間故事，舉行傳統歌舞晚會，孩子們進行玩“哈尼卡”(紙娃娃)、剪紙車馬、打曲棍球、放雪橇上山、下圍棋等傳統活動。隨著壹些民間藝人的去世和人們現代文化生活的不斷豐富，目前達斡爾族文化生活的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其中，既有傳統文化生活的延續，也有新的文化生活內容的增加。
1.傳統文化生活的延續
農村牧區講民間故事的活動壹般延遲到六七十年代。近年來，達斡爾族村寨沒有開展講民間故事的活動，也沒有人翻譯滿族古典文學。個別懂滿語的老人也看滿文書籍，但只是個人文化興趣。我們從西瓦圖鎮雙龍堡村、小庫莫爾村了解到，在春節、三八婦女節、五四青年節，人們仍然組織人們聚集在寬敞的家庭裏唱民歌、跳舞蹈。組織者還準備了瓜子、糖果和飲料。有時候，鄰村的達斡爾人也會互相邀請，在自己的村子裏舉辦舞會。1992調研期間，觀看了莫旗庫魯其鄉71建黨周年文藝匯演，幾個節目是達斡爾族民間舞蹈《魯孜格勒》和民歌演唱。鄂溫克族自治旗巴彥塔拉達斡爾族鄉文化站也開展了達斡爾族民間舞蹈培訓活動。他們在節假日舉行歌舞晚會，不僅家鄉的牧民參加，附近巴彥托海鎮的達斡爾族也參加。
打曲棍球是達斡爾族具有民族特色的體育活動。直到上世紀60年代還在農村青少年中廣泛傳播，90年代以來已經大幅減少。1974年莫旗成立業余男子曲棍球隊，1976年成為正式隊伍。隨著國家體育部門的重視，古老的達斡爾族曲棍球成為中國的正式運動，填補了空白。達斡爾族地區成為中國現代曲棍球的發源地。從1978到1997，代表黑龍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參加全國比賽30次，獲得冠軍22次，亞軍8次，精神文明運動隊6次，代表國家隊參加國際曲棍球比賽和來訪比賽，包括球員。1982年，擁有10名運動員的國家隊獲得首屆亞洲杯第三名，五星紅旗第壹次在國際樂壇升起。球隊老動員退役後，被多個省市體委聘為教練，為國內曲棍球的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65438年至0980年，莫旗建立了中國第壹支以達斡爾族姑娘為主的女子曲棍球隊，為女子曲棍球在中國的興起起到了開拓作用。
目前，在全國各地達斡爾族舉行的敖包節等節日中，打曲棍球，還舉行摔跤、賽馬、拔棒、摔頸、鹿棋等傳統體育項目的比賽和表演。
2.文化站的活動
調研中，我們走訪了鄂溫克族自治旗巴彥塔拉達斡爾族鄉文化站。他們在組織文化活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這在壹定程度上反映了現代達斡爾族農牧民文化生活的發展趨勢，即從自發的民間組織到專門的機構，從幾項活動到豐富的內容，從傳統方式到現代趣味。
巴彥塔拉達斡爾族鄉文化站成立於1981。1984建了壹個土建結構的站房。1987修建了壹座250平方米的磚結構站房。文化站由上級撥款包幹經費，0年1991000元，1992 15000元，1997 25000元，有活動室、閱覽室、廣播室。有手風琴、電子琴、二胡、吉他、架子鼓、喇叭、高音喇叭、照相機、音箱、臺球、乒乓球臺、500多種書籍、報刊。文化站積極開展文化活動，包括:舉辦舞蹈、交誼舞和達斡爾族民間舞蹈。為小學生舉辦繪畫課和展覽。1991小學生繪畫展作品58幅。業余歌手大賽基本每年舉辦壹次。1992第三屆業余歌手大賽有15名選手。1997的歌手大賽有20人參加。舉辦展覽。舉辦了紀念香港回歸中國、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圖片展以及民族風俗圖片展。舉行傳統交通工具馬拉爬犁比賽，賽程10裏。舉辦畜牧科技培訓班。1997培訓的內容是草地改良、牛羊飼養管理，五六十名牧民上課。在1996和1997舉辦了兩次文化節。1997文化節期間，舉辦了歌手大賽、達斡爾族民間舞蹈大賽、兒童歌手大賽、兒童繪畫大賽、夏薇鹿棋大賽、曲棍球大賽。文化站還收集了民歌，邀請了村裏著名的民間藝人那銀泰演唱達斡爾族歌曲，並錄制了幾盤磁帶。文化站活動的開展，繼承和弘揚了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豐富了牧民的文化生活，陶冶了人們的情操，對維護社會秩序，促進全鄉兩個文明建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廣播電視的發展。
以莫旗為例，大致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後達斡爾族地區廣播電視的發展。在莫旗，1954設立了電臺。有線廣播站成立於1955。1956電臺的喇叭延伸到所有鄉鎮。從1958開始，就有達斡爾語和漢語的自制節目播出。1982配有無線廣播。1984電視臺成立。有線電視臺建於1993。1998全旗有17個電視差轉臺，136個有線電視臺。廣播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96、15的全旗鄉鎮廣播，有9500個高音喇叭，有的村還有高音喇叭。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播的作用已經減弱，同時具有音頻和視頻的電視變得更容易被接受。偏遠達斡爾族村落的電視也能快速了解世界大事，獲取生產科技文化信息，享受現代文化生活。據我們調查，1995騰科鄉開通了有線電視，全鄉電視普及率達到85%左右。鐵木乎珠村103戶只有少數沒有電視機，大部分是彩電。1989雙龍堡村42戶有28臺電視機，1997村58戶有電視機，其中彩電占60%。
(7)民間信仰和習俗
歷史上，達斡爾族信仰薩滿教。薩滿教因其神職人員被稱為“薩滿”而得名。它是壹種以萬物有靈論為基礎，以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等多神崇拜為內容，以壹定的祭祀活動為表現形式的原始宗教。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薩滿教對達斡爾族影響很深，成為人們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壹部分。它對達斡爾族的風俗習慣、民間文學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科學文化知識提高，醫療衛生條件改善。薩滿教在達斡爾族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削弱。但在農村牧區的達斡爾族中，仍然存在著不同形式的民間信仰活動，如祭神、請亞德幹(即薩滿)或巴格其(亞德幹的助手)跳神、祭至寸、祭敖包等。
在特莫乎珠村，我們拜訪了壹位從事民間薩滿活動的男子。他六十多歲了。他說他年輕的時候，村裏有五六個賈德金，男女都有。不再是了。他不是傑根本人，而是壹個八旗人，經常受本村和其他村的人邀請進行祭祀活動。據說在村子的西北山上建有壹座供奉“牛馬之王”的神屋，被認為有益於村子裏的牲畜，保持風調雨順。在這個村子裏，我們可以看到壹些人在他們的花園裏為神建造了小木屋，我們也可以在人們的家中看到西墻上的神。1997 7月19日，我們在特莫乎珠村趕上村裏祭拜敖包求雨。當時壹個多月沒下雨，旱情嚴重。祭拜者先祭村南河，再祭村西山頂，最後祭村西北山後坡敖包殺雞獻酒。祭祀結束後，大家用鍋和桶從敖包旁邊的泉水中取水，互相潑水。第二天早上11，開始下大雨。
這種求雨儀式活動在壹些村落中也有，人們認為即使求雨後不久不下雨，也起到了躲避冰雹和蟲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