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教育產業化”的理論爭論
教育產業化理論並不“邪惡”。在計劃體制下，長期以來，我們只強調教育的公共性和公益性，進而認為教育只能由政府投資舉辦，形成了國家壟斷、包辦教育的尷尬局面。教育經濟學和人力資本理論的引入使我們認識到教育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提供的是壹種準公共產品，公共部分由政府購買，私人部分由受益者購買，作為個人的自我投資。在提供教育服務方面，學校和學生之間的關系也是交易性的。對國家來說，教育不僅是壹項公益事業，也是壹項經濟回報率很高的戰略性產業。教育的發展需要打破封閉，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建立多元化的資金渠道。
發達國家從65438年到0980年，以及最近日本的改革，稱為“高等教育市場化”，即通過引入市場機制來改變政府過度幹預的治理模式，增強高校適應市場需求的能力，提高教育的效率和效果。其主要內容包括:降低國家-政府對高等教育經費的投入比例，增加非國家(包括市場、個人和家庭)對高等教育的投入；加強高等教育與私營經濟部門和工商界的聯系；加強私立高等教育機構的作用。
在許多國際組織的統計分類中，教育被歸為“服務業”和“第三產業”。在1992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中，教育被明確列為第三產業，是“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影響的基礎產業”。《決定》提出，建立以產業化為方向的動態自我發展機制，堅持誰投資、誰擁有、誰受益的原則，第三產業包括教育產業。提倡教育產業化的觀點把它作為最重要的論據。我國教育主管部門的基本態度是承認教育具有產業屬性，尤其是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和留學教育。但從維護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發，我們反對提及“教育產業化”，認為所謂“轉型”就是徹頭徹尾的意思。
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教育具有壹定的產業性質，在教育中引入壹些市場機制來增強活力，提高效率，個人分擔壹部分教育成本等壹些理念應該說已經被社會普遍接受。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教育產業化”，我們都有* * *這些方面的知識，爭論主要在於對教育產業“產業化”和“非產業化”的理解。我認為這種文字之爭實際上並沒有更大的理論意義，反而削弱了我們對這壹過程的實際關註。
雖然我們的官方政策沒有提到“教育產業化”，但實際上“產業化”問題嚴重，這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所沒有的。壹種理論的現實命運不是由討論或態度決定的，而是由現實的社會需求、價值取向和利益博弈決定的。
第二，“教育產業化”的現實性表現在事實層面，對於哪些行為和內容屬於“教育產業化”也有不同的看法。當我們使用這個詞時，我們的意思實際上是不同的。
狹義上主要指學校舉辦的企業、科技、服務類校辦產業。中小學校的校企在1980年代流行了壹段時間後就沒落了，在1990年代全民經商的氛圍下，高校掀起了壹股辦學、辦企業的熱潮。曾經有很多公司和老師下海，這是壹個很大的景象。截至2000年底，全國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業近2100家。截至2001年末，全國高校上市公司33家，其中滬深兩市上市公司29家，總市值約占深滬兩市總市值的3%。
這個成績背後的事實是，像北大方正、清華同方這樣的企業屈指可數。校辦企業大多無利可圖，高校覺得風險巨大，無利可圖。由於企業經營不規範，校企不分，產權不清，校企難騎虎難下。特別是企業文化與校園文化的沖突，商業化價值對大學精神的侵蝕，教育行為的扭曲非常明顯，影響了高校正常的教學和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進行校企體制改革試點，明確學校與企業的關系，最終徹底分離。宣布這壹政策的結束。
教育產業的發展還指民辦教育、開發性教育培訓、留學教育等教育市場的發展。的確，民辦教育本應是教育產業化最重要、最主要的力量。雖然近十年來民辦教育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仍然很薄弱。2002年，民辦小學學生僅占全國小學生總數的1.83%；民辦普通中學學生占0.9%，職業中學學生占1.25%。有學歷文憑頒發資格的民辦高校學生32萬人，僅占高校學生總數的2.2%；即使算上民辦高等教育機構的各類學生(包括大量高考失利的導師)，也只占9.6%。與1950中的規模和水平相比，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幾乎無法相比。民辦教育缺乏與公辦學校平等競爭的政策環境，產權不清、難以保障，成為制約民辦教育發展的重要問題。
廣義的教育產業化壹般是指用市場手段擴大教育資源，用市場機制“管理”教育的各種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通過各種渠道籌集教育經費和支付大學費用。中國農村的“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主要靠集資辦學支撐。所謂“民教民辦”，農民自己買單。
近年來，隨著農村稅費改革和學校“壹費制”的實施，許多地方的義務教育陷入了難以為繼、前所未有的困境。1997，全國高校實現“公派生”和“自費生”合並。高校學費標準從198快速上漲到1000元，現在4000-5000元以上。加上其他費用和生活費，大學生的實際支出要高很多，大概相當於壹個城市的壹個職工。於是，就出現了占大學學生總數20%左右的“差生”，每年都有家長因為交不起學費而自殺。雖然國家有“獎、貸、勤、減、補”五種方式幫助貧困學生，但由於種種原因，以國家助學貸款為主體的資助方式難以大規模推廣。
不難理解，近年來教育產業的發展有其積極價值，如教育培訓能力的擴大、效率的提高、教育經費來源的多元化、教育服務和教育消費觀念的形成、教育市場和教育選擇性的出現、學校與政府、社會與學生新型關系的建立等。
但是這個過程的缺點和成本同樣巨大。教育資源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場與過時落後的體制相連，出現了各種“尋租”活動，導致教育行為扭曲，教育腐敗無數。各種價值觀模糊、產權模糊的“改革學校”，如“民辦學校”“公辦學校”，實行“壹校兩制”的“學校中校”“二級學院”等。，利用國有資源和名牌賺大錢。社會腐敗對學校和教育的侵蝕，接連發生的高考舞弊案、學術抄襲案、“文憑泛濫案”，逐漸制度化的權學交易、錢學交易，人為制造的“擇校熱”和巨額“擇校費”，以及嚴重的教育亂收費，導致學校的功能和面貌發生變化，教育的社會形象和公信力受到嚴重影響。輿論對“教育產業化”的強烈批判和否定，正是基於這種最廣義的理解，即學校圍繞管理和創收而引發的種種怪事和亂象，都歸於“教育產業化”。由於教育產業和高等教育市場化在理論上有特定的內涵，我更傾向於將上述弊端歸結為“單壹財政視角”改革的後果，這也是我們當前特別需要了解和分析的。
第三，對“單壹財務視角”教育改革的思考
在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的背景下，教育部門多年來壹直在進行壹項被稱為“財政視角”或“經濟路線”的改革。其主要動機是彌補教育經費的不足，興奮點集中在創收、管理、改制、上市、產權、市場化等問題上，以增長和效率為主要追求，而對教育公平和質量缺乏關註。在很大程度上，經濟話語。所以現實生活中就出現了這樣強烈的反差:壹方面，教育的數量和規模增加了，人們受教育的機會顯著增加；與此同時，教育越來越昂貴和奢侈，享受“優質教育”越來越成為金錢和權力的較量。壹方面，各級教育發展達到歷史最好水平；與此同時，教育價值的失衡、教育行為的失範、教育質量的惡化，使得公眾對教育的評價跌至20年來的最低點。
“單壹財務視角”教育改革的局限性和後果已經凸顯。因此，我們需要深刻反思，重新認識教育發展和改革的基本規律和價值，認識政府在市場環境中的教育職能和行為取向。
1.教育的健康發展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維護教育公平的基本價值。
隨著市場經濟環境下學校與社會、教育與經濟的關系越來越密切，防範和防止市場價值對教育功能和價值的異化，維護教育的人文性、公平性和純潔性成為當前教育面臨的基本挑戰。我們不能不看到，壹些學校被迫創收的壓力，正在成為主動謀利、形成某種利益集團的動力(最近北航的招生醜聞就是壹例——編者註)。在以經濟利益為主要追求的教育活動中，壹些地方把重點學校作為地方財政的來源；很多地方通過政府幹預，設立完全脫離中國國情的昂貴的“重點學校”、“示範學校”(建壹所高中往往要幾千萬、壹億、兩億甚至更多)，以高收費的方式將債務轉嫁給學生家長。同樣，如果民辦教育盈利是不合理的，那麽擁有優質資源的公立學校用政府資金大規模盈利是允許的嗎？
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逐漸被遺忘的教育目的和政策，了解現代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道德基礎，了解義務教育和公立學校的本質功能。我們需要重申教育價值觀，尤其是社會公正和教育公平的價值觀，這是人類文明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國所遵循的，以避免教育改革陷入壹種傲慢和唯利是圖的價值真空。
2.明確政府教育職能的定位。
政府最重要的教育責任是依法履行實施義務教育的義務；教育最重要的功能是建立和維護市場環境下的教育秩序，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等措施保證教育公平。多年教育經費不足的現實，是迫使學校自生自滅，教育走“產業化”道路的根本原因。解決教育經費危機的根本途徑是政府承擔自己的教育義務。鄧小平曾經說過，“我們應該盡壹切可能在其他方面保持耐心，甚至犧牲壹點速度來解決教育問題”。這是小平同誌至今沒有真正實現的遺願之壹。保證教育經費的投入，甚至降低壹些經濟增長率，搞好義務教育和農村教育，都是重要的內容。
現代國家教育政策的基本價值和政府的主要職能是促進和保障教育公平，幾乎無壹例外。教育不能“劫貧濟富”，沒有壹個政府以扶持強者、制造和擴大差距為其教育政策。以傾斜的政策人為制造和擴大學校之間的差距，移植泡沫房地產開發的思路，把打造豪華昂貴的“素質教育”當成政績工程和既得利益，是典型的反教育行為。要真正落實基礎教育均衡的原則，而不僅僅是作為壹個時髦的口號。
3.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途徑是改革宏觀教育資源配置。
以提高教育效率、擴大教育資源為目的的“教育產業化”，如果不在高端和宏觀層面放開教育資源，打破政府壟斷，將危機分散到終端，在微觀層面“搞活”學校和教師，必然是畸形的、不健康的。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途徑是打破教育資源壟斷，吸引社會資金流向教育，使教育成為全社會參與的事業，建立民辦教育與公辦教育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促進民辦教育良性發展。
況且，沒有壹個國家可以壟斷和獨占高等教育。正如很多學者所建議的，在教育經費有限的情況下，壹個可行的選擇是政府集中力量辦壹批優秀的高校，讓部分高校轉制，用政府教育經費的盈余來支持義務教育。
4.要提高教育效率和質量，就必須推進教育管理體制改革。
政府承擔了過多的責任，教育決策中行政管理和行政長官意誌的弊端嚴重。它與扭曲的教育市場相結合，很容易成為教育腐敗的溫床。因此，必須使教育改革超越單純的財政視角，進入更實質性的管理體制和辦學體制改革。在當前的制度環境下，推進管理體制改革，減少冗員和政府，建立信息公開、社會參與的民主管理，不僅可以有效降低教育成本，提高效率；也是市場環境下提高教育質量、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徑。